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为什么要催促哥舒翰出潼关与叛军决战？

如果坚守潼关不出，与北边的郭子仪、李光弼遥相呼应，坐等郭李二将平定叛军老巢范阳，然后在洛阳会师，彻底平定安史之乱，也不至于后来留下河北魏博、成德、幽州三镇后患呢

安禄山是节度使，哥舒翰也是节度使。

安禄山是胡人，哥舒翰也是胡人。

安禄山反了，哥舒翰……

如果想要更好分析历史人物的处境，就切忌代入上帝视角。虽然，从用人的角度来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金科玉律，但绝大多数领导都做不到这一点，更何况整个盛唐时期的政治生态本身就是建立在猜忌与防范的基础上的。

到天宝时期，整个唐朝的北部边防都形成了以蕃将为主的格局。之所以大规模的任用胡人将领，本身就代表了皇帝对于内部威胁的一种防范——一方面，皇帝认为胡人将领更善战，但又因为身份问题无法成为中央高层官员，只能通过依附皇权来获得自己的富贵；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权力分配，皇帝也可以实现对中央文官的制衡。

当然，这种做法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因为民族差异，胡人将领可能存在反叛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并不只是胡人将领才有，历史上汉人边将造反的也比比皆是。因此，在面对同样风险的情况下，在当时而言任用胡人的收益是大于风险的。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突出，再加上民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安禄山起兵展现出了唐朝政治制度高风险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为胡人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反了，换成我是玄宗，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哥舒翰不会反。

何况，安禄山在起兵之前，其表现出来的忠心并不比哥舒翰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微小的信息，都有可能被玄宗听到后放大。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在历史上，到了一个王朝的中后期，类似这种冤杀名将的情况都会频繁出现。这里面除了一个王朝运行上百年后积累起诸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外，还因为开国君主一般都是马上得天下，对于军事更为熟悉。但是，经历几代人之后，皇帝大都是成长于深宫之中，除了个别有军事天赋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不知兵的。遇到这种情况，如果皇帝对于将领有充分的信任和授权还好，一旦皇帝开始猜忌边将，导致的后果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玄宗时期的战争就有这样的特点。玄宗时期，大唐频频开疆拓土，这当然不假，可从历史记载来看，玄宗在战争中的决策参与度是不高的。可以说，前期玄宗之所以能开疆拓土，一个很大的因素是选拔了一批自己信任且的确有一定能力的将领，给予他们充分的授权（节度使制度），然后等着捷报传来。而到后期，随着安禄山的反派，在巨大的猜忌之下，这种制度的负面因素开始显现——如果换成李世民，他肯定是不会催促哥舒翰出战的。

在我个人看来，即便是逃到蜀地之后，玄宗也应该不后悔杀了哥舒翰。因为就在玄宗逃出长安之后，军队兵变逼死了杨玉环和杨国忠，而李亨不久后又在灵武登基。这一系列的变故，恰恰印证了玄宗的判断——那就是手下人不值得信任。如果说连自己的太子和亲军都信不过，那么为什么他会觉得杀了一个边将是可惜的呢？

郭建龙在《盛世的崩塌》一书里，在分析安史之乱中后期的变局时，也借着刘展兵变的契机说：

刘展和李藏用的结局，说明了安史之乱后期将领们的困境，哪怕他们尽忠职守，哪怕他们击贼有功，也很难保证自己的安全。刘展本身并没有罪过，却遭到了皇帝的欺骗；而李藏用忠心耿耿，却对付不了帝国官僚系统的极致压榨。有了刘展、李藏用以及更多人的例子，唐代的封疆大吏们终于意识到，要想获得安全，并不是信任皇帝就足够了。他们必须学会怀疑皇帝，构建起另一套有别于中央的制衡系统，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在这个角度上，这种怀疑实际上贯穿了整个唐朝的后期，直到宋朝才得以缓解。

虽然从情感上说，大多数人对宋朝的确没好感，但不得不说的是，宋朝不仅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战乱局面，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和传承百年的制度，避免了中央与地方间互相猜忌。当然，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因素，且到了南北宋之交，这种问题又重新出现，但其烈度也依然要比晚唐时期小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