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登上奥比未曾抵达的神位（中）

在这一幕中，奥本海默在接受原子弹爆炸冲击后的再退让也有所暗示。结尾处对犹太科学家的远离镜头带来了预示性的信息：他身处象征科学自然的森林，始终担心德国人毒杀自己，正是无权柄科学家在政治世界里的状态，他们并不能真正在官方面前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更不用说去“掌控力量”。此时的奥本海默实际上也在原子弹的实际投弹中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从而进入到这种状态，对他的远离便意味着即将其进入战后的政治家状态。

在大架构中，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在时间相近、同处于“完结性状态”的时点下共同接受“对一切行为的定性判决”，与后者天差地别的他提供的无疑是现实反映性更强的世俗视角。在奥本海默以共产主义之身建立“多政见团队共同实现和谐世界理想”的独立基地，似乎压过了美国政府后，一段质询结束的施特劳斯也给出了“现实政治”的真相。他与自己的团队讨论自己“会被归咎于奥本海默的同党而无法升迁”，以及麦卡锡主义对奥本海默遭遇战后危机的影响。他的看法显然更加贴近政治现实，否定了奥本海默的理想政治形态，也由此得出了奥本海默难以脱身的结论：追求隔阂消除的“任用各种意识形态者“，必然导致其在大环境中的问题，导致机密泄露给苏联，自身立场也在阵营对立现实中受疑。

在这里，电影通过施特劳斯而否定的具体内容便是上述的“二重性理想实现”。在爱情方面，他的回忆在奥本海默叙述的夫妻初遇段落后出现，展示了政府对奥本海默夫妻的监视照片。显然，夫妻的共产主义信仰始终没有得到接纳，这让他们的关系必然受到外界影响，无法保持奥本海默对初遇印象的“独立于俗世“，在现时听证会中落到奥本海默叙述夫妻初遇时的“背后凝望”状态，直到反转给予的最终表达。

事实上，在奥本海默接受计划并回家时，诺兰已经给出了对二人“亲手实践并结束战争实现和谐”的负面预兆。凯蒂纵酒后对拥抱的拒绝和对婴儿的无视，都动摇了二人此刻表面上对开启计划的庆祝状态，成为对最后结局的预示。奥本海默被迫寄养孩子，获得了亲友的开解，但这只是暂时性的缓解，就像下一幕中夫妻二人在草原上强调计划时理想的暂时可行一样。极具暗示性的另一个细节则来自于接手孩子的亲友谢瓦利埃，他在随后的聚会中引诱奥本海默“叛国”，正是他间接导致了随后的基地泄密，对奥本海默表面上的“缓解生活”反而带来了本质性的“导致怀疑”，且直接动摇了奥本海默对基地与苏联之理想程度的信心。

对于这一阶段的奥本海默，施特劳斯对博登翻阅战时资料的回忆已经给出了真相。通过其资料可知，调查监视奥本海默的警察从他初到美国便开始出现至今，只是得到了他的不解愤怒与无从察觉。这自然说明了奥本海默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夫妻二人根本不知道“隔阂消除”的不可能，对自己因阵营化现实而招致的信任危机也没有程度上的意识，必然不可能被赋予原子弹计划与成果的真正掌控权。在奥本海默最后说服拉比时，诺兰也打下了同样的暗示：拉比提出“原子弹可不看扔的是哪个国家”，对计划为阵营化政治所用的未来有所察觉。他虽然被奥本海默的“公式”如此前同事面试时一样地说服了，但对立时表现力量差距的俯拍反打镜头只是随着说服而略微调整小了角度，却远不是真正完美的水平构图。

就像简在分手时说的那样，“别以为你能超越规矩，别让真正理解你的那个人离开你”。奥本海默以为自己能够赶在公开亮相前二婚，就此遮掩住外界的指责，也认为自己在实验室宣传工会运动的行为没有问题。但他并不能凌驾于世俗--道德、法律、阵营---的约定俗成之上。同样地，他可以在快速剪辑的持续交锋中压过格里菲斯，用自己的一套说法争取到同事，并换下军装穿回西服，但整个计划却最终被世俗政治家与军人所掌控，而他在受挫后也要让步地穿回实质上的“军装“，成为官方的一员以争取限制核研发，不再是此时的科学家。

事实上，简的这句话也正是诺兰给奥本海默的预言：他不应该离开拥有纯粹性的简，一旦接触到外部世界便必然无法“无视规则”，从而迎来科学政治双重理想的灭亡。可以说，当奥本海默离开简并在初次的理想实践中决定拥抱“现实世界”时，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在这里，客观的真相同样由施特劳斯带来，甚至是更为“超前”的。他回忆了奥本海默与政府讨论氢弹研发的会议，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经来到了“获得政治地位以掌控研究影响并终止核武器研发”的战后阶段，在二战后与政治集团产生了更深度的交互，甚至自己成了政治家。即使如此，一切也并非奥本海默回忆中的“完全压制”---在反驳资源之说的时候，奥本海默始终以背影出现，这一方面由“凝视镜头“而说明了他与施特劳斯促成后者嫉恨报复的差异性，更埋下了“世俗力量打压奥本海默“的种子。这来自于施特劳斯在此刻的心绪，他看着奥本海默对研究所的肆意嘲讽只能勉强笑笑，进一步激发了嫉恨之情，与“凝视镜头”带来的与对方之差异感相结合，最终引发了现时里的报复。在这种对比下，奥本海默在战时甚至没有获得施特劳斯回忆里的声望，其对世俗者格里菲斯的“压制”也就肯定不可持续，只是他的不谙世事而已。

而在奥本海默建立起“理想团队“的基地，从而将“实践终结二战的理想”推进时，施特劳斯的回忆也完成了对其打压的推进，从而否定了前者。他咒骂着“那该死的基地“，并想起了“与不理睬自己的爱因斯坦擦肩而过”与“旁观奥本海默嘲弄自己”时的嫉恨，并意识到科学家与自己并非同类，反而是对自己所处世俗的自认居高临下者，因此才在科学家出庭的风险下决定证明“自己对抗奥本海默“，将计划推向“将其彻底恶人化”的下一步。

“实验进程中的泄密苏联事件“，成为了将此前潜在世俗化转到表面的激发节点。奥本海默等人的理论成果在苏联得到了更快的实践，这直接激化了美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立，引发了查内鬼的行动。这在当时宣告了奥本海默“世界大和谐”理想的破产。在“过往”中，他的基地根本不是独立于阵营分化之外部世界的理想化存在，而是出现了苏联间谍，成为了对战后世界非理想化的一种前导：现象已经给出，美苏却尚在暗战。在“现时”则是完全显露的“针锋相对”，美国彻查共产主义，与苏联直接竞赛，施特劳斯、格里菲斯、劳伦斯等与奥本海默面临听证会控诉的关键，也导致了旁人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环境中深陷危机的自保，抛弃了原本尚属于同一团队的奥本海默：施特劳斯为了洗白升迁而要坑害他，格里菲斯等人也必须厘清嫌疑。

更重要的是，这说明了苏联作为共产主义国家对于理论目标的违背。他们的成员会为了自己的阵营背叛奥本海默，打破团队在基地中追求“消除阵营对立“的氛围。其国家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核武器竞赛，这说明世界的阵营对立并不局限于二战，而是作用于所有国家的永恒现象，共产主义国家也无法超脱。这又一次标志了奥本海默的理想受挫，他以为的“不同见解者倾力合作”终于毁坏，变成了受困于政治现实的各自保命，终结二战消除对立与随后对共产党的信念也再次动摇。

在回忆中，施特劳斯和格里菲斯成为了终战前后的和谐团队分化者代表，他们在各自的时点中用低姿态配合着奥本海默，似乎与他组成了昭示“理想压过现实“的团队，到了判决一切的两个听证会之“现时“后，则或主动或被动地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世俗地界。针对泄密事件而形成的问话让二人建立了跨时空的同步。在施特劳斯的听证会上，他回忆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上自己对泄密事件的反应，并给出了“我在当时信任他”的说法，表明了自己现在对奥本海默的不信任，这是黑白色彩下的世俗化理解。同时，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也格里菲斯第一次出现在现时段落中，直接便是背离奥本海默的状态，在“是否现在依然会给予安全许可”的问题上无法作答，用更犹疑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离心。这是奥本海默的视角，因此尚且不那么黑暗，却已经露出了格里菲斯被迫背叛的迹象。这在画面上也有所体现---在多个奥本海默的侧越肩镜头里，他都成为了对格里菲斯的凝视者，而“凝视”镜头则是对“差异者感受”的象征。

由此可见，对于泄密事件的听证会段落非常有力，它第一次正面击溃了奥本海默对理想的信念铁壁，几乎是亲眼看到了自己逐梦盟友在现实压力下的倒戈，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他对“语言规则“的轻视，对二人--以及遭受类似待遇的劳伦斯和特勒等科学家---始终俯视而行的“不经思索之傲慢言语”。非科学家的格里菲斯甚。在世俗化的想法之中，他对奥本海默的感受就像施特劳斯决心抛弃他时回想起的一样：自己其实一直就不是他的盟友，而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暂时屈从，扮演一个似乎被他纯粹理想压制的“世俗伙伴”。

这也体现在了对该事件的彩色回忆之中，以奥本海默打造的理想化和谐基地的变质与失控为表现核心。他带来了所有科学家的妻儿，并建造生活设施，试图实现科学实验与个人生活的同步完美，由他一力负责且出于沙漠之中，完成了对外部世俗与政治力量的隔绝。在这个段落中，我们也看到了奥本海默继续为之的“对抗世俗”，他给被纳粹排挤的德国人打开基地大门，也吸纳了共产主义分子，最后更是拉来了军方坚决抵制的反战同伴，试图在这里延续超越国籍、阵营、思想观念的纯物理学研究，并根除战争以造福人类大和谐。他对世俗规则的对抗也一如既往，强行压制了军官关于取消科学家亲属聚会的保密要求，将想违规打电话的家属直接纳入有许可的研发团队，而劳伦斯更是用“我知道分区的规则但没说遵守”来嘲弄保密方案。

然而，就在这属于奥本海默的彩色回忆中，泄密事件干脆地发生了，这无疑意味着奥本海默的“彩色”理想信念遭遇到正面冲击。在电影进展到这个事件时，现时里的奥本海默看到了盟友的倒回世俗与团队分裂，而回忆里的泄密发生也意味着其在过往的同等感知，兼容并包的逐梦团队其实暗含来自共产党的世俗争斗，动摇与冲击同时发生在了两个时间点上。这也改变了第一阶段里的回忆状态，不再是表面完美之下的潜在暗流，而是来到了水面之上，“彩色”尚存，对应着此刻奥本海默尚未彻底崩盘的信念，却已经在两个时点下遭遇了更加直观的打击：诺兰第一次安排了外人对彩色回忆的视角切入，委员会会议时点下的军官尼克尔斯回想自己观察科学家会议时的情景，他带着“寻找阵营间谍”的姿态进入了彩色的回忆，而彩色回忆也从“奥本海默专属”与“模糊视角来源”的两阶段过渡，来到了更加连通外部世俗且打破奥本海默个人封闭性的新阶段。

被打破封闭的并非只有彩色回忆，还有更加确切的基地，奥本海默费心建立的双重理想之伊甸园的倒塌，这也正是泄密发生而理想证伪的场所，并处于“委员会会议”和“奥本海默听证会”的两重回溯之下，对各自时点下的奥本海默产生影响。

在原子能委员会会议时点出发的尼克尔斯视角中，彩色画面下的热烈讨论景象被放置在了黑白本质的意识形态怀疑眼光下，由此削弱了彩色对应的逐梦理想化氛围。这也在施特劳斯的委员会会议与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中得到了并行的延续：由二者出发而进行的“研发讨论与团队壮大”回忆里，彩色画面中的奥本海默在一步步组建起隔阂消除的理想化小世界，并以研发原子弹以终结二战为理想实现目标，一切却始终处在两个会议回溯此刻时针对政治立场的怀疑与质问语境下，结合泄密结果对质疑的佐证，便成为了对“彩色”理想化的证伪。

事实上在他们初入基地的时候，关于基地世界的负面信号就已经出现了。先是夫妻二人驱车时孩子的不停哭闹，随后是凯蒂抱怨这里没有厨房，这是对上一阶段“接受军方指派”时开头一幕的再现，彼时的凯蒂同样与奥本海默发生了夫妻相处的不愉快。相比之下，这里妻子的不快更加明晰，预示了这一阶段的世俗化重点：研发对现实战争的非和谐影响，因为这是战争用地，因此才一切从简。奥本海默自己随后也提到了这一点，对朋友说“铁丝网，栅栏，这是战时”。类似的暗示也发生在了研发会议之中：虽然尚不是尼克尔斯视角与对格里菲斯的质问，还保持了从委员会会议出发的奥本海默视角，但特勒的呛声已经暗示了科学家团队的暗潮--他拥有对奥本海默的多个“越肩凝视”镜头，暗示了对后者的“差异化”心态，也与施特劳斯一样对嘲笑自己设想的对方心生嫉恨，埋下了听证会上背叛的伏笔，而他此时提出的类氢弹设想更对应了战后美苏争霸的非理想化升级，与此刻的会议氛围完全相反。

在实践阶段的开头处，家庭与科学便在妻子的不快中流露出双重的负面暗示，并确切地体现在了基地环境的“非理想”上：研发成果最终投放的战争绝不符合科学家的理想，这里也是战争绝密场所而非科学家的逐梦理想乡。

在表现基地的真相时，诺兰也细致地展现了奥本海默的转变过程。一开始，他描述了此前发生过的最大爆炸，“语言”由此有了新的延伸形式：与其“现实感”匹配的“现实中的爆炸画面”，随着描述出现在银幕上，所有事物毁于一旦，初步动摇了“爆炸画面”对理想的指向力。随后，奥本海默却依然将爆炸带回了自己掌控的理论模拟层面：火焰的闪现与现实里模拟物理反应的杯子与金属球，意味着他“掌控原子弹的现实力量来终结二战分化世界”的本阶段理想。这也带来了他抵抗军方时的小动作，在同伴宣布不遵守分区保密时将小球扔到杯子里。

但是，他已经愈发明显地遭到了军方的反压制，先是在比格里菲斯更强硬的尼克尔斯面前被拉到均势--俯仰拍的正反打变为水平正反打--然后则是泄密发生后面对“剥夺基地控制权”的颓然坐倒：镜头逐渐拉远，给到他的背影，与强势离去的军官形成力量对比的扭转。同时，他失去基地控制权也就意味着理想载体的旁落，基地严格执行的各种禁令也让它不再是独立于外部战争政治的理想乡，就像他研发的武器逐渐落入政府的手中，执行与理想目标完全相反的任务。

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人物转变表现来自于“语言”的压倒性。委员会会议中，奥本海默第一次让“语言”占了“物理理论展示”的上风，关于苏联研究内容的物理讲解全部停留在语言上，而更多的则是旁人对研究人员的分析推理，逐一指出奥本海默招募成员的政治倾向问题，以及对苏联掌握该研究的担忧，奥本海默也第一次在施特劳斯的面前语塞，他试图证明基地没有政治叛徒，并扭转大家对美苏氢弹争霸的预想，猜想美苏会共同放弃核研究，却在尝试辩白后无言以对，不得不接受对方对世界政治环境的凡俗化理解，并随之确立自己的下一阶段理想目标：转以政治家的身份获取话语权，尽全力限制氢弹研究。

在这个阶段，对于听证会与委员会会议，诺兰都强调了语言的压迫力，不仅仅是其对理论的取代，更包括了语速、节奏的加快。与说话速度同步，剪辑更快速地流转于众人之间，镜头也始终在非慢速地移动，整体质感变得急切而细碎，充分对应了语言对奥本海默的冲击：他擅长理论，语言则只是自己有利用价值时暂时的无视规则，不足以应付对方动真格时的攻击，理论对应的纯粹理想也敌不过语言接壤的政治世俗，对其他人的猜疑与责难哑口无言。在愈发犀利直接的意识形态言语中，奥本海默彻底意识到了研发对阵营化战争的从属关系，而现实语境下的自己正是属于“敌方阵营”的共产主义者，这让他参与研发时的超越阵营之理想化动机不可实现，反而必然引发他自己的覆灭。

更加巧妙的是，围绕着上述表达内容，为了强化基地泄密事件对奥本海默打击的重要性，诺兰更是将上述的原子能委员会会议赋予了更丰富的表达效果。他借此将叙事时间条理进一步复杂化，等同于带来了一个发生于过去的“听证会”：在此对泄密事件进行复盘，从这里出发而同样展开了诸多对研发时点的回忆，从多时点、多事件，到尼克尔斯加入的“多人物视角”，共同指向了原子弹开发时期的苏联暗流，对基地的小型和谐理想世界进行否定，也动摇了奥本海默对苏联践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心。这构成了泄密事件这一剧情阶段的重头部分，是施特劳斯、奥本海默、两名军官的共同记忆交汇处，便成为了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全貌。它全程的黑白定义了真实世界的状态，也说明了奥本海默在这段回忆中感受到的现实冲击。这是听证会现实与复盘这两个时点下的双重打击，二者高度对等，奥本海默在后者中的动摇也等同于对听证会的感受。

而从全片结构上看，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也确实引发了奥本海默对现实世界认知的关键质变。此前的他对苏联与战后世界非理想化的真相已经有了逐渐积累的感知，从托管亲友的打探口风到格里菲斯的偶提竞赛，再到泄密事件的发生。但是，此前的他并没有非常清晰的感受，一切都是不确切的，包括泄密事件可能也只是失误而已，更明确敌对的也是美国一方，甚至一直到该会议稍早些的“终战时点“也是如此，由杜鲁门明确表示了对苏联的核战假想敌之意。然而，以委员会会议为回溯出发点的泄密事件复盘中，奥本海默不得不回忆起当时涉案三人的一幕幕，并由“火车上复盘”的“二重回溯出发时点“带来的层层动摇，在事件、人物、出发时点上同时面对叠加合力的冲击。以会议开始时施特劳斯展示的苏联研发核武器为开端，他就被迫意识到了苏联主动参与争霸的真相。而在该会议之前由苏联主导的泄密与美苏争霸在双方共同意愿下的格局，则让他看到终止二战之于理想的无意义，从科学家转为政治家，开始争取限制核武器。一切从“裂变”彻底转为“聚变”。而整个委员会会议又是听证会之“现时”的回溯过往，因此完成了又一种“叠加”，成为了对“结局时点”中奥本海默的多重冲击。

具体而言，在委员会会议和听证会的两个时点下，奥本海默面对着泄密事件的四个可疑人物--简、谢瓦里耶、艾腾顿、鲁马尼次--的共产间谍质疑。他双线辩驳并进行回忆，却也在回溯里无法消除疑点。事实上，在回忆的时点中他已然意识到自己的过分理想化，经由回忆则进一步加深，从而动摇了两个会议中自己对三人皆无罪的信心，只能最后沉默以对质疑。随之带来了对“进入二战后”之下一阶段理想让步的铺垫。同时，从回溯时点内部出发，它们又构成了对“二战时期”的表现，引出了理想在二战中的第三阶段。在同一段落中实现双时空、多层级的人物曲线与主题呈现，是影片的一大特色。

在委员会会议回忆的时点中，奥本海默处在“掌控力量以实现和谐”与“抹除力量”之间的理想过渡阶段。他感受到二战中对立“并非德国原罪”的复杂事实，在官方对共产主义主义的怀疑中感受到理想载体基地的崩塌与自己在政治现实环境中的受压与无知。在日本与苏联以对立形态存在的情况下，他试图追求“承认对立前提下的威慑”，理想的动摇在表意上对应了自己在凡俗官方的面前的愈发弱势，这种弱势在具体情节层面上则让他处于世俗语境的怀疑与压迫下，从而失去了曾经谋求的“力量掌控权”。感受到世俗化真相的奥本海默在“二战消除分化之理想的不可落地”的认知前对应性地失去了对世俗代表官方的优势，也就将原子弹拱手让人。此时让步后的理想形态，变成了“对阵营化二战世界的承认与威慑”，作为理想载体的原子弹让给了官方，并相信官方会保有基本的和平理念，将它用在“威慑而不大杀戮”的程度。

作为“对共产党的理想寄托”与“不了解世俗政治”的表现，首先要看的是鲁马尼次和埃腾顿的部分。鲁马尼次被带走后，他找到年轻军官要人，却明显弱势，哪怕外出都要经过对方的许可证明，交锋中的正反打也首次变成了他一方的仰拍角度，预示了他与军方的优劣势反转，甚至自身都开始被怀疑，对方并没有爽快地给出拿到安全许可，处在了他没能料到的阵营对立环境中，此时二人身处的基地也露出了愈发明显的非理想样貌。而在他开脱因政治立场而被带走的鲁马尼次时，接受了马西的质询，交代出“值得关注的嫌疑人”艾腾顿。但当他与格里菲斯在火车上复盘此事时，对方又表示“马西是俄国东正教，恨不得将共产主义者全杀死”，带来了加入宗教因素的更复杂政治内容，让自以为掌握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奥本海默尴尬沉默，再受打击--马西对鲁马尼次的敌视并不那么简单，而是恨不得将他直接执行俄式酷刑以报宗教之仇。同样的打击也发生在与马西对谈的应对乏术上，他并不如对方那样掌握世俗化的政治怀疑思维。

显然，他并不如预想的一样了解阵营分化的程度，就像他无法理解二战中潜藏的美苏对抗，而不了解也就随后导致对“原子弹终结对立世界”的误判。这正是对他下一阶段让步的动摇点，并在此处有所铺垫---他一开始不想过多举报埃腾顿，却最终无奈地和盘托出，自行倒向了“对团队的拆解与怀疑”。

更重要的则是简。对泄密嫌疑人简的回忆带来了多重冲击的小高潮，说明了其事对奥本海默的冲击之大。在各种只鳞片爪中逐步意识到自己对阵营化看法与解决思路的幼稚，以及秉持世俗视角而愈发压制自己的官方后，他希望重回最开始的纯粹世界，却发现这也不过是又一个泡影，他能做的只有不断的妥协让步，从而引出了“向世俗平衡”的后续两阶段。同时，对简的回忆由复盘而起，中间又切到了听证会的问答，强化了对双时点下奥本海默的双重影响。既引导了他在二战时期的第三阶段理想，也由听证会时点而推动了对现时中其人的打击。

奥本海默密会简，试图找回曾经完全脱离现实政治等一切的理想化，同时期的他则感受到了自己之于政治的稚嫩与受压。寻找纯粹爱情也同样未能幸免，他的密会被军方跟踪，其人后续更是出现在听证会中作证。奥本海默回忆视角中的世俗入侵随之变得更加表面化，也非常直接地遭遇了“他人世俗视角叙述”的影响。与之呼应的则是“彩色回忆”的又一次“他人化”，格里菲斯对火车上质问奥本海默与马西对话一幕的回忆正是彩色的。在与简的密会中，二人虽然赤裸，奥本海默却无法如曾经一样地“永远回答简的问题”，出于基地的保密规定而保持沉默，二人已经回不去从前的美好，他也开始臣服于“意识形态对立下的质疑视角“这一外部规则。

这种动摇由委员会会议开始，并以听证会收尾，从而带来了双重打击。与简幽会而全身赤裸的奥本海默幻觉一般地出现在听证会中，麻木地回应着与简的做爱，这将这段爱情密会直接带入了最政治氛围的环境中，强烈地抹去了其纯粹性，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的打击由此可知。事实上，外人质询与怀疑的理由便是简对共产主义的皈依，其人在强大的世俗语境下已不再保持纯粹，而密会的麻烦来由则与“向其他势力保密”与“敌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密切相关，共同说明了奥本海默希望回归“纯粹之地“的不可实现，所有人事都不能摆脱现实的纠缠影响，并由简的自杀而进一步增强表达效果。这种影响也延伸到了奥本海默与凯蒂的关系上，听到出轨细节的凯蒂仿佛看到了简的挑衅，与丈夫进一步离心，而此前夫妻关系已经因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否认而动摇过一次。

针对与简的密会，现时中的他挣扎地表示自己再也没见过她，已然自行否定了这段爱情。这一刻，在他意识中的“爆炸”同样变成了毁灭性的样貌---简的自杀片段闪现而出，同时出现了就像爆炸毁坏的碎片，以及原子弹投下后人们庆祝终战的齐踏之声。这暗示了奥本海默对“纯粹完美理想“的彻底绝望，也感受到了来自于世俗世界的巨大压力，让涉足其中的他被迫对简保密，也让简在监控与怀疑中自杀。与二人爱情同步毁灭的则是对“原子弹”的理想认知，它在幻觉里的爆炸对应着阵营化世界对二人的摧残，原子弹带来的也正是阵营化的升级。这说明了奥本海默在听证会时点下对原子弹的真正看法，而男女关系对应的个人生活则与科学研发的“世界理想”形成对等，作为对“原子弹”理想看法的引导---男女是对后者的追逐者，关系的破裂也意味着追逐的失败。简在会面时扔掉花的细节复制了分手一幕，已经定义了这种失败：在每次约会中，奥本海默都不顾简的反对坚持送花，这是他认为正确的信念，实际上却只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从个人生活的分手到因“坚持理想”而招致的世界对立升级。

简之死与理想动摇的同步对应关系，在对泄密事件的回忆部分中也有更明确的表现。带来核反应元素的自然草原成为了奥本海默在初闻死讯时的悲伤之地，而在该消息到来之前，电影先让回忆段落成为了对理想终局的预言。研发以“杯子中投金属球”的理论化开始，经由老教授到来的短暂“科学家共会一堂”，最终却变成了老教授对他所做一切必将被曲解的提前定论：“你会成为普罗米修斯，面对自己的灭亡”，随后立即跟上了简的死讯。

随后则是双重打击的同步。奥本海默在纯粹爱人的死亡中沉默，对研发会议不再热心，其他人则是一言不合便辞职放弃，对离去者特勒的挽留也只是“一周来讨论一次”。这是非常微妙的一处，再现了曾经格里菲斯对他的妥协，此刻反而成为了他自己的让步--虽然他表示“是我不让卫兵放你走”，似乎仍拥有对基地事务的主导权，实际上却已经开始变为曾经军方的弱势，而特勒的研究者身份更是让他妥协性的挽留成为了对“实验”的让步，只能一周交流一次无疑是不完美的工作状态，与“基地失控”的含义相同。而这一切的动摇引发点，便是会议吵架时奥本海默沉默回想着的“简之死”，意识形态争斗对其个人生活的打压与“理想组合”的毁灭。

在这个部分中，过往委员会会议与现时听证会对身处两个时点的奥本海默达成了双线动摇，深化了“多重时点与多重回忆下的多重冲击”的模式，前者又显然可作为后者的记忆内容而形成又一重冲击。它随着奥本海默涉及事件的增加而增加，交叠在不同时间点上，彼此之间构成了“某一时点问答与回忆中过往”的关系，并最终一起归于现时发生的听证会，全部是此时对所有过往时点的回忆。如此一来，听证会中接受冲击的奥本海默的承受之力也就显著地愈发沉重。

可以看到，不同时点下的“质问者”是不同的，施特劳斯（委员会会议）、格里菲斯将军（奥本海默找鲁马尼次后的火车上）与马西（找鲁马尼次时）都担任过此职，而他们又都是听证会里的被质问者。只有奥本海默是所有时点中的被质问者，从而遭遇了所有人的冲击，成为“多重冲击”的一个形式。这也体现在了听证会的段落中，格里菲斯等人都在甩锅自保，只有奥本海默全程被动地接锅，所有的自辩均是对理想化的坚持，也就全然改变不了因世俗而形成的当前局面。

在多重的冲击下，奥本海默已经无法再维持信念，这构成了他在后半部电影中的主要行为：试图一步步地吻合世俗规则，将理想进行平衡妥协，却始终难以摆脱自己无法真正把握世界真相的限制。他也必然无法驾驭察言观色的世俗化言谈，像使用理论一样掌握语言，只能看着其他人的言语甩锅，自己却结结巴巴。

在诺兰的叙事架构中，委员会会议成为了影片正中间的节点，区分了前后半段，这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内心状态与所受冲击的变化。在委员会会议之前的“聚变”时期，奥本海默对计划的诉求没有本质变化，是凭借科学力量达成的“人类大和谐”，是共产主义的“消除一切隔阂”，从根本上解除世界里的阵营分化现象，他的身份与与他组成团队的都是科学家。其内部的区别更多在于“和谐的实现程度”，从最完美的和谐到自己掌控下的“结束纳粹消除二战分化“，再到最后的“相信官方的掌控，以威慑带来分化世界的相对无杀戮”。

然而，随着委员会会议对泄密三大疑点事件的回顾，奥本海默从中意识到了战后阵营化世界的不可避免，苏联作为共产主义实践者的反理想而行之真相：泄密确实发生在了自己建立的“共产主义、反战人士、多民族大熔炉”的基地中。同时，无论是在委员会还是二战后期回忆中，掌控权都在被迫地让渡给军方，而军方也始终或明或暗地流露着对苏联的敌意。因此，本质趋同的美苏官方必然掌控力量，也必然升级冲突，苏联由泄密而显露的“美国化”更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直接动摇，无论美苏都绝非可相信的理想对象。

委员会会议的结束部分，正是对前半部的总结，否定了奥本海默所为的意义，也将此前会议时点出发而形成的“多人多时点的多重冲击”进行了单一时空下的本质再现：奥本海默沉默地听着原子能委员会对美苏互相扔弹之可能性的商谈，意识到成果用于阵营争端之现实的不可避免，而带来“爆炸”影像的闪现画面则从自然中的蘑菇云变成了众人一致的脚踏，这是此前日本原子弹爆炸后的庆祝景象---爆炸与政治对立的必然相关性在二战中便到了大规模杀戮的地步，也将在随后继续延伸到美苏对立的时代。而在回忆的色彩上，带有直观“真相”的彩色回忆也首次出现：奥本海默对委员会会议结尾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对美苏争霸的他人言明，以及奥本海默对基地泄密与美苏和谐的抗辩无力。事实上，这也是他在更早时点的终战初期就从杜鲁门口中接收的信息，从而形成了其“理想化视角“下的自我动摇，与此刻委员会的“客观世界视角”给予他的外部冲击形成呼应。

这构成了他在战后世界的主要作为，也是“聚变“，却是以几乎放弃理想载体的巨大让步方式：原本以核研究为理想实现途径，却发现它只会升级阵营对立，因此只能将之抹除，来确保两极化世界下的“减少对立死伤”。这无疑是理想的巨大让步，也对应奥本海默身上的同等妥协，变成“科学“原点完全相反的“放弃研发”与“放弃科学家身份”，皆因为对立的世界是不可解的世俗真相。这事实上也推翻了他与凯蒂对于实践理想的最初设想，不再是“掌控力量来引导实现目标”，而是被迫的“放弃力量”。至于“掌控力量”的结果，委员会会议时点下的他已经非常清楚，是二战时代便不断涌现并在此刻被摆上战略地图的美苏争霸，以及由政府掌控下的“原子弹再现”，在几乎每次谈及氢弹时都会响起的“二战成功时的欢庆脚踏声”，看似成功实则毁灭。

对于战后时代，奥本海默放弃了对力量的掌握，拥有了对原子弹不可抗地被夺走后毁灭性后果的经验，也认清了美苏对立的不可避免。因此，他的计划似乎是契合实际的。但是，在委员会会议的结尾，也是奥本海默在时间线上即将“通向战后之下一阶段”的时候，依然流露出了理想化的特质：作为军人的博登找到他描述了导弹轰炸的记忆画面，他直接回应“我们会避免它”，将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而当镜头给回到博登时，对方却是一脸无语的表情。显然，博登的本意是相反的“支持研发氢弹”，而其也正是收集奥本海默证据的调查者，是对共产主义敌意最大、对奥本海默身份的“阵营质疑”最明显的存在之一。奥本海默会错了博登的意，正是他依然有所理想化的表现，以为对方与自己一样反核战争，无异于“与虎谋皮”。同样的理想化还出现在他与拉比的谈话中，他认为自己是“人们会听的先知”，才会将希望寄托在不停的演讲上，实际上到了彼时却面临着台下的鸦鹊无声。显然，即使奥本海默的理想在战后已经让步到放弃其载体和核研究一切努力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因不谙世事而被曲解。

在委员会结尾部分的引导下，电影后半部的核心得以凸显：对于“世俗”的更深绑定，成为政治家，呼吁限制核研究，争取在两极化对立严重的现实世界中保护人命层面的“无事”。一切距离最初的理想都无比遥远，不再是科学家，作为二战后期失去掌控权的回应，他必须接受政治舞台中的身份地位，以增加自己的话语权，同时也不再追求创造理想载体，不再信任共产主义目标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阵营结束后的可实现。他只是在以一个几乎完全世俗的状态去应对现实世界，争取以放弃一切的代价换取最底线的理想目标：不再大规模杀戮。

如前所述，本片借助两个相对错位的“现时之结果时点”，以及两个主要回忆者对各自事件回忆的过往时点错位，创造了双重的表达效果：在现时的两个结果时点下，更晚的施特劳斯提供世俗视角下的“真相”，将奥本海默依然放在世俗化的语境中，从而否定了相对较早的奥本海默听证会中其人努力辩白的意义，而往往成组出现的“二战后”与“战前战时”过往内容，也同样以前者推翻后者，带来了极强的宿命意味，让奥本海默的种种让步几乎在其视角下的每一段彩色内容中都变得无意义。

这种手法也延续到了“委员会会议”与奥本海默听证会之中，前者率先出现并给出原子弹爆炸的毁灭结果与“阵营依然对立的非理想”，而随后出现的则是二战后期的奥本海默回忆，是他处于“相信官方的掌控，以威慑带来分化世界的相对无杀戮”之理想让步阶段，并最终看到失败而通往“委员会时点状态”的过程。

在这种错位表达带来的必然失败之宿命感中，我们看到了奥本海默对于掌控权的失去与妥协。首先，在他与格里菲斯的交流中，经历了泄密事件与简之死的奥本海默不再保持此前俯视视角下的盛气凌人，变成了水平视角正反打下的平等对话，从“语言”和镜头上都表现出了对世俗礼仪的接受与世俗之人的容纳。而在反复实验的回忆段落中，我们看到了他与军方的话语权高下，格里菲斯强硬地给了他一个交工时间。这也吻合了计划的进展阶段，从前半部的理论研究环节与“爆炸的想象画面”，进入了后半部的应用实验环节与“爆炸的现实画面”。

这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对计划理想的让步。他又一次骑马行走在大自然中，象征“理论”之“原初形态”的杯子与小球也再次出现，意味着他对核反应理想的信念回归。随即，他以先知的姿态与演说“德国已投降，要放弃研发”的同事辩论，表示“研发成功后的威慑会让美国兵减少死亡”，赢得了众人的信奉与仰视。同时，基地似乎也又一次成为了反映第二重理想的伊甸园，人口越来越多，正像他希望原子弹做到的“挽留生命，减少死亡”。

如果获得掌控权的格里菲斯等人将原子弹只扔入海里或单纯持有，去保持威慑，自然就可以做到对草原上抗议传单“技术改变文明”的消除。此时的奥本海默寄希望于此，因此才推开了科学家伙伴的取消实验情愿书，接受了“我们制造它却不能决定怎么用”的事实。他也能像快速剪辑中的实验准备画面一样，攀登上高塔，触及拯救世人的神明之位，将原子弹赋予“三位一体”的耶稣称号。就像反复出现的实验用弹画面所强调的一样，一个被严密保护、威慑“敌方”而不做杀伤应用的实体研发成果与“在阵营对抗环境中保护人命“的研发意义，便是新的目标与对官方的期望。

然而，他的让步恰恰是又一次的不谙世事，当武器掌握到政治家与军人的手中，他不会有任何的话语权，对方也是全无底线理想信念的彻底“对立思想者”，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还是任何国家都如此。因此，在后半部中，听证会对轰炸计划准备期的追问与回溯，便成为了奥本海默对该阶段理想失败的回忆。前半部的多时空回忆形成了多重冲击，后半部则更加复杂，对奥本海默的打击来自于多方。

回溯实验阶段的过程中，美苏实际存在的原子弹对抗，带来了损伤人命的战争发生风险，继续让他加深对阵营对立真相的理解，武器必然成为双方当权者进行无底线竞争的砝码，所谓的“保住生命”也是不可行的，而他自己对力量的掌控权也在愈发流失。为了表现这一点，电影设置了多个角度上的“理想实现与推翻”之变化过程。

首先，是政治家们与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使用的交互。在众人与杜鲁门商谈投弹事宜的段落中，一切似乎尚且向好，杜鲁门说着“保护文明，不投京都，迫使投降而减少伤亡”，似乎印证了奥本海默试图避免传单所言的心思，并且在一番讨论后也达成了“在波茨坦会议上将原子弹告知苏联，展示成果也是一种胜利”，回应了奥本海默在这里的建议，也对应着“美苏互相保持基本盟友信任”与“威慑取得和平”的理想内容。

但是，负面的信息却深埋在了这一幕之中。杜鲁门不在意地表示“我和妻子在那里度假“，将关于生命的投弹地点讨论变得戏谑起来，“军工厂工人为主，减少老百姓死亡”实际上也变成了一句空话。同时，奥本海默也直接地感受到了话语权被夺的压力。当他说出“一部分科学家对投弹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格里菲斯直接打断他并表示“研究完成就要将他们分割出去“，在此前面对奥本海默陈词时的多个沉默镜头已经说明了他的忍耐积累。原子弹的决定权已经离开了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在此处首次得到了无比明确的强调，而奥本海默的地位也在构图中进一步下降：他一直处在全景镜头中的边缘，而个人也只得到了斜侧构图，与水平对称的政客单人镜头形成了强弱的对比，而被格里菲斯打断的瞬间，同一人物近景中的斜向角度再次扩大，意味着他此前已经失去掌控权的状态进一步恶化。而在对讨论发言者的频繁切镜中，我们看到了奥本海默的逐渐边缘化，他慢慢地离开了讨论中心，沉默地无法再被剪辑入画面，而高速切镜展现的热烈讨论便只停留在了军人与政治家---两种最强调意识形态对立的世俗之人---的身上。

在投弹结束而日本尚未投降的时间间隙中，奥本海默彻底意识到了政治家的无底线与自身的掌控不能。格里菲斯没有如他要求的那样提前通知轰炸，他甚至没有了知情权，而电台里的杜鲁门也说着“我们会更彻底更高效地消灭日本人”，显然与“减少伤亡的威慑促使投降”的理想目标大相径庭。同时，杜鲁门也没有如同承诺的那样与苏联告知原子弹的存在，只是如格里菲斯说的一样“只说了有个新炸弹”，美苏的戒备与敌意显然远大于此前会议上的“盟友互信”。随后，在他与杜鲁门的接触中，也无法阻止对方提出的美苏核弹竞争计划，而二人在正反打中的力量对比也很明显，杜鲁门的镜头中只有奥本海默的一小部分身影，反之则有杜鲁门仿佛笼罩一半画面的轮廓。这推翻了政治家的底线，展示了对立意识的牢固，结合奥本海默对力量的掌控不再，便带来了对二战后核武器竞赛的合理担忧。

而在听证会的现时之中，他也意识到了伙伴团队的分裂：在“麦卡锡主义时代“这一意识形态对立发展到极端的社会环境下，格里菲斯、施特劳斯、特勒，后两人虽然都在一开始强调了“我可以给他作证”，但面对“是否认为他现在依然可以信任”的问题时却均被直接切掉了画面，暗示二人的不答。他们终究都在听证会上为了自保而甩锅给他。在听证会中，即使奥本海默自认已经足够现实，但他依然低估了世俗阵营斗争的程度，所有人都会处在意识形态信仰的怀疑之中，哪怕稍有问题就会有巨大危机，连他本人在内都是受害者。因此，更加世俗的旁人会甩锅给他，而始终未能完全放弃理想主义的他则只能“语言应对无力”地毁灭。在实验收尾阶段的回忆与听证会现时的双重冲击下，奥本海默得到的正是对自身如此结局的被迫承认与无奈接受。

围绕着“原子弹爆炸”，“理想的实现与推翻”同样有详细的表现。在最终讨论与准备实验的平行剪辑中，我们看到了爆炸从“理论”向“现实”的一步步转化，并由不断出现的秒表声音与愈发快速的剪辑节奏而体现了急切性。这个过程带有双重性的意义。在表面上看，它是终结二战的关键，也是杜鲁门向斯大林展示其存在而“互信”的表现，为了赶上后者的波茨坦会议，实验时间才如此紧迫，一切似乎都在走向理想，将掌控权交给官方后的底限完成。然而，它实际上是毁灭的象征，成功时间的迫切内因是“着急向日本投放”，而非真的要给斯大林展示，因为杜鲁门只是含糊其辞。由此，它的急切就成为了官方出于杀戮目标的心态，也由官方要求而带来了科学家的被动---在高速剪辑中，原子弹逐渐化为实验状态，好像是由他们在一步步地筹备实验，其急切却来自于官方要求，“制造原子弹”于内里层面是“被动性”的。

科学家之于“爆炸“的被动，结合官方对其使用的无底线，意味着它在世俗掌控下用于阵营对立的不可避免。在高速剪辑中，我们看到了原子弹放入保护外壳，此时由科学家主导，随后则在格里菲斯等官方的催促下不断完成“解除保护”的行为：格里菲斯逼迫奥本海默过早地下达试爆时间，属下则表示“还有什么比轰炸日本更危险”，点出了实验的本质，与时间决定权一样说明了奥本海默的无掌控力，随后在实验当天，即使下雨且可能因失败而污染大地，奥本海默依然要在政府的时间要求下被迫决定照常实验，让“爆炸“带来毁灭，让自己成为“世界毁灭者”。

因此，奥本海默基于和谐世界理想的“神明”身份也是脆弱的，他先是眺望高塔，而在一步步爬上高塔并抚摸弹头的时候，其人与实验弹却都笼罩在阴影之中，削弱了此时“登上天空神位与执掌神力兵器“的理想化姿态。

实验成功则是最重要的“理想实现与失败“之完整段落。它先带来了一瞬间的理想达成。在试爆之前的当天，奥本海默似乎重新展现出了对一切的掌控。即将带来大雨的乌云代表着实验之于理想的反向意义，自然本是核反应中“宇宙基本能量”的来源，也是纯粹理想的象征，此时却在阻碍实验的发生。然而，奥本海默却掌控了它，断言停雨时间并进行试爆安排，最后也如他所料，这让自然重新成为了对实验的正向存在。同时，这也让“预言雨停”后的节奏有了一些变化，仍多处于走表的背景声音中而有急迫性，却有了如“奥本海默与格里菲斯对话”这样的缓慢片段，放低了那种“几乎失控的被动前行”之感。科学家拿回了自己对试爆的掌控权，就像最后时刻格里菲斯去前线，引爆室中只有奥本海默和他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