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登上奥比未曾抵达的神位（下）

而在他与格里菲斯对谈“无法控制反应而世界毁灭”的时候，电影同样带来了暂时性的圆满：二人都有些担忧实验杀死一切，这种情况最终却没有发生，水平角度正反打意味着二人的对等。这似乎抹除了开篇时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的担忧，让奥本海默不至于成为“世界毁灭者”，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而格里菲斯在此刻的“同状态”也带来了世俗力量与奥本海默的共通，似乎大家都会将原子弹用在“和平”目标之上。

试爆的段落中，爆炸的火焰发生在了现实世界里，却因只是实验而未伤人性命，此刻的它由实验主导者奥本海默全权负责，甚至一步抵达了最理想的状态：将核武器力量掌控在作为科学家的自己手中，而不是交由政府去“使用“或哪怕“威慑”。同时，基地也呈现出了理想乡的状态，所有意识形态信仰的人都在拥抱欢呼，军方的格里菲斯等人也加入其中，一派消除争端与猜忌的大和谐景象，甚至连同第一阶段的保密规则也被无视了：奥本海默让人给凯蒂带去暗号，似乎让自己的婚姻生活变得更好了。

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完美，实验的爆炸马上会变成实战的投弹，原子弹也会马上从奥本海默掌控的实验品转到官方把握的武器。试爆成功时的大团圆也终究只是暂时的景象。格里菲斯在庆祝人群的边缘离开了太阳照射下的光晕，走入背阴地的黑暗中，拨通了政府的电话，准备开始实战投放。

值得注意的是，爆炸瞬间响起了奥本海默的心声，或许是当时的想法，也可能是现时听证会中回忆此处的“复盘”：“我成为了世界毁灭者”。此时伴随爆炸的完全寂静似乎是“脱离喧闹现实的世界”，实际上却更像生命凋零后的死亡现实。奥本海默制造了原子弹，没有让它在物理层面无限反应，却难以阻止它出现后带给阵营化世界的“无限反应”：为了与对方阵营对抗而投放实战，在二战后则不断进行军备竞赛，将对立与核战争的危机层层推高。有趣的一个设计是，离开引爆室前的格里菲斯让他“尽量不要毁灭世界”，这指的是二人针对试爆风险的物理层面希冀，他做到了这一点，却没能阻止阵营化世界中的“毁灭”，因为那恰恰是由格里菲斯等官方人物决定的。他有对“使用时反应状态“的大致把握，却没有对“如何使用”的掌控权。

作为落地，实验完成后的奥本海默也迅速失去了短暂达成的理想。当他注视着实弹被送走并投放日本时，诺兰带来了对等于第一阶段“火车上回忆”的小型回溯节点，他想起了自己向士兵提供用法却被告知“我们会接管一切”的经历，从这个回忆中充分意识到了此刻围绕原子弹的一切之于自己的失控，作为大和谐理想伊甸园的基地的失去更带来了进一步的破灭，从而构成了后半部中的“多重冲击”。此时的他已经有所预感，对特勒表示“一旦使用原子弹就会每一战都有原子弹，直到更大的核弹出现”。他已经完成了作为实验研发者的任务，就如同格里菲斯所说的，“捧着他直到他做出来炸弹”，现在已经是失去所有权限的时刻，只能目送弹头远去---在弹头投放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得到任何通知。

结合上述种种，力量的掌控权落到了无底线的官方手中，因此原子弹被投放就意味着“用于现实威慑而保住人命“这一妥协理想的破灭。更大的打击则来自于弹头对二战后世界的影响。他与官方的力量与权限对比愈发鲜明，在与杜鲁门谈话的时候则被明确提出了美苏核武器争霸的任务。原子弹完全不利于战后的“保护人命”，阵营对立程度反而在核武器竞赛与实战的阴影中愈发严峻。这又是比“在二战中造成死亡”更深远的危机，让理想的破灭变得绵延无尽。

随着原子弹的爆炸，奥本海默成为了一个与初心截然相反的不情愿的“神明”，这也是他第三重理想破灭冲击下的阶段性结果。他是终结战争的人，获得了众人的欢呼，走过人群的跟随镜头高度对应了第二阶段开始时步入讨论人群的一幕，发言后获得一致追捧的“福音发布者”姿态也是如出一辙。然而，彼时的他说出了第三重的理想，是真正的先知，此刻却只是勉强吻合现实环境的不情愿者，赐予了人类以用法全然扭曲的神力，带来了与自己神明之心截然相反的结果---说出“日本人肯定不高兴”的话语，实际上却与“减少伤亡”的本心并不相符。他成为了与初衷背道而驰的伪神，众人只是在听信他那些不由衷的欢乐谎言。神力的真相则是彻底进入现实状态的爆炸，在幻象中摧毁了一切，只剩下焦黑的尸体与静寂的环境---与实验爆炸完全相同，代表了生机丧尽的安静世界。而作为理想乡的基地也彻底地被破坏了，先是他看到的哭泣者，然后是杜鲁门为了美苏对抗而长期化的征用，蔑视苏联的研发和资源，让“还给印第安人”的“回归自然”（纯粹理想化）不可实现，他在该阶段开头想要对抗的那份“技术改变文明”的传单反而成为了现实。

与杜鲁门的终战会面是关键的一幕，它使得奥本海默加深了自己对原子弹失控的认知，充分了解自己之于政治家的弱势，才有了对政治家身份与抹除核研究的本质性转变。电影细致地表现了他与杜鲁门的区别，出于理想与现实背离的他认为自己沾满了鲜血，是心灵的自我鞭笞，而杜鲁门则以现实思维表示日本人只关心扔弹的人是谁，则是仇恨的来源考量，让奥本海默在极度广角的斜向特写下承受巨大压迫与信念动摇---在现实的世界中，他的意志没有任何作用，甚至连“担责”都不会被任何人重视，重要的只是阵营之间对进行杀戮的政治家的仇恨，而不针对“制造杀戮工具”的科学家，这种视角下的他甚至是与原子弹割裂的。

同时，当官员说出“继续使用基地”时，他的身边出现了巨大的地球仪，这显然是对此前一幕的呼应：实验成功的时刻，奥本海默被抬到了美国国旗右前方，此刻的他是实验的掌控者，在弹头尚未应用的一瞬间实现了理想，是真正符合本心认知的国家英雄；而到了白宫办公室，研究被确定为争霸工具，掌控者变为政治家，他们试图做地球仪对应的世界王者，奥本海默则只是杜鲁门口中“不必让他再来”的“娘娘腔”。

因此，为了维护二战后冷战世界的基本和平，离开时再次看到《时代》封面的奥本海默必须彻底进入“现实”，同时也意味着对理想形式的完全逆转：接受杜鲁门提供的职位，成为“不情愿”的世俗之神。他作为政治家与演说家频频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涉及科学则少之又少。但是，就像此前让步后依然不够力的结果一样，奥本海默终究是一个不真正世俗化的人，他自以为的让步妥协都会以理想主义为基础，并最终被“完全世俗”的现实击溃。

有趣的是，随着回忆推进到战后时代，奥本海默和施特劳斯的回忆线完成了重叠，对同样事件的回溯也就带来了回忆段落的合一，并由此带来了奥本海默努力失败的“真相”。彩色与黑白的回忆段落在这里完成了互融，它代表着二人回忆的合一，更说明了彩色一方的溃败结局：此前的“旁人彩色回忆“只是一瞬，这里却由施特劳斯多次完成这种“对理想化的入侵“。而在内容上看，彩色部分也成为了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言谈随性而让自己嫉恨升级的世俗视角，以及随后对奥本海默信念的直接冲击，在宴会上告知对方“你任命的福克斯被确定是苏联间谍”，坐实了基地理想氛围破灭的泄密事件与奥本海默出于“大和谐”信仰的错信旁人。

“彩色”完全变质，也对应了奥本海默在这些段落中的“变质”。在自己的彩色回忆中，他也记起了自己在发言时对施特劳斯的间接羞辱，以及签署文件时对方的诱骗，最后则是对方遥控下对自己的窃听。特别是第一个场景，它在电影里多次出现，直到此时才变成了奥本海默出于凡俗视角的回溯与理解，并引发了又一次冲击---自己听证会的现时中，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看着凯蒂“就是施特劳斯干的“的咆哮，意识到施特劳斯对自己的报复，不再如前一秒的“他带我去的普林斯顿”一样强调旧情，只是沉默无语，意识到了自己认知中“伙伴”的分裂。

基于上述设计，奥本海默在彻底外露的政府极端行为中受到了理想动摇的完全打击，他也转向了更加非理想的世俗一边。而在这个部分中，施特劳斯也直接定义了“奥本海默利用政治影响力试图限制研究”的身份转变，随后出现的黑白闪回则带来了对此转变的结果：他的各种曝光、演讲，全部都处在黑白色调之中，而无视鲁马尼次等人被麦卡锡主义坑害的继续活动则愈发加重了危机，被fbi密切追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特劳斯开启这段回忆的时候，电影先以闪回的形式回溯了弟弟、鲁马尼次、谢瓦利埃被政治迫害的结局，最后则闪回到了委员会会议上的奥本海默。后者的时间点与战后初期的闪回接近，是奥本海默“以政治家身份活动”的开始，委员会会议上的他因简与上述几人的泄密嫌疑而动摇，最后依然向博登表达了“不再让爆炸发生”的信念，通向了战后的状态。而施特劳斯引出的战后回忆就成为了对委员会一幕的再现：同样受到几人结局与共产主义打压的奥本海默，同样目标的“政治活动”，而结局则是下一段的第一个镜头：施特劳斯“被杜鲁门拒绝后他很伤心”的话外音，以及奥本海默扔在桌子上写着“氢弹研究开始”的新闻。

同时，他的“影响力“也是不成立的。在委员会会议的最后，奥本海默表示“我说话时，他们听先知的”，似乎可以靠政治影响力而成为避免战后世界伤亡的神明，实际上在两次演讲中却只看到了官员的不满与台下的沉默。两期《时代》杂志封面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比表达，终战初期的奥本海默成为封面人物，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在施特劳斯听证会的时点下，他也登上了封面，并在随后的私谈中说明了自己运用舆论进行坑害计划的手段。两相比较之下，施特劳斯是更会运用世俗元素的人，目的也是政治向的“污名化”，而奥本海默则无法运用妥当，演讲换来听众的沉默，目的也是理想主义的“世界和平”。因此，他作为政治家的世俗化活动定会失败，就像他在动用“语言”的战后演讲与听证会答辩时并不如施特劳斯那般有效。

作为失败的结果，就像杜鲁门说的，“这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他在战后的努力并不能扭转一切。他研发了“终结纷争”的神力，却引爆了升级纷争的危局，彩色回忆部分的“真相”彻底外显，意味着奥本海默信念的摇摇欲坠。在他自己的两段回忆中，我们也非常直观地看到了他的思想质变，这也是又一层的“回溯冲击时点”，带来了最关键与直接的“失败”认知：先是被施特劳斯告知共产主义分子被抓，意识到阵营对立的极端程度，下一次则是观看原子弹爆炸的尸体影像，意识到研发的现实结果，二者相结合便是不可扭转的“研发恶果在战后的延续”。

即使变成政治家身份，奥本海默依然不完全懂麦卡锡主义下的社会，忽略了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立程度。他依然没能彻底摆脱理想主义，更多的是摇摆与迷茫，在与特勒的交谈中面对“你到底信仰什么”的质问无法作答，既不相信自己方才演讲中的“结束核研究”可行，也没有应承对方关于“继续让我研究氢弹”的请求。作为结果，他所有的活动都会被怀疑是“服务于苏联”而曲解，并导致自己的人生毁灭与努力无果后依然持续的世界纷争。

由此，在听证会行将进入尾声时，他未曾抹除的“非世俗”本性再次暴露，且有了新的叠加，合力将他推上了被意识形态语境曲解的结果----此前多次铺垫的“与露西私情”在这里揭晓，这与“不讲礼仪的言谈”一样，是他“不守伦理”的一面，完整贯穿于三个时期，甚至在他转为政治家的战后也依然存在，并导致了被出轨者劳伦斯的拒绝作证，伙伴再次分裂；而在听证会中，他也无法编造说辞，只能承认自己“为了保护谢瓦利埃等共产主义者而撒谎”，理想者的姿态显露无遗。这让他与其理想行为必然在世俗视角下被压迫与曲解，受到伪证的政治陷害与打字机特写下对自己的“有罪定性”。

在影片的最终部分，诺兰带来了第二阶段中又一种形式的“多重冲击”：出自施特劳斯的对“奥本海默听证会”之回溯。这也正是此前两个阶段中基于不同时点的“多重叠加冲击”的集合点，将“多重时间点”以叠加打包的方式给出。奥本海默坐在听证会上，回忆不同时期中自己的“不谙世事“之错误，而往昔回忆里又有回溯，从而承受了套娃一般的打击，愈发明白自己的不通世俗，哪怕妥协合作并压低理想也无济于事。而最后带来的回溯，便是作用于听证会这一“冲击凝聚点”的施特劳斯回溯：他才是筹划质询证据的人，我们在他的回溯中看到了听证会组建的过程，从提交物证到商量计策再到摆桌上人，一直通到了奥本海默面前的听证会画面，给予他多重冲击。同时，这在此刻的剧情上带来了对奥本海默的致命一击，完成施特劳斯的阴谋陷害。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多重“不仅是时间点上的，更因为施特劳斯的正式跳反而增加了“人物来源”的形式：他明确地成为了奥本海默本人之外的又一打击者，一手促成了冲击奥本海默的听证会。而施特劳斯其人也正是奥本海默自认“将自己带到委员会高位”的同伴，在剧情上足以给奥本海默的残存信念以最终一击，让他明白自己对“意识形态”与“凡俗人心“的理解浅薄。

施特劳斯说自己必须用坑害奥本海默的方式自保，因为不想在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位置后变回“平庸的鞋商”。这是他的世俗一面，同时也说明了对侮辱过他的奥本海默的嫉恨，等于是对二人初识的回溯，随后则是对对方嘲讽自己组建的官方委员会时自己尴尬心境的回忆。在这里，施特劳斯给出了自己视角下回溯出的两个时点，既是对他自己的影响，让他明白自己与奥本海默的本质差异，心生嫉恨，又由此引出了对奥本海默的外力冲击：因嫉恨而带来了让他崩溃的奥本海默听证会。更进一步地说，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就展现的“不服从言谈与伦理等规矩”，导致了其在世俗规则统治世界中的必然毁灭，因此为了理想的所有努力都是失败且被曲解的徒劳。自身的“非世俗”与由此引发他人嫉恨的听证会，从宏观/内在与微观/外力的两个角度上构成了对奥本海默的毁灭。

在两次听证会的同步收尾部分，此前的种种叠加冲击都已经完毕，对“理想对抗世俗”的宣判结果即将到来，诺兰也带来了最后的点睛设计：施特劳斯的“世俗化坑害”与奥本海默“理想化反击”的正面对决。他让理想与世俗的对立回滚到了最初的阶段，并以建立了两场听证会在跨越时空状态下的交锋。

奥本海默这一边，他的彩色段落被证人自保的世俗行为“入侵”。特勒和格里菲斯无法完全违背本心，却也迫于压力与嫉恨，前者否认奥本海默叛国的同时也都认为“不应该给交给他委员会职务”，后者则表示“不会给他安全许可，但也不会给任何人”，劳伦斯则放弃作证，还有完全做伪证的博登。另一边，施特劳斯的黑白段落则在劳伦斯等“伙伴“抛弃奥本海默后，自己团队里的伙伴同样开始离心，并在最后两位科学家支持奥本海默并控诉施特劳斯坑害的证词中遭遇了反抗，被控诉“出于对奥本海默的私怨”。此二人不同于拉比和特勒一样涉足政治，与鼓励奥本海默“让他们下地狱”的爱因斯坦一样，是完全纯粹的科学家，他们与奥本海默形同团队的申张与反击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对最初理想状态的回滚，以研究带来世界大和谐”。

由此，二人以最初也最本质的“回滚“状态形成了跨时空的一对一。入侵奥本海默的“世俗”源头是施特劳斯私下闪回而再次强调的“凡俗嫉恨“，奥本海默听证会上的一切走向都源于他的设计。反击施特劳斯的”纯粹科学“则对应了奥本海默的最初理想化阶段。进一步地说，由于时间点的错位，施特劳斯一边被指出“罗伯是他安排的人”时，镜头切换到早几年的奥本海默一边，罗伯正在进行引导证言的逼问，这种连接方式无疑强化了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陷害---后者的整个听证会都是他在被控诉且自身表现出的嫉恨产物。

随之，奥本海默一方也摆脱了“自认受难者”的心理而激烈抗辩，由他的“实践理想的最坚实伙伴”凯蒂代行。命运共同体一般的她代替奥本海默对施特劳斯遥控的罗伯全面反攻，在对方的诱导与曲解证词中应对自如，施特劳斯也在反复强调自己对奥本海默基于差异感的嫉恨，认为他导致了自己的被排斥，是为“反击坑害”与“驱使坑害”的对决。随后，在跨越时空的平行剪辑中，对决进一步升级：施特劳斯与罗伯提出同样的质问，跨时空地借助后者之口，将奥本海默“不愿研究氢弹”的原因定性为世俗化的“要保护自己研发的原子弹的地位”，名利导向正如他本人，而奥本海默则强调自己的愧疚内因，其与理想目标背道而驰。

“回滚”对决的结果也是复杂的，是“实验核爆”的又一次再现。看上去，“现时”的理想得到了重建，信仰的底线在最后扭转了一切。但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假象，真正到来的是一种微妙的结局。

听证会的最后自辩便是有力印证。奥本海默反击罗伯的指控，最后更是直接说出了“我担心我们会使用一切拥有的武器”，完全坦白了自己出于理想破灭的根本心境。这是他的理想内容，与对方“不帮助研发就是叛国”的阵营分化语境针锋相对。在这里，毁灭性的原子弹出现，并延伸为原初理想伙伴简的象征意义死亡，先是庆祝二战胜利的跺脚，然后是杀死人类的幻觉，最后则是现实里与罗伯逼问同步的压迫来源，自身的“世俗化使用恶果”与对方的构陷完美结合。奥本海默此前一直回避明言前者带来的心境，因为那会触发毁灭的痛感，到了此时则终于一吐胸臆，将自己出于理想的本心说了出来，非理想的原子弹爆炸闪光与二战幻觉也随着罗伯的沉默而消失，带来了他的暂时胜利。看上去，科学研究与个人生活似乎都得到了最后防线的捍卫，回到了初时的状态。奥本海默也在判决公布后让凯蒂“别收床单”，回到了实验爆破即将成功的最完美时刻，施特劳斯则丢掉了晋升的机会，并由罗伯对奥本海默的注视而带来了跨越时空的“直接受挫”。

但是，就像彼时实验的后续一样，理想实现仍旧只是一瞬间。早在判决的时刻，胜利的不完美便得到了表现：他免于指控，却依然失去了安全许可，出于意识形态阵营的不信任与曲解并没有消失。这同样对应了世界的状态，核武器竞赛逐渐停止，但争霸却依然持续，真正的世界和谐不曾出现，而承载着其理想的“核研究”也被他亲自否定了。

在这里，肯尼迪是一个有趣的细节，他投上反对票，似乎破坏了施特劳斯的计划，其本人也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以总统之尊实现了“理想照进世俗政治世界”，缓解了美苏核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机，但他死于非命的结果又让其理想国一般的“卡米洛特时代”如此短暂，达成的不过是表面的平稳，终究要因对立的本质而灭亡，就像“实验核爆”后瞬间的表面完美，以及奥本海默得到的妥协式表面和平与虚伪的世界认可。在对立严峻的2023年，这样的表达无疑极有暗示性，它彰显了“理想世界”在每一次表面复兴中的不可持续，一直到当今时代。

更重要的表达设计则是结尾处，“过往”、“现时“、“未来“的同步与交互。电影在最关键的“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这一关键时点进行了回滚，在叙事结构上最为决定性的点睛部分完成了对此前各种回忆追溯的暂时推翻与其后重现。在此前的电影中，“过往”与“现时”进行了对奥本海默的双重冲击，在结尾则依然同步地带来了对奥本海默的理想重建，实际上却是对“原子弹爆炸”之虚幻辉煌的再现：既复述了毁灭的高潮瞬间，也以对“未来”的连接而牵起人物在“原子弹“与“氢弹”两个大时期的终局状态，将二个时期里的晦暗结果连接起来，强化了毁灭的程度，成为了影片主题的升级。

电影回到奥本海默与施特劳斯和爱因斯坦初见的时刻，二人的谈话内容得以揭晓。其与施特劳斯以为的“排斥自己”并无关系，他从此时点下感到并逐渐积累叠加的嫉恨也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看上去，这是对此前施特劳斯视角下“客观真相”的推翻，证伪了施特劳斯听证会时点下其表达的本心理解，也否定了其世俗视角对世界真相的绝对反映作用，其终究是有局限的：一次次叠加下被当作“世俗化差异者”的嫉恨，让他的视角成为另一种主观，而两个科学家的理想化空间才是最终的真相，施特劳斯则成为了远处虚化的一个斑点。一切回滚到二战胜利这一“毁灭与理想二选一“的高潮时刻，前者对应着原子弹毁灭世界的非理想，后者则实现了“以理论实践结束二战的阵营分化世界”的理想。作为落地，施特劳斯的极致世俗在此萌生，随后逐渐形成对奥本海默的显化压迫，其被推翻便意味着“非理想“的败北，因此其后引出的时代本质也会有所变化---他逐渐产生并实行压迫的动机不成立，由此刻原子弹终战所引导的对立升级世界也不成立，就像核竞赛最终会达成的一致。

但是，二人给出的却是对理想破灭的预言。爱因斯坦将奥本海默视为自己的同命运者，以经历预言了他“倍受折磨，最后被谅解，却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你”的非理想化未来。作为呼应，奥本海默的未来也确实出现了，从而带来了新的“未来”时点。在听证会结束的多年后，奥本海默来到了“为了他们自己而被谅解”的授勋仪式，接受了政府授勋和老友宽慰，但作为其共同体的凯蒂却拒绝与曾经陷害丈夫的对方握手，就像她在听证会时痛斥奥本海默“不要握他的脏手”---一切其实并未改变，奥本海默的“握手”依然只是听证会被出卖后的“自认受难者”心理，凯蒂也依然不接受对方不变的世俗之举，从听证会的背离到授勋会的试图和解，对其行为的不认可与不满私愤始终存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凯蒂在这里非常重要，直接作用于收尾阶段的表意。在听证会的最后，奥本海默想起了二人“发誓以理想之心掌握核武器主权“的最初时刻，回到了“政治理想化逐梦“的实践起点时刻，凯蒂也抵抗住了听证会的压力，没有败给世俗政治力量，并在最后与丈夫携手回家。在各时点下多次经受世俗政治环境压力之后，夫妻通过了考验，凯蒂成为了奥本海默的共同体。然而，当奥本海默接受授勋时，她却依然拒绝与背叛者握手，镜头落到她对旁人一笑的瞬间，给出了关键的表达：作为共同体的她成为了奥本海默内心中不满的具象，心有灵犀地做出此行为，唯独对这些坑害者保持敌意。奥本海默并未得到世界以非世俗语境的认可和致歉，也并未真正放下理想而接受世俗，他承受的曲解打压、理想破灭依然存在，对世俗礼仪也只是委屈求全，依然是不情愿的受难者姿态，此刻正是对一切的浓缩：它带来了不甘心的受难之痛，其非神性也正代表了奥本海默的本质，让他无法成神，只能成为强行攀登神位的盗火者。

奥本海默似乎以授勋的方式重新被国家承认，但他理想化的逐梦团队却依然是分崩离析的，而国家对他的认可也不过是虚情假意的自我开解，一切仍是凯蒂在听证会后判断的“你以为他们会原谅你吗，不”。正如他在听证会结尾的遭遇一样，虽然免于严重判罚，却承受了撤销安全许可的结果，并不被完全信任。这对应了他与凯蒂的关系，作为二重性理想伙伴的他们恢复了夫妻关系，回到了理想实践的“起点”，但其努力其实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就像二人结识初期的种种暗示一样。他们即使回到了起点，迎来的也不过是受勋仪式的“受难者”结局而已。当奥本海默离开纯粹科学者简，将理想对象投向现实世界的时候，结局就已经不可更改，而简其实也无法维持其纯粹性，奥本海默能获得的至多也只是瞬间的光辉而已，正如他在原子弹实验成功时的短暂圆满，以及经由核竞赛缓解而得到的表面和平，实际上却无法停止本质上的对立，而理想载体也已经消失。

在结尾处，借由“湖边一聚“与“最终未来“的连接，奥本海默的身上出现了奇妙的被冲击效果。首先，前者是原子弹时期的末尾，后者则可以作为氢弹时代的结束，构成了奥本海默在两个大阶段里的理想争取结果，而它们呈现的则是同样的“世界毁灭”：大和谐的世界理想未能实现，奥本海默本人则分别被世俗代表施特劳斯与更多人所曲解。

同时，由爱因斯坦进行的“人生定性”包含了奥本海默的“战后“，具有基于此时点的未来预兆性，且同时针对之于“听证会之现时“的“过往、现时、未来“的多重时点。一方面，他被爱因斯坦告知的“未来”对此时的心理形成了冲击，并与此前经历的“战前战时之过往”相结合，他已经预见到理想目标在未来的受挫，此前的遭遇会延续下去，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包括了战后的限制核运动之“过往”、听证会的辩驳之“现时”，以及最后的授勋会之“未来”。同时，这一幕也冲击了“未来”授勋会中的他，让他确切地意识到了爱因斯坦的正确，从而再次受到打击，以吻合爱因斯坦告知的“受难者”姿态接受了他人的宽慰，由虚情假意给予自己的痛苦而开解了对方。这就是爱因斯坦告知他的唯一结局，以其预言性而凸显宿命感，他则通过确认而最终接受了宿命。

事实上，预兆性的元素多次出现在电影中之中，作为对“宿命感”的强化。“纯粹理论与独立理想“的第一阶段本身便是一则预言。简对他的“世界毁灭者“预言，基地名称初次提及时的全黑画面，简给他人生遭遇所下的忠告，都来自于这个时间段。这起到了对结尾表达的铺垫作用：在他的人生中，对毁灭性结局的预兆出现在最初的时刻，一次次地强化着对其随后理想尝试的否定，构成了最终悲剧的宿命感。

此外，电影中多次出现了“第一人称视角下的人物渐远”镜头，它象征着作为“观者“的奥本海默各阶段理想的动摇与让步，远离的人物即是他即将抛弃的阶段性理想状态，同样形成了一种预兆性暗示。首先是对简的远离，他即将告别纯粹理想化的完美状态。第二次则是在湖边结尾对犹太科学家的远离，他即将远离二战中“政府控制的无权力科学家”，进入战后的政治家状态。类似的还有实验成功后对原子弹运车的远离，此处加入了奥本海默的背影，进行移动的是车而非镜头，强化了此刻的重要性：理想实现瞬间的载体终究还是远离了自己的掌控。

并且，在最终的湖边一聚中，奥本海默的反应便昭告了他对过往、现时、未来的认知---湖水变成了启发公式的雨滴，随后却又从“自然”变成了“身处于投弹机舱”的幻觉，最后则是现实里的投弹日本。“爆炸”从美好的理想变成了争斗的世俗，而他最终也说出了“我觉得我们确实摧毁了世界”，个人的生活面临事业的破碎，世界则陷入敌对的升级。当这一幕在电影结尾出现时，无疑是奥本海默对全部人生的定性，既针对此前发生过的一切，也针对彼时尚未发生的基于听证会之“现时”与“未来”。

这种“多重时点的交叠”成为了对“多重回忆叠加指向现时”之理想冲击结构的浓缩再现，又以基于相对时点的“过往”与“未来”之混合属性而完成了进一步的冲击复杂化升级，不再是绝对的“回溯过往”与“现时受制”。这也正是对“反应叠加引发爆炸”之“核爆”的升级，带来的却是彻底的毁灭之受难者宿命：美苏竞赛的战争阴云仍在，理想主义的行为也始终不被世俗真正接受，特勒、劳伦斯、格里菲斯的证词都是暧昧的平衡，看似认可的受勋仪式更源于国家对他不由衷的虚伪。

这也吻合了他最后对原子弹爆炸结果的描述：“我们确实毁灭了世界”。在与简初遇的“预言性“场景中，他是被动地念出了“世界毁灭者“，到了这里则变成了主动的姿态，意味着他对此命运的经历与接受。在他思想的闪现中，首先是即将实验的原子弹，正是理想的短暂实现瞬间，就像夫妻最初设想的一样，有关武器的一切都由他掌控，随后是委员会会议后奥本海默产生的“自身处于实战爆炸机舱中操作投弹”的幻觉，最后则是日本投弹的画面，引出了“深入政治限制核武器研究”的下一阶段理想，并继续失败。这里的“世界”，既是原子弹爆炸而引发的美苏足以灭绝人类的核武器竞赛之战后世界，也是奥本海默理想中的“大和谐世界”。因为原子弹的爆炸，现实朝着理想的反向急剧恶化下去。以此时点出发，它是对过往的总结，以及随之形成的对未来预言，也是对理想实现的否定：只有“抹除理想”，才能创造极其局限的和平，而他的理想者身份也依然会与世俗的世界继续冲突下去，受到对方虚伪和解之下的永恒压迫。

在与简的“纯粹理想化”阶段，二人都认可“对一切留有余地”的观念，这正是奥本海默对世界的根本理想，也是他的一贯做法。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极化对立，而是能有余地去缓冲中和，创造一个异见者们大和谐的理想世界。而在对理想的践行中，他则同样留有余地，不一味追求理想的完美实现，而是在挫折后向现实逐步平衡，执念于阵营之间“余地“的最大化，寻找妥协而可行的理想落地之道。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没能创造“有余地”的世界，哪怕最后时刻的“余地面积”已经无比之小。这个观念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行的，因为世俗的争霸世界里全无余地可言。

对湖边时点中的奥本海默来说，他尝试用原子弹终结二战导致的阵营分化，实际上却发现阵营分化并非仅限于二战而是世界日常，原子弹失去了掌控成为政府手里的分化升级。奥本海默没有让他和爱因斯坦猜测的“无限反应并毁灭世界“出现，这是物理自然层面的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世俗因素，这种成功在世俗的世界中没有意义，只会带来政治对立上的“反理想”，因其出现而激化阵营冷战与核战争威胁，毁灭世界与理想人生。

而从此时点下独立存在的奥本海默来说，说出这句话的他又带来了新角度上的“多重冲击”结构，指向的内容却有所不同。预言的加入、对原子弹的总结、平行出现的终局，共同形成了独立出现于“湖边时点“的“过往”、“现时”、“未来”之三重叠加，此刻的他同时接收了三个时点的冲击。这让他此后在冷战时代的继续努力成为了一种对“受难”的拥抱：明知一切也要尝试，不惜成为被世俗世界压迫曲解的受难者。

并且，最后一镜的“我们确实毁灭了世界”也成为了对其全部既有与未来人生的定性：以抹除理想的毁灭方式实现妥协于现实的理想，在毁灭世界后建造一个表面和平的短暂世界，这与他的理想世界大相径庭。他在原子弹爆炸中毁灭的是二战世界，也是理想化战后世界的可能性，由其限制研究的行为而完成了对理想的直接推翻，等同于对其主观世界的人生毁灭。这种复杂的毁灭认知，与世界不认可带来的人生扭曲相结合，让他的内心始终处在最后一幕的状态：直到最后的受勋仪式，都保持了“受难”的心境。

在结尾的时候，他的受难更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化，来自于世俗之外部世界的打压，更有理想置于世俗中的内心折磨，来自于对生命毁灭的愧疚，对理想动摇的受伤，更有新加入的部分，来自于对必须亲手抹除理想载体“核研究”才能实现表面和平的巨大妥协之痛。他一直在对世俗妥协，最后牺牲自我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个极致的妥协式“胜利”而已。

从起初到最后，奥本海默都无法成为完美的神明，也不能在世俗中实现“造福人类”的神之理想，只能得到含糊的妥协式结果。他在多个人生阶段中都就接收到预兆，也确实有所体验，只是不同于施特劳斯等自甘堕落的凡人，依旧要去徒劳地努力。他成为了普罗米修斯，一个想要将神力赋予人类的非神，但却终究不是具备此等资格的神明本尊，因此也就只能如普罗米修斯一样地陷入无尽的痛苦，成为“受难者”。

在影片的最终升华部分来看，人性才是诺兰给出的极致，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终极世俗，以人心嫉恨而引出了以阵营斗争为质询内容的听证会。阵营的斗争形式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但人性基于世俗一面的“嫉恨““暴力”“自大”等攻击性却是永恒存在的，这也引导了阵营斗争的永存，变化的只是形式而已。

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电影，也让诺兰做到了奥本海默未曾触及的事情。当他扔掉玩乐心态，拒绝用叙事把戏让观众露出廉价的惊讶表情，而是将之化为内存塑造与主题表达的途径，引发观众的深度震撼时，他成为了电影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