警惕中国“新文科”陷入误区：美国学界三次大辩论的警示｜文化纵横（上）

高柏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自启蒙运动起，欧美的社会科学就倾向于把自己的历史经验，概念化为普适理论。带着这种分析框架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们，进入一个国情完全不同的国家进行田野调查，必然面对本国主流理论与研究对象国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经常成为区域国别研究者挑战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强大推动力。

随着“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大学被定为一级学科，一场大讨论在中国学术界悄然兴起：这个学科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应该如何发展，发展动力是什么？它应该如何处理与传统学科的关系？它与研究对象国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田野调查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学科之间关于田野调查的理解为什么不一样？田野调查在界定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关系时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本文回顾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轨迹，通过分析其中三次大辩论，揭示区域国别研究背后的发展动力，以及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与社会科学学科、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和结构条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三次大辩论包括：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相对主义对欧美区域国别研究中根深蒂固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批判，20世纪50—70年代现代化理论和行为主义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论，以及冷战后美国政治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与其他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社会科学学者之间的辩论。这三次辩论的焦点都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田野调查更是首当其冲。

这些辩论表明：第一，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无论是在19世纪的欧洲还是20世纪的美国，都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背后最强大的推动力。第二，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之间有天然的、经久不衰的张力和矛盾。第三，区域国别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和现实，与渗透于主流理论中的我族中心主义，经常有较大的背离。

本文原载“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原题为《理论和方法之争，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史上的三次辩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理论和方法之争：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史上的三次辩论

▍第一次大辩论：文化相对主义对我族中心主义的批判

（一）启蒙运动、殖民主义扩张与我族中心主义

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史上的第一次辩论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相对主义对我族中心主义所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为标志。在讨论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时，我族中心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为欧洲中心主义）。这场辩论虽然不如后来的两次涉及的学科范围广，但是就其讨论问题的层次而言，这次辩论的命题代表着双方在历史观方面的根本分歧。这次辩论的结果对后来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我族中心主义是广泛存在的现象，我族中心主义指的是以本民族文化为中心看待问题，对本民族文化给予更多的注意力。一般而言这是自然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在中国有中央之国的概念，非洲也存在非洲中心主义。[1]然而我族中心主义对待其他文化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指相对其他文化而言更喜爱（或者更倾向）本族文化，这种态度给人们以民族群体认同和本民族在历史中的位置，这些亦无可厚非。第二种则以本民族文化为看待一切事物的中心，对所有其他文化的态度都以此为衡量的标准。最恶劣的我族中心主义，也即第三种，则不仅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其他群体，而且贬低这些群体认为有价值的东西。[2]

我族中心主义在欧洲体现为欧洲中心主义，其出现与启蒙运动和殖民主义扩张有直接的关联。始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指的是欧洲一系列关于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思想变革。它非常强调理性和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并与欧洲各个帝国在全世界的殖民主义扩张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启蒙运动政治思想的基础直接受到欧洲海外扩张过程中与其他民族接触的启发。通过这些扩张，欧洲探险家和殖民主义者发现，无论是在北美大陆还是在太平洋地区，许多原住民的社会还处于自然原始的，更接近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时的状态。不仅如此，欧洲人认为他们在全球的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人类社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证据，他们认为只有欧洲社会才已经进化到文明时代，所有不属于欧洲文明的殖民地都仍然处于原始时代。由此发明的各种理论纷纷把欧洲放在人类进化史的顶端。这些理论给了欧洲人一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3]欧洲中心主义直接来自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各种欧洲社会科学理论从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线性历史观。

欧洲中心主义是我族中心主义的一个危险转折，这不仅是因为这个中心变得优越，更是因为有这种优越感的民族开始统治其他民族。欧洲中心主义当时之所以比其他任何一种我族中心主义都更有影响，是因为以它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欧洲先是成为早期的现代国家，之后又在19世纪作为工业化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征服世界。这种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对非西方国家和它们的历史有十分负面的影响。欧洲中心主义在不同的非西方国家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最恶劣的就是黑格尔等人鼓吹的“不存在非西方的历史”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原始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因为他们没有人在历史中的主观能动性。原始人的过去充满了混乱、野蛮、贫困和停滞。他们只能创造出神话，却无法用因果逻辑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4]这些殖民主义者以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做法，通过把殖民地描绘成需要欧洲的理性和控制来拯救的蛮荒之地，来为他们的殖民主义提供合法性。

殖民主义对外扩张是欧洲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单个的民族国家已经无法容纳其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导致西方国家纷纷对外扩张，争夺市场和原材料。对外殖民主义扩张产生了了解殖民地的知识需求，这就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殖民主义时期，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人员通过田野调查来记载他们在刚刚获得的殖民地接触到的原住民的各种土著文化。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许多人类学者则认为各种文化是可以相互比较的，而且还坚信某些文化，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欧洲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由这种线性历史观带来的优越感就体现在西方社会科学在形成各种理论时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追求普适原理，同时又相信人类社会线性发展的倾向，体现在当时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之中。这些理论的逻辑普遍基于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其暗含的假设是这种理论代表着对先进文明经验的历史总结。

以西方中心论为特征的我族中心主义催生了区域国别研究历史上著名的东方主义。在18—19世纪，东方学家指的是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者，其中包括许多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官员。直到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者们倾向于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与印度人发展和保持积极关系的手段。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他的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中重新定义了“东方主义”一词，即按照西方传统——学术和艺术——的标准对东方世界进行有偏见的他者解释。[5]这样一种学术传统是由18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文化态度塑造的。后来许多学者对《东方学》体现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批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文化霸权理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分析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话语理论。按照萨义德的说法，这样一种区域国别研究中“再现的概念是一种戏剧的概念：整个东方被限制在东方学里的东方这样一个舞台上”，这些东方学家研究的主题“与其说是东方本身，不如说是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因而不那么可怕的东方”。[6]

从方法论的视角看问题，欧洲殖民主义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就已经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这种田野调查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参与式的，但是它的确是基于现场观察和访谈的。这种在当地获得第一手材料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帮助宗主国了解殖民地，而且对宗主国的统治策略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方面英国的例子最为典型。英国的殖民者在殖民地遇到了不同的部落群体，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部落一直按照自身的传统生活。英国人认识到，对部落的人进行控制和统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寻找最有效的统治手段，英国的行政人员和人类学家深入这些部落，仔细地观察和研究了不同的部落结构。他们认识到，如果在殖民地实行英国本土式的统治结构，将会破坏殖民地原有的政治秩序。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政治还与文化、身份、意识形态和尊严等问题紧密关联。英国人认识到，如果由他们进行直接统治将会面临不断的抗争、起义和动荡，这将使得殖民者很难控制殖民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间接统治是最佳选择，这种统治方式能使他们以微薄的成本维持当地的政治结构。在这种间接统治中，殖民地治理的等级制度在上层由英国行政长官统治，下层则为地方首领独立管理日常事务留下足够的政治空间。[7]

殖民主义时期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田野调查与当时的社会科学体现的理性主义以及追求一般性原则并不冲突。当时的人类学者试图通过比较在世界不同地点出现的相似的民族志现象来发现人类社会进化史上的一般性规律。但是这些研究经常是从一个错误的假设开始，即同样的文化特征一定是由共同的原因发展出来的，并且最终得出结论：人类社会在世界各地的进化发展一定是依照一个大系统，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这个统一的进化过程的细节而已。[8]当时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之间也并不存在张力和冲突，因为这个时期的研究人员中除少数人类学者以外，更多的是驻研究对象国的公司管理者和由本国政府任命的驻研究对象国的学者，其母国大学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除了人类学以外基本与这些对殖民地的研究没有太多的关联。虽然当时西方大学的人类学已经公开接受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但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仍然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

（二）文化相对主义：田野调查与跨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制度化

到了20世纪初，德裔美籍文化人类学者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和他的学生们主张的文化相对主义开始挑战欧洲殖民主义时期形成的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主张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者们强调要真正地理解一个部落的文化必须研究这个部落文化整体包含的各个习俗，必须调查这些文化习俗产生和变化的环境条件，考察它们发展背后真正的历史原因和相互联系，以及当地人伴随着这些发展的心理过程。[9]这些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者们不应该根据本民族的文化标准去评判一个不同文化的对或者错、正常或者怪异，而是应该在研究对象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一个人的信仰和行为。文化相对主义对人类学提出的核心挑战是如何摆脱影响着每个学者本身文化对其世界观的束缚和偏见，如何通过理解研究对象国文化本身去解读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文化中人们的行为，而不是把其他文化中的人的行为与欧洲的传统进行比较。[10]

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文化的整体性，认为这个原则对理解异文化而言十分重要。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不仅仅包括关于食品、艺术、音乐和宗教信仰的品味，还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如何在精神和物理层面处理与周围自然环境、其他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对一个文化整体的人文性质的认识应该建立在尽可能广泛和不同的个人抽样的基础之上。当一个文化越是与研究者本身的文化不同，研究者才越能认识到他们自身的信仰和活动本身实际上也是受到本国文化环境的严重制约，并不能代表普适的原理。[11]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对研究对象国综合理解的重要性使跨学科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要达到这些目标，参与式观察就十分重要。信奉文化相对主义的学者认为离开当地环境根本无法理解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意义，而民族志是帮助他们在科学地研究异文化时摆脱自身的西方中心主义限制的重要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在研究对象国或者地区生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掌握当地的语言并至少部分地融入当地文化，通过参与观察的方式进行研究。文化相对主义为田野调查这个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提供了合法性。

文化相对主义对我族中心主义的批评以及它对参与式观察的重视也为区域国别研究在以后近百年的历史中与西方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缠斗留下了伏笔。当民族志被赋予更为重要的意义，研究者开始在研究对象国长期生活，通过参与式观察真正地深入当地社会，并通过对研究对象国更全面的理解来解释该国的现象时，田野调查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社会科学对普适理论的追求发生正面冲突。当研究者不再比较不同的文化并寻找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而是描述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或社会时，田野调查追求的知识就经常被认为是不具备普遍意义的。正是作为这个倾向的代表性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后来才成为主流学科不断批评的对象。[12]

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的关心很少超过其最近的邻国以外的地区。只有一些报纸的驻外记者、传教士和小说家生产一些有关外国的知识。绝大部分的美国精英在这一时期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只关心自己的“后院”，即加勒比海地区与拉丁美洲而已。[13]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它为美国两个主要的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者在制度上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机会，一个是情报机构的成立和发展，另一个是区域国别研究进入美国大学。这二者在战争中共同发展、紧密合作的结果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直接挂钩。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规模而言是全球性的，在范围上讲是综合整体的。美国人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交战国的情况，军方认识到区域国别知识的重要性。在军方的强烈要求下，美国的许多大学开设了各种提供外语培训和介绍各国概况的区域国别课程。战争使美国大学第一次广泛深入地接触了区域国别研究，这是二战以后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大学全面制度化的起点。在战争动员中，美国学术界的三大全国性研究组织都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协调全国的教学和研究。学者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民族地理委员会，统计外国文化和语言的专家名单。到1942年，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研究分析部门已经集结了大量的专家。[14]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动员学者和大学为战争服务，学术与现实的相关性和学术的社会意义开始成为美国大学自我定位的中心。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40年代末，美国大学里原有的传统学科的边界被打乱，开始流行跨学科的、工具性较强的、问题导向的研究。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对区域国别研究基本没有任何束缚。[15]

二战期间迅速发展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受战争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实用倾向。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美国政府内关于盟友和敌人的详细知识基本上为零。当美国宣战后，区域国别研究开始爆发式地增长。战争期间的区域国别研究紧密地配合战争的需要，不仅了解交战国事务的专家几乎全部被政府征聘，而且由于专家的数量仍然远远不够，美国政府不得不聘任大量曾有海外生活或工作经验的各色人等作为补充。由于缺少有能力的管理者，许多大学里设立的提供区域国别知识和语言训练的项目经常是没有现成的教材，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攒出来一套教材。战争期间的区域国别研究比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要活跃得多。传统的政治学对美国在二战中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贡献，而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们则或者当翻译、收集情报和进行心理战，或者帮助美军准备在敌对国成立军政府。[16]

大量为政府服务的专家和有海外经验的人依靠的知识源于他们过去在研究对象国生活的经历。这些人拥有的区域国别知识是通过实地生活得来的，如果套用研究方法的术语，他们的知识来源相当于田野调查中的参与式观察，尽管这种观察通常并没有研究意识。

虽然二战期间美国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以提供实用的语言教学、基于文本分析的各种外国概况课程为主，但是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的力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可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至今为止，《菊与刀》可能仍然是关于现代日本社会和文化研究最有影响的书。至20世纪末，光是在日本就卖了140多万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尼迪克特的书建构了不仅是美国和日本，作为延伸，还包括全世界在战后对日本的认知。”[17]

从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层面看，本尼迪克特的这本书可谓意义重大。作为博厄斯的学生和文化相对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本尼迪克特在这部名著的研究中使用了与其主张的参与式观察的民族志完全不同的田野调查方法并大获成功。本尼迪克特既不会日语，也从来没去过日本。由于战争的缘故，她也无法去日本进行参与式观察。但是她深度访谈了许多日裔美国人和日本战犯，阅读大量的文字材料，看日本电影，并参考了可以与日本进行比较的太平洋岛国的其他案例。[18]正像一位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参与式观察是民族志方法的关键，她（没有这样做）无异于犯下了对人类学的原罪”[19]，但是使用其他的田野调查方法并没有妨碍她完成了一部名垂史册的巨作。这对战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而言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表明对研究对象国通过田野调查进行深入了解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人类学以参与式观察为主的田野调查并不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唯一方法，使用其他研究方法也可以取得非凡的成绩。

（四）从闭关自守转向国际视野

在冷战刚刚爆发的1947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由其下属的世界地区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领衔，对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行了一次调研。调研的原因是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二战期间迅速发展，但在战后，随着美国大学开始从战时状态向和平状态回归，被战争需求掩盖的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在战争期间获得迅速发展，许多战争期间接受过训练的人带着他们战争期间的经验进入国际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各个大学也积累了相当的关于外语训练和区域国别知识训练的教学经验，并发展出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战后的美国高等教育界有一个广为接受的理念，即学术界有责任不让美国再次陷入到战争中完全没有准备的境地，因此必须找到打破学科之间相互隔绝的方法并克服当时学术界不关心外国事务的风气。[20]另一方面，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美国的大学都是围绕着传统学科来建立的。尽管战前的美国大学有一些区域国别研究，但是它们一般被认为是非主流的。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的基本特征也使它在以单一学科为主的大学组织结构里显得格格不入。虽然在战争期间，区域国别研究大步进入了大学，但是战后初期许多人仍然怀疑区域国别研究是否有足够的实质内涵和学术核心，从而在高等教育界占据一个永久的位置。

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不仅冷战爆发，而且美国也进入一个对外影响力空前扩张的时期。在这样一种国际秩序激烈重组的过程中，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成为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意识形态和影响力方面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战场。随着美国的社会科学体系又被重新动员为外交政策服务，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任务也被定位成提供正在变化的国际体系的相关知识。[21]

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学术界就区域国别研究的未来走向达成了几个共识。

第一，区域国别研究仍然应该坚持以生产实用知识为主，摆脱传统学科重视理论的限制。冷战期间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这种特征实际上是二战期间实用主义的延续。美国学术界在战争期间看到了国家对区域国别知识的需求并对传统学科的狭隘性进行了反思，这使得各大学在战后初期对待非西方文化研究和田野调查方法的态度相当宽容。冷战产生的对国际知识的新需求也在客观上要求这种宽容。同时，虽然传统学科重视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不是知识的实用性，但是在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很少关心纯理论，而是更多地为战争需要打造各种分析工具，模型、图表、类别以及无穷无尽的地理数据。这些研究方法都着眼于完成一个具体的工作，其目的在于介入以实现目标并赢得一场战争。这些在冷战初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区域国别研究的功能仍然被定位为实现工具性目标。[22]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坚持跨学科的传统。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方法不应该与人文传统割裂，二者的结合将对美国通过区域国别研究理解全球事务有极大的帮助。传统的学科视角过于狭窄和封闭，未能同正在出现的新知识领域建立联系。新一代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和一个特定的学科这两方面都要过硬。正是这种跨学科的混合才有希望把人文与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从而对国际事务有更深度的理解并能提供聪明的政策建议。[23]跨学科不仅仅是冷战的需要，人文学科提供的语言以及与文化历史有关的各种课程将帮助美国人认识国际事务，并引领已经到来的“美国世纪”。为扮演一个世界领导者的角色，美国必须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培养公众有与该国战后霸权地位相应的国际视野。霍尔在其领衔并执笔的1947年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调研报告中问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当年）英国人通过（研究其他文化带来的）这些不同颜色的‘眼镜’在很大程度上打掉了他们自身的土气，这使英国能在七大洋最遥远的各个角落部署舰队，抓住机会和责任去建立一个统一大世界。这难道不是与我们自己今天的地位很相似吗？我们是否也需要这些不同颜色的‘眼镜’来建立我们新的统一世界？”[24]

第三，田野调查是区域国别研究者加深国际理解的重要方法。田野调查的意义不仅在于能为美国制定各种外交政策提供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对外国事务的把握程度将会直接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增进国际理解、维护和平也是美国学术界许多人的愿望。许多美国人开始反思，我们刚刚打完一代人中的第二次残酷战争，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远非令人满意，有些甚至高度危险。我们原有的教育方法和研究方向已被证明既不能帮助我们维护和平，也不能有效地赢得战争。如果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敌人，战争的残酷程度是否能减少一些？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与我们走向冲突的民族的生活状态和想法，这些战争是否仍然不可避免，还是可以通过制定更明智的对外政策防止它们发生？如果我们更了解我们必须打交道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是否能更快地实现并能更有效地维持持久的和平？对于美国学术界而言，回答这些问题既带来希望，也带来责任。学术界对原有教育和研究的方法和观点都不满意，这些迄今为止没能被回答的问题要求一个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25]

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并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成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美国在两个层面上对国际知识的需求空前增长：从地理的层面讲，美国对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强烈的兴趣。因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冷战同样是全球规模的，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都有影响。特别是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崩溃，美国和苏联争相去填补在独立的新兴国家出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真空。从研究题目的层面讲，美国几乎对外国的所有事情都感兴趣。其关心的不仅仅是外国的军事能力和自然资源，也包括经济组织、政治、人口结构、语言、公共卫生和其他社会方面的情况。[26]用1947年报告的执笔者霍尔的话讲，区域国别研究可能是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交叉施肥，填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发展出一种涵盖各学科的基础性整体知识的重要渠道和方法。[27]

冷战期间，美国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60年代，（美国政府的）军事、情报和宣传部门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大型研究项目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多的经费，这些经费的目的是用于支持与当时国家安全有关的各种项目。”[28]美国政府在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和1961年设立的富布莱特—海斯奖学金是官方资助区域国别研究的代表。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也对区域国别研究有强烈的兴趣，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在冷战期间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经费。[29]在冷战期间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经费，而不是资助各学科的纯理论研究，这一做法使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大学里与学科之间既形成了一种相对的权力平衡，又进一步激化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虽然区域国别研究有更多的科研经费，也因此有更多的机会来完成科研任务，但是雇人和晋升的权力仍然属于各学科。[30]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始成立以拉美、中近东、斯拉夫与东欧以及南亚为代表的区域国别研究委员会。到了50年代后期，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又与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全面合作，建立了非洲、现代中国、日本、朝鲜以及苏联等专题委员会。[31]

▍第二次大辩论：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及挑战

（一）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兴起

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出现在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其特殊之处在于这个研究范式是美国社会科学为配合美国对外政策专门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发明的，然而这个为区域国别研究发明的范式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横扫美国学术界，成为当时各社会科学学科的主流范式。这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未曾有过的殊荣。换言之，影响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两大主要变量—学科与外交政策在其他时期都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但是这一时期却实现了少有的和谐共存。

战后初期的世界格局与美国对外政策是现代化理论出台的重要背景。当时的国际秩序处于激烈的重组过程中：冷战已经全面拉开帷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激烈的竞争，双方都认为这场竞争的最终目标是谁能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竞争的焦点地区又在广大的第三世界。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式微，原来的殖民地纷纷变成独立的新兴国家。然而这些新兴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严重落后和政治动荡等各种困局。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认为，为了给已经到来的“美国世纪”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在冷战中争取广泛的同盟，为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赢得广大第三世界的支持，美国必须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做些事情。1949年1月，杜鲁门在总统连任的就职典礼上提出著名的四点计划，在重申美国对联合国、欧洲战后重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之外，他专门提出美国将用自己的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去帮助世界上的后发展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杜鲁门指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能给世界各国带来的不只限于人的尊严、自我治理的能力和宗教自由，更在于提供物质上的改善,让人们过上体面和满意的生活。[32]

然而，美国政府在把杜鲁门提出的这一政策方向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美国人对这些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的认知十分有限。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都认识到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分析框架去理解世界上刚刚从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新兴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框架应该把世界作为一个单一而又相互连接的整体来分析，必须在整合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为打造这个分析框架，他们首先需要一个能够指导和整合各学科知识的理论基础。既然新兴国家面临的问题如此复杂，他们也需要一个相似的理论来应对和诠释这些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33]这个综合性理论不仅能帮助美国政府理解后殖民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也能在这些地区鼓励变化，使它们变得更像西方，而不是更像苏联或中国。[34]

社会学为现代化理论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理论成为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基础。帕森斯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美国学者都更加完整地表述了对现代性的复杂理解，他的社会理论既保留了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又把它与文化规范信仰等价值体系嫁接，由此推出极具特色的行动理论。对帕森斯而言，现代性首先是一种价值取向，它代表着进步、宽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理性主义。[35]帕森斯在把这样一种行动理论用于分析社会变迁时指出，特殊主义、集体主义、父权制度、地位和宿命论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要想实现经济现代化，普适性、个人主义、靠个人成就决定地位和任人唯贤是必不可少的。帕森斯提出的现代性概念既把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试图在学科内部回答的研究问题变为一个打通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又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理解后殖民国家发展方向和社会变迁的最终目标提供了一个基本而又简单的模板。

现代化理论在创建的过程中得到跨学科的有力支持。由于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可以用于分析每个社会科学学科关心的问题，哈佛大学专门为他成立了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这个系聚集了来自各个专业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后来都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当时这个系的教授除了帕森斯，还有戴维·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埃里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以及什密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学生则有弗朗西斯·萨顿（Francis Sutton）、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尼尔·斯美尔萨（Neil Smelser）、马里温·莱维（Marion Levy）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这些学者以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类科学为理想，试图建立一个普适的解释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基础理论。用格尔茨的话来说，他们的目标是“打造出与物理学牛顿定律等同的社会学理论”，这个理论将打破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条块化，提供一个整合所有分析社会行为的知识的概念体系。[36]这些学者一致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趋同过程，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不分时间和地点地显示，相同的原因最后总是导致相同的结果。这个世界正在走向均质化，所有的现代国家看起来都很相似，现代人的思想、行动、感觉和行为也都大同小异。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个世界正在从风采各异的传统生活方式向着一个单一、普适的现代性趋同。[37]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及整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垄断了美国社会科学对后殖民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思考。现代化理论秉承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的线性历史观，通过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比，提出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模型。这个发展模型以技术、军事和科层组织、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进步为基本特征。美国的社会科学用现代化这一概念来描述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现代化理论通过界定一个变迁的简单路径，简化世界史上特别复杂的去殖民主义和工业化问题，试图为美国对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地区实行经济援助和军事干预提供一个指南。[38]

虽然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来自美国社会学，但是真正使现代化理论在整个学科范围内建立统治地位的却是美国政治学。率领现代化理论攻城略地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下属的比较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是推动美国战后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机构，它设立了众多的以地区或者国别为研究对象的委员会。然而以发展现代化理论而著称的比较政治委员会则是以理论为主题的委员会中最突出的代表。在其存在的18年历史中，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长期任主席，后期由白鲁恂（Lucian Pye）接任。比较政治委员会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对后殖民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在18年的历史中，它产出了300篇以上的研究报告，单独赞助了23个会议，共同赞助了6个会议，同时还组织了5个暑期工作坊。其组织的会议以“政治发展研究”为题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影响深远的8卷本的研究系列。[39]

阿尔蒙德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一个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这个普适的分析框架有三个主要方面：首先是政治结构，现代化研究范式下的比较政治学主要分析政治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和形式。所有社会都存在政治功能，但是同样的政治功能可以由不同的政治结构来释放。其次，所有社会都有同样的政治功能，它包括输入和输出。输入包括政治社会化和招募、利益的发声、利益的聚集以及政治的沟通，输出则包括制定规则、应用规则和调整规则。比较政治学着重分析各国是由何种政治结构来行使这些政治功能以及它们是否一贯地行使这些功能。最后，所有的政治结构都是多功能的。比较政治学应该着重分析政治结构在行使政治功能时的专业化程度，因为专业化程度是政治现代性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40]

如果说阿尔蒙德的分析框架更重视结构功能主义的普适性，那么专门研究民主化的马丁·李普赛特（Martin Lipset）则将现代化理论由传统到现代的这种基于欧美历史线性历史观的单线条转变，操作化成向民主迈进的因果机制。他在1959年提出，一方面经济发展与合法性是稳定的民主制度存在的社会前提条件。经济发展带来财富的积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中产阶级必然要求政治参与的机会。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必须向全社会证明它是最适合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把一个历史上分裂的社会凝聚在一起。因此，这两个方面为民主化提供了发展动力。[41]

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两大支柱就这样在政治学里开花结果：一个是在帕森斯定义的系统的基础上以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政治，另一个是业内公认对后殖民主义的地区和国家而言最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从传统向现代性的转变。到了20世纪60年代，“基本上全部政治学家都相信现代化这一概念，政治学的所有问题和研究对象都被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检验。”[42]被现代化理论武装的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确立了自己完善的模型，这个分析框架在60年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它不仅生产了数量惊人的研究成果，也为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们带来学科中的最高荣誉，早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其主要代表阿尔蒙德于1966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43]

如果说社会学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政治学为它带来最大的学科影响，经济学则是现代化理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代表。其主要人物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认为，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经历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的前提条件、起飞、成熟，最终到达高度的大众消费。他的分类有很明显的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两分法。罗斯托的分析框架并不是要建构一个大理论，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个在对外政策方面影响不发达地区的社会科学视角。他认同社会科学要进行跨学科整合的观点，但是主张聚焦到具体的问题上。[44]

罗斯托在讨论经济发展时使用的“起飞”一词有深厚的内涵，“他不同意帕森斯把经济学置于社会理论之下的提法，他想要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学的理论，而是要发展一种关于增长过程和类型的与生物学相似的理论。‘起飞’通常伴随着那些想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群体在与那些想停留在传统社会或者有其他目标的群体（的竞争或者斗争中）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45]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在过去历史经验中自然的时间序列中的五个阶段解释成相关社会制度进化式的进步。这个五阶段论直接援引的是现代化的话语，其划分基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输入输出模型，第一和第五阶段代表的是传统与现代，他只不过把现代化的转变期进一步细分成中间的三个阶段。[46]

罗斯托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体现在他直接参与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共和党在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一直试图限制美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并试图附加政治条件。罗斯托则反对由短期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决定援助的规模，而是主张要根据特定国家的吸收能力，即一国在生产中使用资本的能力来决定。援助的目标不在于增加收入或者解决各国的不平等，而是推动当地人更加努力。罗斯托认为对外援助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助推发展中国家的起飞过程，直到它们的增长有自我维持的动力。

罗斯托在肯尼迪竞选期间就担任其顾问，1961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又任命罗斯托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约翰逊总统在1966年任命罗斯托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罗斯托的观点直接影响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政策。罗斯托认为共产主义提出的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游击战，而游击战对正处于现代化转折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系统传播的“病毒”，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彻底斩断外部势力对游击战的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军事政权的作用不仅是对抗游击队，而且还是指导现代化过程本身。罗斯托主张，为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赢得对游击战的胜利，他们必须通过强势征兵打造出一个现代国家的骨架。他在1964年主张美军在“胡志明小道”切断越共对游击队的支持，在1966年主张轰炸越南北部，并在1967年主张入侵老挝。正像一个批评者指出的：“不论罗斯托和其他的现代化理论思想家如何辩护，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直接起到为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越南使用军事手段提供合法性的作用。”[47]由于他担任这些负责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职位，美国社会上许多人把他视为现代化理论的代表，这也成为现代化理论后来遭到批判的原因之一。

虽然现代化理论体现着与欧洲殖民主义非常相似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线性历史观，但是由它指导的美国战后外交政策体现的西方中心主义却与欧洲殖民主义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美国战后外交政策不追求欧洲殖民主义式的占领领土，而是通过传播“美国生活方式”，支持那些刚刚独立的新兴国家实现“现代化”，把这些国家带进美国设计的世俗“天堂”。[48]“现代”意味着变得与西方相似，但是它并没有主张追随西方的义务。现代化成为一个脱离了地理起源和轨迹的西方模式的代表。[49]

尽管现代化理论表面上聚焦于第三世界的困境，实际上则是呼应和放大了美国人对本国现代性状况的乐观情绪。[50]现代化理论家们充满了对自己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自信。正因为如此，对那些急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后世界为美国定位的政策制定者们来说，现代化理论无疑是美国有史以来提出的重新塑造他国社会的最明确和最系统的蓝图。这个蓝图的价值不仅是提供一个对世界系统的理性解释，更重要的是它还建构了一种元语言，这种元语言不仅诠释了战后地缘政治中不确定性的意义，而且还为美国提供了一套在这个十分脆弱的世界影响他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指南。[51]在方法论的层面，现代化理论为区域国别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它为分析结构条件迥异的各国之间的历史同时代性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与此同时，它的线性历史观代表的我族中心主义也使研究者进入田野时带着比较强烈的理论预设，经常出现为了满足理论而削足适履地处理经验材料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