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登上奥比未曾抵达的神位（上）

诺兰给出了可能是职业生涯中最佳的叙事结构，并将它完全作用在了主题的表达之上，这也是他往往忽略的地方。这让他不再是一个热衷于变戏法的花俏导演，而是将自己的技法作为对严肃内容与深度主题的表达途径。

他让奥本海默持续地受到冲击，并最终在反抗中得到了辩证的结局：以抹除理想的方式实现妥协于现实的理想，在毁灭世界后建造一个表面和平的短暂世界。

奥本海默被赋予了多个层次的理想阶段，将电影分为多个小的叙述阶段，建立了“回忆冲击理想信念”的模式。回忆中的“过往“是奥本海默从接触理论到限制核武的逐梦过程，是他围绕理想的一系列努力行为。而回忆以奥本海默与施特劳斯的两次听证会为相对的“现时点”基础，这两个时间点都非常靠后，则是对此前一切行为的复盘和解读，形成了“判定结果的现时”。这也是理想与世俗的终极对局：奥本海默已经走完了全部的理想征程，在此接受世界对他所为的判定，对抗施特劳斯代表的“世俗“语境。

借助这两个相对错位的“现时之结果时点”，以及两个主要回忆者对各自事件回忆的过往时点错位，创造了双重的表达效果：在现时的两个结果时点下，更晚的施特劳斯提供世俗视角下的“真相”，将奥本海默依然放在世俗化的语境中，从而否定了相对较早的奥本海默听证会中其人努力辩白的意义，每当奥本海默在自己的部分展现出一定的积极因素时，随后到来的施特劳斯便会由对答与回忆的方式进行精准对位的否定。同时，往往成组出现的“二战后”与“战前战时”过往内容，也同样以前者推翻后者，带来了极强的宿命意味，让奥本海默的种种让步几乎在其视角下的每一段彩色内容中都变得无意义，直到最后的反转。

在很多部分中，跨越时空的二人会面对同样的问询，做出基于各自属性和诉求的回答，前者想要捍卫自己的理想主义初衷，并对抗后者遥控的官员，后者则在自己的听证会上试图坑害前者为意识形态语境下的叛国者，这也是前者要反抗的曲解，即世俗世界对他的情感走向与认知方式。事实上，以理想对抗世俗也正是奥本海默在全片的行为实质，这让两场听证会中的二人对决成为了“过往”多时点下奥本海默对抗世界的缩影与总结，他在“现时”与“过往”都尝试实现理想，并在不断的动摇中逐渐让它与世俗现实进行平衡。

在过往的部分，每一段的回忆都对当时的人物形成动摇，并在推进中逐渐叠加起多重的“回溯时间点”，让奥本海默在不同的过往时点下回忆相对更早期的经历，在每次动摇的积累深化中愈发意识到理想的不可行。而旁人回忆视角的设立，黑白与奥本海默彩色回忆的对比，结合“彩色“部分中的“真相”显化过程，则带来了对同一事件的客观真相揭露，在又一个角度上证明了奥本海默的天真，且同样随着回溯时点的推移而不断叠加。

进一步地说，这一切时点的动摇又一并构成了现时听证会的回溯内容，等同于他对两阶段的又一次复盘，形成了一种压力叠加的效果---随着听证会的不断问询与渐次回忆，冲击来源点愈发增加，动摇也越来越大，最终击溃奥本海默的理想阵地。

作为这一结构的映衬，诺兰非常大胆地采取了“全文戏”的做法，让大段且晦涩复杂的语言交流充斥几乎每一个场景，却没有给出“轰炸日本”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高潮。于是，奥本海默便始终处在了语言组成的凡俗世界中，于“过程”的回忆里暂时赢得畅快交流的逐梦伙伴，却无法逃脱繁杂言谈的笼罩，徒劳地捍卫理想，于“结果”现时中则一直在问答中疲于应对，而高潮的缺席则意味着理想的未曾实现，出现在现实里的终战爆炸并非如奥本海默所愿。诺兰放弃了视觉的奇观，取而代之的则是主题表达与内心冲击的结构奇观，深度作用于观众的感受。

在“过往“中，他逐渐将理想调整到愈发妥协于世俗的状态，也试图利用自己在每一阶段中掌握的世俗规则，却始终未能完全参透现实世界的真相，终究是理想化的存在，以二战的“原子弹爆炸“作为本质性让步的节点。第一次的科学与政治纯粹理论完美化，核反应理论结果与共产主义大和谐理论目标的自然成功，第二次则开始意识到理论的局限性，即二战德国的存在与反应理论的局限性，开始涉入实际，将理论化为原子弹实验并以政治势力为实现平台，争取自行结束二战中阵营分化的世界格局，第三次则是对“二战德国之外的复杂对立”之二战世界真相的意识，明白终结德国不能带来世界和谐，而自身则在后知后觉的意识形态化世界中失去对力量的掌控权，转而寄希望于官方对世界和平的基本理想主义，在二战对立的格局下进行威慑而减少伤亡。最后则是最本质性让步的第四次，二战后对“美苏争霸”的彻底认知，“作为科学家的不足以主导核武器”的无力，进一步平衡于美苏两极化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立，追求“阵营分化世界下的去核化“，以转型政治家的方式更多利用世俗政治，在战后实现美苏极端分化下作为“限制伤亡”，却是以“抹除理想原本载体的核反应造物”的形式，所求的世界形态也同样与初目标完全不同。

理想在不同阶段下逐一破灭后渐次让步，试图在世俗现实中做出不同程度的实现，奥本海默本人对于世俗政治的接触也渐次深入，最终成为了一个与当初理论研究者相悖的政治家，却终究是叠加的失败，一直到最后以几乎放弃理想而换来相对和平的极致妥协。同时，奥本海默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对美国压迫共产主义的感知从无感到彻骨，对于共产党实践理论的信心也从一开始的“全力支援“变为“否定中立政策”的细部怀疑，再到对领头羊苏联追求称霸对立的根本失望。电影重复着这个过程，每个阶段的失败回忆又合拢在最高级别之“现时时点“的听证会上，等同于各自叠加冲击力的大集合，完成了对奥本海默的最后一击。

更有趣的是，冲击点的叠加并非只是奥本海默个人角度与时间的层面，更有多种形式。首先，在现时的听证会时点下，每个团队成员先后接受问询，做出了自保的发言，而奥本海默就坐在后面注视着他们。诺兰设立了“主观性镜头”的用法，表现人物对于他人的“凝视”，其产生的距离感便意味着双方的鸿沟。他会偶尔在回忆起乐事时露出一丝笑意，例如凝视着旁人叙述格里菲斯在实验冲刺阶段的合作往事，却会马上被整体的氛围击沉，或是倾听与回忆起曾经表面美好下的分裂真相，或是看到对方进行沉默与伪证的只顾自保。

而在回忆里，“凝视镜头“主要用在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外人身上，表现他对奥本海默的差异感受，这与二人各自对同一事件回忆而形成的“理想认知”与“世俗真相”之对比相同，不停叠加着奥本海默在回忆里的“不谙世事”，成为其悲剧真相的暗示叠加。而在现时之中，它则用于奥本海默与旁人的身上，奥本海默同样在越肩镜头中凝视着自保的旁人，也被旁人同样地凝视，从主客观上共同组成了现时时点下逐梦团队的分裂事实---客观上旁人对奥本海默的“离心“，以及奥本海默在主观上基于人际的冲击叠加，让他意识到曾经伙伴在政治世俗环境下的分崩离析，同时又以各人的这般样态而展开他的回忆，在过去时点中回想起自己对各人从伙伴到“差异者”的认知改变经过，从过往一路回溯到分裂不可救的现时。时点与人数、过往与现时结合起来，形成了对奥本海默“一次次被迫确认其破灭”的信念冲击。在细节上，许多瞬间闪现的过往时点回忆画面，也都或“正面印证”或“反向推翻”地形成了对回溯时点中其人的冲击，进一步丰富了其多重性。

在其他角色中，施特劳斯尤为特别，拥有独立的完整“现时“，同样作为“结果时点“而对一切行为进行回溯的又一场听证会，提供的是世俗视角的解读方式，黑白色彩赋予了其以相对的客观真相属性。一方面，他是“旁人”的代表，其回忆份量与奥本海默的回忆完全对等，拥有最完整的“分裂”线索，于自身构成了一条多重叠加的冲击过程。首先，在现时时点下，他完成了“反水”的两个阶段，而在不同的回忆时点下，他不停地对不谙世事、对己不尊、又不停试图压制官方力量的奥本海默进行“凝视”，叠加着对于二人本质不同命的认知与嫉妒，并在两次“跳反”的现时剧情节点上瞬间回溯了多个过往时点，自己感受过的差异叠加起无尽的自卑，逐渐冲击掉了他对奥本海默的友善，先露出了“自保“的意图，后则完全张开了“谋划坑害奥本海默“的獠牙--这是对他外在形象的逐步揭露，形成对奥本海默“逐梦伙伴”认知的动摇，也是他自身在漫长时光中逐渐陷入自卑与嫉妒的深渊，因其固有的世俗本性而无法挣脱俗人欲念，最终毁灭奥本海默的过程，既发生在时间推进的过往，也作用于他逐渐坚定并将听证会按计划执行到最后的现时。而施特劳斯受到叠加冲击后的反水，也正是奥本海默最坚信的“初识伙伴”的背叛，对他在现时中产生了最致命的终极一击。

并且，施特劳斯同样作用于奥本海默的“过往冲击叠加”。他的视角便是世俗化的真相，自身也正是世俗世界的代表，对自己与奥本海默的天赋差异与对方的蔑视而积累起巨大的嫉恨。他接触到的奥本海默已经是二战英雄并领导氢弹研究，因此对其的感受也正代表了世俗对其“以两弹工作追逐理想”之行为的接收方式，带来了其在世俗世界里的结局：对其理想的世俗化曲解，对其功绩的凡俗心理。后者与施特劳斯对名利的世俗化追求结合，正是他凡俗本质的体现，并对理想化的“差异者”奥本海默进行构陷报复，一直到精心谋划的听证会，成为了世俗世界打压奥本海默的具象。

施特劳斯的黑白回忆一方面是上述的个人心路历程，一方面也是对奥本海默“彩色回忆”的真相揭穿，在一个个时点与事件中叠加起奥本海默不谙世事的真相，“世事”则是他此刻的世俗化解读方式。而在另一个“时点回溯”的角度上，是在最终跳反时从“密谋“到“奥本海默听证会组局“这一阴谋过程的多时点快进式回溯，带来了与奥本海默完全无关的新时间线，而其时点叠加出的便是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致命一击“：听证会，对应着他本人作为最初伙伴却最极致背叛的动摇程度。

音乐、剪辑、念白、运镜节奏，都配合这个加力的急促化过程，这又对应了原子弹爆炸中反应的原理：反应不断发生而集成巨大威力，从而形成了对主题的表达侧面---它并没有实现奥本海默的理想，反而成为了摧毁他的理想与人生的存在。

在电影的开头，两个回忆就分别被赋予了“聚变”与“裂变”的标题，各自进行着不同角度与形式的“冲击叠加“，又对应了各自理想破灭的不同形式。奥本海默回忆里的“裂变“是原子弹，吻合他对战前与战时的回忆内容，这是他走向现实中理想实现高峰的过程，试图在二战的时代中终结纳粹导致的对立，创造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大和谐”。彩色画面下的原子弹研发作为“消除二战时代的阵营对立”的载体出现，通向理想实现瞬间的实验爆炸。理想的失败更多集中在与“聚变”衔接的收尾部分，事态迅速走向武器落入政府之手与苏联盗取技术的逆转，二战结束并不意味着阵营和解。“聚变”是氢弹，是代表世俗世界的施特劳斯视角，是现实中奥本海默被曲解与压迫的真相。战后美苏争霸的氢弹研究让阵营分化的世界格局不可消除，比“对共产主义理论目标的理想尚存而逐步动摇”的“裂变”时段，它对世界真相的展示更加明显，与视角提供者施特劳斯的属性一致，该时段下的奥本海默也在原始理想破灭的状态下本质性的让步，放弃原本的理想载体核力量，从科学家转为政治家，与曲解自己并高度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时代进行明显而徒劳的对抗。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回忆在时点上的错位，让战后内容的“聚变”成为更早时期“裂变”的明示性结果揭露，后者的努力与实现事实上毫无意义，并没有作用到前者所处的晚期世界，平行叙事中的微妙错位无疑否定了奥本海默基于二战与原子弹的理想根源。

时间、人物、理想阶段、电影技法，都各自形成了冲击性的叠加，并强迫奥本海默一并接受这一切层面上的合力。这就像是原子弹爆炸的本质一样，物理反应的叠加引发爆炸，并一路推进到了结尾的轰炸日本瞬间，时间与理想状态上的“裂变与聚变“切换节点。这似乎是奥本海默理想的实现瞬间，实际上却是其毁灭从暗流走向实质的开端，结果正是上述多重叠加的信念冲击后“承认自己败给世俗“的人生崩塌。这又将一切带回了最初的段落：他对教授的暴力杀伤。他以为自己摆脱了“向苹果注射毒药的私愤自我“，洗净了作为凡人的原罪而成神，实际上却用核爆让更多人吃下了毒苹果，终究被定义为带有罪孽的人类。他从最初的“洗净俗性”走向了核爆，核爆的非理想化结果却又将他带回了最初，始终未能逃离世俗的现实世界，随之因“强行成神”而毁灭。

在片中，奥本海默成为了当代世俗里的普罗米修斯，将上帝之力带给人间，却遭遇“妄图成神“的惩罚。更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处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时代，人类世界复杂的多，自身也非泰坦一族而只是凡人，因此作为“取火”的“造出核爆火焰”并没有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给予世界正向的改变，而是推向更黑暗的深渊，无论是外部的客观世界还是他自己的个体人生。他想要成神，却因自身不可消除的凡人属性，最终只能成为受难者普罗米修斯。

“爆炸“便是“取火“，电影的多线叙事最终相会于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它是电影在时间顺序上区别“二战前后”的宏观分界点，也是最主要的理想载体。随着它的反理想式爆炸，奥本海默的理想崩塌也变得表面化，其完全失去了对研究成果的掌控力，再行努力只是徒劳。”爆炸”成为了“追逐脱俗之神位”之表面成功的结果，“毁灭性的爆炸”则是“无法引导世界改变与世俗审视”之实质失败的起始。电影最初以自然元素和理论公式的画面方式呈现核爆，突出了“爆炸“的纯粹科学理想，随后则以“进入现实的爆炸“与“语言描述爆炸“的方式削弱了其隔绝于俗世的科学纯粹性---它终究会放置在世俗社会里，而不能单单是物理上的“取火”，引领出的爆炸其实是画面里的“美好世界毁灭”。

借助两重时间线的设计，电影实际上也创造了更深度的表达用意：奥本海默的坠落并非从二战后开始，而是从未飞升，只是他本人对此并无察觉，而这种无意识其实也体现在了所有的人生阶段，人生的悲剧从开始到最后终未停息。因此，我们在二战前的段落中，已经从旁人的叙述角度中看到了奥本海默的受困于世俗标准，也在当代的前半段中看到了奥本海默对科学的依旧热爱与对世俗的依旧迟钝，世俗永恒存在，而他却一直无所察觉。而最后的二重反转，则点睛了这一层表达。

为了表现这一点，诺兰将奥本海默走上核能研究之路的起点瞬间做了设计，并给出了全片非常重要的表意系统。最初的奥本海默有着毁灭性的暴力一面，他会因为教授的小排挤而给他的苹果下毒，对于爆炸自然反应画面的幻觉也感到困扰，最终则将之发展成科学理想而洗涤自己---在倾听珀尔的演讲而理想萌芽后，床上的他再次闪现出核爆反应之自然画面，表情却不再难受，作为科学理想人格的确立，随后匆忙前去收走自己俗欲一面带来的毒苹果，才巧遇了珀尔并得到了留学德国的指引，走上具体化的实现理想道路。这样的巧合看上去表现了奥本海默之于核能研究的“脱俗”宿命，他始终拥有脱离世俗的“核能运用”这一科学梦想，这引导了他的自我救赎与人生飞升，理应带来世界在结束二战后的美好与他个人去除暴力原罪的神格化，这也让他之于“毁灭与否”的个体人生与核爆实战之杀人毁灭性的外部世界形成了细致的对应。他用物理学的内心梦想环绕了自己的人生，从而与包括内心中暴力一面的世俗隔绝开来，而世界也将因此变得不再“世俗”，排除掉了争名逐利与政治对抗。

但事实上，真正的指引是完全负面的。奥本海默在核爆中得到的反而是对世俗的坠落，看似用核爆和其后的“限制核武器运动”中阻止了“吃毒苹果”，实际上无济于事，在“个人”层面上被定义为“通共份子”而接受审讯，同时作为暴力一面的延伸，也在“世界”层面上真的杀死了万千生命。由此，“核爆”的意义被完全扭曲，从他一开始执念与构思的物理学范畴之伟大发明梦想，变成了最世俗化存在的政治集团的武器，从二战胜利到战后竞赛皆是如此。

对此，电影设计了“核反应画面”与“密集台词”的对比关系。以前者来说，最开始，核爆画面基本发生在奥本海默的思想之中，完全独立于客观世界，随后逐渐过渡到了“客观性场景内的瞬间插入”形式，意味着它从纯粹物理学范畴向世俗人间的堕落。随着影片的推进，核爆画面之于奥本海默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助推他脱离世俗的驱动力与终极梦想，反而成为了打压他的世俗本身---它往往与责问奥本海默的台词并行出现，如接受听证会攻击时与骂声同步的“暗示核爆的闪电”，此刻奥本海默也以广角镜头的特写入镜，突出了“核爆”对他的压力，而以毁灭性姿态出现的核爆画面更不用赘言。

对于“台词语言”，最初的核爆由单纯的物理元素与算法公式组成，复杂但不需要“台词”，后者随着电影的推移而逐渐增加比重。此外，“台词语言“本身也是世俗化的体现。电影刻意地强化了台词的密度与信息量，让它显得不够明确、直接，仿佛永远在绕弯子而又极具频率与语气带来的攻击性，尤其是对于物理探讨之外的内容。这正是世俗化的复杂，各方以正义和道德包装自己的利益目的，操着暗示暧昧的政治性言谈，其复杂难解度不亚于核爆的物理反应，却是它的绝对反面存在。

作为“反理想式爆炸画面”的前导，核爆的“逐渐语言化”带来了它的世俗，这也正是奥本海默必须面对的人生与世界的本质---他必须身处俗世，也就必须接受其“语言“下语境的定义，“造福世界”的逐梦行为被理解为“通共“，世界也会必然地滑向深渊。这也充分对应了奥本海默在电影前后的语言表现--从前的他眼中只有科学造福人类的上帝理想，因此丝毫不注意言谈中的措辞规矩，无视了世俗中的交流礼节与分寸，而当他逐渐面临理想破灭的世俗打击，理想设定一次次地妥协，攻击性的本能也让他陷入愈重的麻烦，言谈渐渐开始世故谨慎起来，礼貌中却流露了对世俗法则的投降。

电影的“序幕”非常有趣。奥本海默看着雨水，随后闪过了原子弹爆炸的画面，雨水被蒸腾起来。雨水与爆炸时的火焰得到了连接，成为自然界中的物理元素，代表着人类文明社会以外的力量，也是他实现“取火”之核弹发明的重要基础。在他产生对宇宙幻象的视觉时，窗外落下了雨滴，赶去听教授讲座时同样跑过了雨夜。此外，在这个“序幕”阶段，奥本海默对“爆炸反应”的模仿只依靠打碎杯子，完全不借助任何“语言”，且不断与抽象画、古典乐、经典文学（预示实验基地与自然理想乡的《荒原》）、传统建筑等脱离当代人类社会的艺术造物亲密接触。它们的起始是珀尔将代数描述为“旋律”，这让其成为了纯粹科学的延伸，也是带给人类光明的存在，成为他研究发明的初衷，由其成果给予世界和平，更脱离了非艺术的俗世。

到了“现时”的听证会，奥本海默的第一个镜头是凝神回想核爆，然后念错了法官的称谓，这让他依然显得非常“非世俗”，待人接物与彼时对教授的尴尬应对并无差异，也依然坚信自己所为是无罪的，仍旧保持了当年逐梦的神位向往与内心纯净。然而，在同样的“结果现时”段落里，其他角色应对听证会就世俗很多，施特劳斯等人提前准备说辞，并在会场内长袖善舞，“谁会给一生辩护“。旁人视角的段落是黑白的，而奥本海默本人则始终是彩色，这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后者仍然没有放弃，但也不能战胜“外人”与世俗化的审查。

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初遇的回忆非常重要，它是奥本海默结束二战，在表面上实现“原子弹研发，结束同盟国与轴心国对立“的理想实现阶段，一切正在巅峰。另一方面，这也是施特劳斯涉足于此并产生差异感与“被排斥“之嫉恨的开始，由此展开了伤害力极大的确切打压。因此，它是“追逐理想”与“世俗打压”同时达到高位的时刻，是世人对似乎实现理想的奥本海默的真实态度，也为奥本海默的全部轨迹进行了定性，是此前二战中历程的明示与升级，也是对战后遭遇的开启与预示，必须用当时的声望争取限制核武器以维护阵营分化世界下的相对和平。原本的理想载体被否定了存在意义，带来了“裂变”到“聚变”之理想本质性让步的节点。

在施特劳斯的回忆中，他从黑白的当下进入了同样黑白的过往。在他的视角下，奥本海默首次身处于世俗世界而不自知，也首次诞生了二人的差异化与施特劳斯的嫉恨俗念，开启了世俗对奥本海默的压迫。虽然是初次见面，奥本海默对礼法规则的“非人化对待“已经有所体现。面对施特劳斯的奉承，他全程都在高姿态地羞辱对方，展示自己的学识背景并“真难以置信”对方的非科班出身，面对对方想介绍爱因斯坦的好意则是傲慢的“我早认识他了”，甚至说出“卑微的鞋商”，对施特劳斯“只是鞋商”的挽尊不屑一顾，最后面对接受“世界上最好的职位”也只是“考虑一下”。

由此可见，代表“世俗”的语言交流是奥本海默的缺陷，他不屑与旁人在言语上和睦相处，这看上去是他超越规则的神格化，实际上却在黑白色调下的“真相”中得到了不同的呈现：施特劳斯为首的世界是世俗化的，他们看待奥本海默的态度只能是差异感与排斥感，从而引发被“降维羞辱“后的嫉恨，带来后续的一切打压，奥本海默的“无视规则“在现实世界中只会于己不利。

对关键的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首次相会段落，诺兰在结尾来临前只给出了施特劳斯的视角，强调了其世俗理解的相对真相属性。他使用了一个远景，屏蔽了所有的言语交流，并延伸到了爱因斯坦之后对施特劳斯的言语关闭，不做回答便直接离开。这与二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对应了物理学得自于自然元素--雨、火、星星作为象征符号--的实质，完全脱离了政治化与功利化的世俗社会，和谐的交流也并非来自后者的语言，而是自然与物理，就像爱因斯坦“每天会在草坪上站一下午”。他们的世界与所长的世俗完全不同，这也体现在了运镜构图的环节：诺兰偶尔给出施特劳斯和奥本海默的同框镜头，但往往迅速转为后者移动出画后的单人镜头，更明显的则是前者对后者与爱因斯坦的数次越肩”凝视”镜头。施特劳斯只能远望二人，却无法消除距离，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奥本海默说自己坏话”的世俗化理解，引导出了一系列对他的报复，作为现实世界主体的“世俗化语境”的象征。

对于“奥本海默之理想在世界中的世俗化曲解”，施特劳斯加入的二人“战后回忆”是更明确外露的表达，而奥本海默自己的“战时回忆”则是对此的暗示。在更早的时间点上，他就已经逐渐感受到了世俗对理想的压制，也做出了理想形态的让步。他的战前与战时经历让他走向了与施特劳斯初遇时刻的彩色回忆内容，其实并非是表面看来的理想实现者，而是在失败中继续让步与挣扎。由此，施特劳斯在初遇时对奥本海默的态度便成为了对“二战前奥本海默所处世界对他的看待方式”的浓缩，随之升级成了二战后更加激烈极端的打压。

在奥本海默的战前回忆中，“非世俗”语言的运用延伸到了奥本海默组建团队的阶段，将之与“物理画面”连接。每当奥本海默遇到一个新伙伴时，电影总会让他们之间的语言交流非常通畅，甚至到了频繁“互相接话”的程度，显然是心有灵犀。这种默契共通与奥本海默对待非科学家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也由每次对话开始时的非世俗符号做出暗示---与拉比在火车上遇见时，奥本海默凝视着窗上的雨滴，面试数学家时则在黑板上写物理公式，在更多人的面前则是描述中闪现而出的火焰。他们的顺畅交流其实并不来自于语言本身，而是对物理知识与梦想的共通。作为对此的强化，诺兰特意设计了一个“拉比听奥本海默外语演讲”的桥段---他表示“他在说什么”，下一幕则是二人在火车上的畅谈，这个衔接无疑暗示了物理学家之间交流的“超越语言”。这也反映在了国别与母语的混杂聚合上，团队完全是“消除一切隔阂”的国际化状态。

更重要的是，这也说明了物理学家对于阵营理念--“世俗”的一个侧面---的无视。语言代表了民族，跨越语言便是超脱民族，以及其背后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彼此关系，只以科学梦想为主---奥本海默去见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他在对纳粹有意识的情况下依然与之相谈甚欢，将阵营的跨越展现无疑，而这也是他在原子弹爆炸中并未想到的事情---与海森堡的共同理想，最后反而成为了对对方轴心国阵营给予最后一击的王炸，这说明了世界的世俗，也会在爆炸后上升到更黑暗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完成了上述的要素概念铺陈后，诺兰将彩色与黑白混合了起来，带来了“彩色段落中的真相显露”手法，并随后贯穿全片。随着一句旁人质询的“奥本海默在建立研究所期间”，奥本海默一行人出现在彩色的画面中，他们在争论物理问题，时点与色调都证明了此时的“非世俗”状态。然而，引出这一幕的却是归属于黑白一方的听证会成员，这让世俗的因子悄然融入了最“物理”的时刻：即使在如此纯粹的时光中，世俗依然不可消除地潜伏着。这加深了彩色的不完美本质，说明了奥本海默始终不曾解决的世俗化命运，这也是客观世界的真正样貌。这也体现在了奥本海默本人的身上。正是他本人“无视人间规则“的言语随意加剧了自己人生的毁灭，没有人愿意帮助这个在客观上“伤害”过自己的科学家。

在第一阶段，我们看到了奥本海默并非完全围绕“学术”的梦想实体。他的理想并非单纯针对科学，而是与周围的世界高度相关，是对于阵营分立之世界格局的优化，即对“消除隔阂之大和谐“的追求。他先寄托于共产主义理论目标的完美和谐，随后逐步变为“保留阵营分立的基础上消除阵营矛盾“，再行后续变化。这与其他物理学家的“纯搞研究“显然有所不同。他在课上讲西班牙内战，对劳伦斯的劝谏不置可否，在酒会上则与语言学家大谈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随后参加对方操办的学生政治集会也主动发表演讲。这种对现实的关联性，让他不能完全独立地进行理论研究，必须与外部世界的有力者合作，在政治集团的平台上对社会输出自己的影响，而其无法看清真相的理想化则导致失败。

可以看到，奥本海默的理想是政治与科学的结合，是双重的理想化，他希望“世界和平，隔阂与敌对消弭”，不仅作用于理论研究，更针对所有人类，与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的终极目标高度一致。这正是他热衷于共产运动的动机所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这显然只是他不了解客观世界的幼稚理想主义，他不了解共产主义的践行者共产党，也不了解任何现实里的政治。这在酒会的段落中由“语言”而得到了鲜明的展示--他自称熟读三本《资本论》，却弄错了专有名词的释义，而此刻与语言学家靠拢并大谈“语言”象征的“世俗化”内容。他的追求载体与“世俗”相关，其本人却并不能驾驭“世俗”的规则。

在研发初期的回忆中，奥本海默的政治诉求是对共产主义的完全理想化，与客观现实的距离完全不比物理学来得更近，二者都是他理想的承载，指向了“用物理学创造更好的世界，即技术升级的进步成果与战争结束的阵营敌对消除，从一开始的理论到后来的具体成品原子弹。他就是“获得神力而拯救世人”的普罗米修斯，而“核反应研究“则是“盗火”这一手段。

在这里，为了表现其人生悲剧在梦想攀登阶段中的潜藏，诺兰给出了奥本海默的第一段爱情线索，表现了此时保持之于外部社会绝对独立的奥本海默的理想受挫，带来了第一次的冲击与退让。简是年轻的理论派党员，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流血真相并不了解，甚至不愿意参加奥本海默的工会活动。在她的家中摆放着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书籍，将她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之相连，呈现出只基于封闭自我的纯粹性，与奥本海默的“理论与艺术相结合“形成对应。而她以“打断奥本海默二人谈论现实中政治运动”的方式出场，同样暗示了自己的纯理想化政治属性。此时二人组成了纯粹理想化的组合，但当奥本海默遭遇与纳粹合作的德国科学家成果的打击，意识到自己理论未经实验的错漏，二战是纯政治理论不可解的阵营分化世界，独立研究无法战胜阵营分化现实下的政府合作者，科研与政治理论都必须涉足实际的时候，二人就必然走向分离。

首先作为预言性的一幕是做爱的终止。失去做爱兴头的简让他念出象征民族区分（隔阂消弭之理想的反面）的梵文语言单词，这个单词正是昭示研发与其人最终结局的“世界毁灭者”。语言又一次作为“非通畅交流”的象征而出现，而此刻情侣做爱暂停也成为了“纯粹“的结束，闹僵原因的“政治化理想”则将引出奥本海默--以此刻爱情扩展开去--的个体人生与外部社会的“世界毁灭”。二人的做爱休止与“世界毁灭者”的单词，都给予了一种对未来的兆示：奥本海默必然离开纯粹理论者的简，用进入现实世界的方式追求政治与科学的二重性理想，因此也必然在世界不可改变的阵营分化之世俗规则下失败，一切努力反而成为“世界毁灭者”。简在正式分手时的“别以为你能超越规矩，别让真正理解你的人离开你”，则成为了更具体的预言。

在这个阶段，诺兰依旧给出了纯粹的理想之境，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在此阶段的具体理想状态。此刻，他们的语言只是自然与物理的一种表达形式，远非独立存在，也就格外通畅起来，甚至政治话题也不再引起奥本海默的关注，弟弟入党的矛盾被一带而过，此刻的他面对党员弟弟的不满也表现出了其之于外部世界的独立性：就像和语言学家交流时说的一样，他以共产主义“消除隔阂的合一性“为理想，却不入政治党派，让自己保持距离，只用捐款的方式给到支持，相信共产党便是共产主义理论目标的执行者，对应着此时“用理论研究实现科学理想”的状态，这是最纯粹的完美理想阶段：一切都可以在纯理论的引导下走向大和谐。

然而，这种完美终究只能扎根于完全的自然，只有这里提供了核反应发生所需的全部元素，也与世俗社会完全隔开，不需要任何“物理项目“以外的的语言。奥本海默三人在壮阔的自然远景下骑马露营，他们看着天上的星星，将之爆炸描述为核反应的能量，思想中闪现出火焰，周围则是静谧的自然。但这毕竟只是短暂的郊游而已，画面也立刻切换到了下一幕，先是奥本海默与简的牵手特写，随后是看到弟弟后的“手分开”与具有“差异化”含义的“简愈发远离的伪凝视镜头”。当奥本海默回归日常环境后，他必然与独立于世的纯粹者简分离。

这一幕打破了此前的草原氛围，意味着其完美的不可持续，草原段落的结尾事实上也做出了预言式的类似表达--奥本海默念出了后来成为实验基地的草原名称，是梦想实践的场所，但是其出声时画面的瞬间全黑，削弱了力量，也让人物仿佛转身走入了黑暗之中，甚至直接预示了奥本海默在战前与战时的失败：坚持将核反应研究作为共产主义理想实现载体，从理论到原子弹，创造二战结束后的和谐。它具体又包括了两个阶段：“不身入政治力量而相信政治理论成功的完美纯粹“和“与政治势力初步联合而获取实践资源，用其成果的原子弹结束二战带来的阵营分化”。

作为“与简分离”的后续，奥本海默接触到了纯理论的局限性。他追逐着弟弟，并得到了海森堡实验成功的新闻，看上去是物理打断了爱情，实际上却是“理论”被“实践”的压制，从而带来了第一次的冲击和妥协。首先，他被劳伦斯告知了纯理论研究的局限性，而德国人已经靠着政治党派的力量进行了有价值的实践。随后，在同事拿到的报纸中，奥本海默理论研究的报道被希特勒闪击波兰占走了头版，这代表了外部世界中“利益与争斗大于一切”的真实本质：二战带来了纳粹与同盟国的阵营对立，纯粹的政治理论无法战胜它，而纯理论研究也无法超越与阵营合作的实践者，他必须实践出原子弹，才能终结战争并实现和谐理想。

因此，奥本海默必须完成双重的“进入实际“。他结束独立而与政治势力进行捆绑，也借助他们的资源去将理论落实为现实成品，利用他们与德国竞争的对抗式心理，变为“自行掌握力量并引导成功”的状态。这种现实里的国家思维与“一体化和谐”的初始理想有所区别，也会让自己亲身进入“现实”，但却可以与政府联手制造原子弹并亲自终结对立的二战时代。

在这里，他展现了自己对于阵营化世俗规则的“妥协应用“，在叙述计划竞速时提出了反犹太政策，海森堡与他相遇的闪回画面便转瞬即逝。这暗示了彼时“跨越阵营障碍”之理想的不复存在，他自以为了解并运用了世俗政治生态，以此结合来实现理想。在后续中，这种“运用”伴随着与政治势力的愈发绑定而多次出现，带来了理想的步步退让，也一次次面临失败，此阶段的他就被格里菲斯提出了“苏联人落后于我们”的美苏对立概念，而他却对此毫无意识，阵营对立显然并不限于他此刻理解的“反纳粹”，他的“运用规则”也就不能成功。

与美国政府合作的曼哈顿计划构成了第一次变化妥协，也直观地导致了与简的分手。他找到了凯蒂，后者一方面是生物学家，更参与过西班牙内战，参与且知晓共产主义在世俗中的形态---运动的伤亡后果---而非纯理论的伴侣，对应着同步开始的曼哈顿计划，在现实中创造理论成果，用来终结二战的阵营对立以创造和谐。而简作为第一阶段完美理想化的对象，最终毁灭于自身的死亡。纯粹的最完美理想进行了退让，兼具研究者与现实政治接触者的凯蒂带来了似乎可实行的第二阶段理想。

奥本海默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理想化初步动摇是影片在二战初期的重要内容，也在“从简到凯蒂”的个人生活变化中得到表现。通过凯蒂讲述的内战经历，政治理想纯粹化的证伪从二战中的阵营对立延伸到了共产党之于理论落实的不完美。就像听证会中交代的一样，他只是听到了凯蒂对西班牙内战的痛感表述与无法遏制的纳粹势力，意识到共产的中立政策在应对二战世界中的不足，是对于共产党实践局限性的初步认知，如同科研理论的“黑板公式“之于“隔壁模拟实践”的核反应局限性，因此才由他来发明原子弹并亲手终结二战时代。奥本海默需要自行与政府联手，在政治和研发上“进入现实环境”，用原子弹争取共产主义理论的不完美实现：先是试图让轴心国阵营的德国战败，提前投降后则是让步的“威慑“，让日本在双方伤亡较小的情况下投降。他用自己与政府联手的成果实现相对和平，而非完全依赖于共产主义理论持有者的苏联，后者反而是窃取技术并激化对立的反面存在。凯蒂对他的警示正是二人对于实践的初步理想形态：必须由你来掌控核武器，确保它实现其之于世界和谐的目标，而不是劳伦斯等无政治理想的纯科学家。

奥本海默对阵营世界的接触，对现实中共产主义局限性的认知，理想的退让，与合作美国这一“进入研发实物与终结战争“的二阶段理想达成同步。他自己建立了一个接近理论目标的基地与团队，将理想世界带入现实，去制造理论落地的原子弹，努力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现实里的完成，形成了二战初期的理想形式。但是，在随后的战中泄密与战后竞赛中，奥本海默愈发意识到共产党与理想的差距，他的共产主义目标根本得不到苏联的丁点重视，对方反而愈发激化对立，而西方阵营也针锋相对，从而愈发动摇，被迫转入下一阶段的“深度绑定政治家身份”，试图用获得社会影响力的方式来强行终止核武器竞赛。他对世俗政治的涉入加深，理想也又一次退让，已经接受了美苏争霸的极端激化格局，只是希望将核武器从中移出，对核弹价值与世界和平已经没有奢求。

随着原子弹研制计划的临近，电影带来了奥本海默在个人生活与科学理想上的双重“让步于世俗”：排除一切之“纯粹”的完结，确切地由自己主导理论实践，将共产主义的理论目标与“阵营分化存在且以其对立为核心的二战现实世界”结合起来，亲手促成它。“造福世界”的后者以原子弹的形式呈现出落实于二战时代的可能性。它将灭掉德国纳粹，消除因轴心国与同盟国而成的民族壁垒，引导出更和谐的战后世界，这与奥本海默最初的共产主义信仰高度一致---他认为共产主义才是世界和谐的未来方向而投身工会运动，自然也会为了消除纳粹这一“不和谐集中体”而参与曼哈顿计划。

在这个阶段中，诺兰也细致地展现了奥本海默在两条战线上的对等性隐忧，并与上一阶段结合进行了对比设计。当他在听证会上回答问题时，理想与爱情就已然发生了同步的负面变化。他试图将自己洗脱出投身共产主义敌营的盟友指控，因此说出了“我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中立政策”，但又找补了一句“我认为并不是不相信就要敌对不同政见者”，这种不肯放弃的理想执念也是此刻彩色基调的所指。然而，此时镜头缓缓推向其身后的凯蒂，她正在不满地注视着背影，这个凝望视角与此前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注视一样，意味着二人的差异化。显然，此刻的凯蒂对奥本海默的同伴认知在动摇，这打破了他们曾经作为“在政治现实世界中追求和平理想”的伙伴关系。

奥本海默对夫妻关系的回忆段落，正是针对这一点的展开。首先是对二人“科学非世俗属性”的表现，凯蒂与奥本海默完成了“语言到自然物理”的转化过程，并成为了个人爱情生活的激发途径。奥本海默给她讲了物理知识，闪现出星辰的影像，随后伴着物理理论的实践而牵起了对方的手。如此一来，语言到自然完成了转化，原子弹的理想与个人的爱情也实现了合一。凯蒂表示并不在意丈夫与自己同去约会奥本海默，这说明了她与俗人丈夫的分化。

另一方面，当二人在大草原上骑马时，诺兰也给出了这与此前一段婚姻的不同。在曾经纯属于科学讨论的草原上，凯蒂叙说了前夫死于西班牙内战的过往，她认为共和派引领的运动毫无意义。这让她成为了即将迎来曼哈顿计划的奥本海默的完美对象：感受到现实中共产运动的缺陷，对外部共产主义势力实现理想的不信任，必须由自己来掌握力量并实践。这也体现在了语言的和谐上，二人最后进行了物理学家论道时的迅速接话，复杂晦涩的词汇并没有阻拦他们的拥吻，这也是此刻理想对世俗的压制。而这一切发生在草原中，带来了政治与运用自然元素之物理的理想二重结合，以科学手段造就政治理想化的世界。

而在科学理想一边，奥本海默似乎也完成了对政治的更深介入与相应的理想落地。美国军方邀请他加入曼哈顿计划，这是他最佳的理想实现途径，在物理上获得资源支持而完成构思，在政治上则实现二战终止后的和谐世界。奥本海默似乎也压制了世俗政治属性更强、代表现任政府行事的美国将军格里菲斯。在二人的实验室内部交手中，他们于语言环节几乎势均力敌，在关于奥本海默其人描述词汇的方面针锋相对，但最终还是转为了奥本海默的上风--军方如施特劳斯一般地邀请加盟，奥本海默也再一次表示“考虑一下”，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得到了这个职位。而在组建团队的一大段快速剪辑中，上述的过程被又一次再现，奥本海默与格里菲斯同时对每个人发起“理想化”（物理野望和“世界和平”）和“世俗化”（敌对纳粹，报国义务）的说服，最终都会以前者取胜，而非强调阵营矛盾和狭隘民族性的军方。

事实上，当奥本海默用二战内容争取到同事时，他就完成了对纯粹科学的“政治理想化转型”，因为那些人都是曾经远离非科学的存在。这种二重性的理想形态也延伸到了随后的计划实施阶段。随着奥本海默对格里菲斯在实验室里的“压制”，镜头迅速来到了计划场地，他们凭空制造了一个设施完备、所有人全家生活的城镇，成为了脱离外部社会而独立运转的小世界，在这里完成非外部世俗的二重性理想，而其包容各种不同政见与出身者的团队构成本身也是政治理想化和谐的承载。说服军方造城时，奥本海默画了物理公式一样的图，成为了语言到物理的转化，这也带来了对“语言世俗”代表军方的压制成功，理想化城镇的建立，军方在此时甚至似乎成为了此间曾经坐着的奥本海默下属一般的从属存在，一样的房间与相似的公式。

奥本海默自行涉入政治，并建立自己的大和谐基地来实现终结二战的和谐理想，而非假手于共产党与美国，结束了此前对前者践行理论的旁观与支持。这也立即结合了个人爱情生活的部分，带来了夫妻二人对理想实践的预设目标。于奥本海默本人而言，他与凯蒂坐在脱离外部当代世界的自然中，讨论计划主导人的政治身份问题，凯蒂强调“不能是劳伦斯等人”，必须由奥本海默掌握研发的主导权，从而确保它用于实现“阵营隔阂消除（也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政治化理想世界，而不是停留在纯粹物理层面，又不至于在对立的国家（美苏）手中被滥用。而作为“理想状态变化”的表现，类似的讨论在此处曾经发生过，但奥本海默却没有如彼时帐篷中一样一带而过，而是将话题进行到底，大草原的纯粹物理属性由此加入了“政治的理想化”。

然而，在这个阶段中，诺兰也做出了表里的暗示，理想化的实现无非是易碎的表面光辉。围绕着“无限反应导致毁灭”的奥本海默回忆，诺兰给出了原子弹研发结果的暗示。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讨论“不停止反应后的世界毁灭”假说，都处在是理想化的状态。对核反应的无休止假说没能让他们放弃，对其之于政治的应用也抱以“一旦假说属实还可以说服纳粹共同放弃，在这一点上消除分歧”的理想化奢求。然而，此刻爆炸的闪光从闪现画面进入了现实，在二人身边亮起，伴随的大风强化了此处的表达：“爆炸”首次入侵现实并破坏了理想环境的自然森林，这里此前还是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的“屏蔽语言之纯粹交流地”，此刻却以非语言之物理反应的方式打断二人。原子弹必然“毁灭世界”，奥本海默将理论上的“核反应爆炸画面”放入现实的做法不可能实现大和谐的政治理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