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的成功,证明中国的出路不在南朝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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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北伐,到底难在哪里?》里聊了北伐的难处,很多朋友有不同意见,说刘裕北伐就很成功啊,你说的不对。
其实吧,刘裕北伐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这篇我们就来聊聊刘裕吧。
刘裕能成为南朝第一猛男,离不开时代赐予的机遇。
早在东晋成立的时候,荆州因为位居长江上游的地理优势,便拥有了两重属性,它既是东晋抵御北方政权南侵的第一线,同时也威胁着首都建康的安全,例如王敦、桓温等坐镇荆州的枭雄们,便产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改朝换代”的野心。
到了公元377年,随着荆州的势力越来越庞大,苻坚南侵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东晋便准备组建一支直属的精锐部队,既能制衡荆州,也能抵御苻坚。
正好京口附近有大量的南迁流民,是那个年代的流氓无产者,战斗力非常强悍,于是宰相谢安便推荐侄子谢玄,到京口招募流民组建军队,得到刘牢之等一大批骁勇善战的猛男。
这支军队就是北府兵,在数年后抵御苻坚的战争中一战成名。
在这样的背景下,荆州和京口,便成为东晋后期最重要的军镇,一举一动都能改变东晋的走向。
肥水之战后,谢安、谢玄、谢石相继离世,门阀世族失去了掌舵的人物,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便利用这个权力真空期,提拔会稽王司马道子统领东晋的军政事务,把门阀世族的权力收归皇族,彻底结束“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
然而,门阀世族能架空皇帝,司马氏诸王就不行吗?
司马道子给出肯定的回答——那必须的。
司马道子执政以后,很快提拔亲信占据关键岗位,甚至卖官鬻爵培养势力,达到了“势倾内外、远近奔凑”的程度,导致司马曜又感到威胁了。
怎么办呢?
司马曜的办法是,继续提拔亲信,安插到地方军镇统领兵马,和掌握朝廷军政大权的司马道子互相制衡。
于是呢,司马曜任命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青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任命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守江陵。
这样一来,荆州和京口两座军镇,直接向司马曜负责,司马曜也用内外制衡和文武制衡的手段,巩固了东晋政权。
但历朝历代都有个特点,即一个政治集团全面掌控政权以后,等掌舵人不在了,必然会爆发激烈的内部斗争,重新分裂成多个小型政治集团,再开始下一轮的火并。
如果能角逐出新的政治集团和掌舵人,王朝便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来除旧布新,如果始终是一盘散沙,那这个王朝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和旧政治集团关系不深的人,成为新的掌舵人,组建了新的政治集团,在缺乏效忠对象的背景下,便要改朝换代建立新政权。
司马曜身后,东晋就完整的演示了一遍历史规律。
公元396,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喝醉酒,和三十岁的张贵人说:“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你年纪太大了,我要和你离婚,再找个更年轻的小姑娘。张贵人大怒,老娘陪你这么多年,你竟然这样对我,当晚便用被子闷死司马曜。
对老婆不好的男人,终究要付出代价的......
东晋政局原本就是依靠制衡维系的,司马曜驾崩,15岁的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意味着东晋政局失去了锚点,彻底打破了东晋的政治平衡。
于是镇守京口的王恭,统领刘牢之等北府旧将率先起兵,镇守荆州的殷仲堪统领南郡公桓玄、南郡相杨佺期举兵响应,以讨伐权臣司马道子的名义,向建康发起武力夺权行动。
然而,王恭和殷仲堪都不是乱世枭雄型人物,非常依赖麾下大将的忠诚和勇武。那么对于职业军人来说,仗都是我打的,凭什么还要听你的?节制军镇,你能做,我就不能做?
结果就是在京口、荆州和建康的政治军事博弈中,职业军人纷纷上位——
北府旧将刘牢之接受司马道子的橄榄枝,诛杀王恭,被任命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取代王恭镇守京口。
南郡公桓玄凭借桓温留下的名望和资源,诛杀殷仲堪和杨佺期,被任命为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彻底夺取长江上游,恢复了桓温的势力范围。
东晋最重要的两个军镇,就此落入桓玄和刘牢之的手里。
京口和荆州都更换了枭雄型领袖,那么接下来的唱主角的,便是桓玄和刘牢之。他们将接替王恭和殷仲堪,继续向建康发起挑战。
公元402年,桓玄起兵沿江东进,一路攻入建康,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部署的兵马纷纷战败,只能寄希望于京口的刘牢之,能挺身而出和桓玄决战。
但问题是,刘牢之不愿意。
东晋江山是司马氏的江山,享受荣华富贵的是司马氏诸王和王谢等门阀世族。想保住江山和利益,你们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让位,江山和荣华富贵由出力的人来享受。
所以刘牢之的想法就是:“自恃武材,拥强兵,欲假玄以除执政,复伺玄之隙而自取之”。
他的任命书是司马道子颁发的,不能亲自处理司马道子,所以要借桓玄之手除去司马道子,再以清君侧的名义讨伐桓玄,最终成为东晋的掌舵人。
刘牢之的想法很合理,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政治。
随着刘牢之的放水,桓玄非常顺利的进入建康,废除司马道子,诛杀司马元显和亲信们,并逼迫皇帝司马德宗封他为总百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彻底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而刘牢之被桓玄任命为会稽内史。
在其他人看来,刘牢之接受了桓玄的任命,便是代表京口向荆州低头,以后就跟着桓玄走了。如果起兵反抗桓玄就是叛乱,掌握东晋军政大权的桓玄有足够的理由出兵平叛,也有足够的筹码封官许愿。
这就是政治里的势,一步慢步步慢。
于是刘牢之准备起兵讨伐桓玄、完成预定计划的时候,却发现大部分北府旧将都不支持他,刘牢之感觉没有立足之地,自缢而死。
刘牢之死了,意味着京口没有领袖,桓玄立即发起针对京口的大清洗,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刘袭等人被杀,冀州刺史刘轨、司马休之、刘敬宣投奔南燕,将军袁虔之、高长庆、刘寿投奔后秦。
刘牢之的京口一败涂地,桓玄的荆州一家独大,东晋的两大军镇暂时决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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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吃苦的准备,那么就是得把政权和军力全部迁到长安,打通西北与蜀中的连接,经营陇西,以联姻笼络西贵,以位爵重用北人,以田亩释权南人,然后再以徐图中原。俗称:换血。这当然是要冒巨大风险的,甚至有可能出现南方叛乱的可能性,但如果刘裕寻求的是天下统一,就必须这么干,赔光了都在所不惜。
如果主力军不换血,只是想依赖南方士族,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偏安一隅。这恰恰是刘裕不太愿意做的,他担心这样换血带来的冲击反而令他失去一切。而六百年前,另一个姓刘的首领刘邦,则完全抛开了南方苏北老家,专心致志地经营了秦蜀关中,他看重的不是关中并不丰富的出产,而恰恰是关中杂错的风俗,以及这个风俗带来的巨大的战争动员力——说白了就是白菜价的战争机器。
说白了,打天下靠的是人,集体越单纯,越能吃苦,就越能打,也就越所向披靡。
朱元璋的一切成就,其实都是拜脑洞开大开绝的蒙元贵族所赐。蒙元贵族把一切南方缺少的战争机器都迁移到了南方。。。比如北方、西北甚至是外域的剽悍人口,比如马匹(在稻田里都可以牧马,并让南方人学习为贵族牧马),那么朱元璋起事时的南方正是千古难遇的”华戎杂错,风俗劲悍”,加之本来就具备的经济实力,那不是集齐了龙珠么。
所以朱元璋的机遇是不可复制的,是蒙元浑不吝的全国一盘棋的北化政策造就了乱世的发端,也造就了南方从未有过的统一战争动员力。
到了满清的时候,满清王朝就绝对不再犯蒙元贵族的蠢脑筋了。但问题在于,这时候世界冷兵器不断发展进而主导世界的时代悄然来临了。南方的农民只需要稍微整训获得枪炮(哪怕是较为劣质的)后就可以形成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也不再需要所谓剽悍民俗或肥壮骏马了。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南方士族的吃苦能力还是不足。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民国都是如此,所以南方军队还是不堪一击,他们的领导者不能吃苦。这时候一个历史的有趣事情出现——民国的南方士族把工农红军撵到了西北。。。我们得说,除了主义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连红军的领导者带工农子弟,他们全部被逼到了全中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这下子吃苦问题可算解决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最早铁打的革命力量其实正是拜吃不得苦的蒋政权所赐。
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和有趣。
跟那些虫豸在一起,怎么可能治理好国家呢?
我有时候瞎想,如果刘裕跟老婆臧爱亲生的是儿子,刘裕悉心教导或许能带领诸将镇住关中。可惜刘裕异母弟里唯一有才能的刘道规早逝,自己的儿子又生的晚,当时才10来岁。
刘邦在沛县实际没什么大根基。这与刘裕官高爵显在江南经营厚实是不同的。而且刘邦与项之战时已经无沛。其所在即为根本。况秦川帝业之基,如此焉有不就之理?
刘裕兴大兵而骤复中原,其基在南,于中原恩薄德弱,且薄兵广布,岂久据之势?当是时,晋兵已呈强弩,收全功而南归其上策也。倘居久成隙,则南变北崩,其南北皆失,坐亡之道也。
北魏更是个奴隶制国家,老百姓根本没有地位。
所以还是教员说的好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如果有吃苦的准备,那么就是得把政权和军力全部迁到长安,打通西北与蜀中的连接,经营陇西,以联姻笼络西贵,以位爵重用北人,以田亩释权南人,然后再以徐图中原。俗称:换血。这当然是要冒巨大风险的,甚至有可能出现南方叛乱的可能性,但如果刘裕寻求的是天下统一,就必须这么干,赔光了都在所不惜。
如果主力军不换血,只是想依赖南方士族,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偏安一隅。这恰恰是刘裕不太愿意做的,他担心这样换血带来的冲击反而令他失去一切。而六百年前,另一个姓刘的首领刘邦,则完全抛开了南方苏北老家,专心致志地经营了秦蜀关中,他看重的不是关中并不丰富的出产,而恰恰是关中杂错的风俗,以及这个风俗带来的巨大的战争动员力——说白了就是白菜价的战争机器。
说白了,打天下靠的是人,集体越单纯,越能吃苦,就越能打,也就越所向披靡。
刘邦在沛县实际没什么大根基。这与刘裕官高爵显在江南经营厚实是不同的。而且刘邦与项之战时已经无沛。其所在即为根本。况秦川帝业之基,如此焉有不就之理?
刘裕兴大兵而骤复中原,其基在南,于中原恩薄德弱,且薄兵广布,岂久据之势?当是时,晋兵已呈强弩,收全功而南归其上策也。倘居久成隙,则南变北崩,其南北皆失,坐亡之道也。
如果有吃苦的准备,那么就是得把政权和军力全部迁到长安,打通西北与蜀中的连接,经营陇西,以联姻笼络西贵,以位爵重用北人,以田亩释权南人,然后再以徐图中原。俗称:换血。这当然是要冒巨大风险的,甚至有可能出现南方叛乱的可能性,但如果刘裕寻求的是天下统一,就必须这么干,赔光了都在所不惜。
如果主力军不换血,只是想依赖南方士族,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偏安一隅。这恰恰是刘裕不太愿意做的,他担心这样换血带来的冲击反而令他失去一切。而六百年前,另一个姓刘的首领刘邦,则完全抛开了南方苏北老家,专心致志地经营了秦蜀关中,他看重的不是关中并不丰富的出产,而恰恰是关中杂错的风俗,以及这个风俗带来的巨大的战争动员力——说白了就是白菜价的战争机器。
说白了,打天下靠的是人,集体越单纯,越能吃苦,就越能打,也就越所向披靡。
朱元璋的一切成就,其实都是拜脑洞开大开绝的蒙元贵族所赐。蒙元贵族把一切南方缺少的战争机器都迁移到了南方。。。比如北方、西北甚至是外域的剽悍人口,比如马匹(在稻田里都可以牧马,并让南方人学习为贵族牧马),那么朱元璋起事时的南方正是千古难遇的”华戎杂错,风俗劲悍”,加之本来就具备的经济实力,那不是集齐了龙珠么。
所以朱元璋的机遇是不可复制的,是蒙元浑不吝的全国一盘棋的北化政策造就了乱世的发端,也造就了南方从未有过的统一战争动员力。
到了满清的时候,满清王朝就绝对不再犯蒙元贵族的蠢脑筋了。但问题在于,这时候世界冷兵器不断发展进而主导世界的时代悄然来临了。南方的农民只需要稍微整训获得枪炮(哪怕是较为劣质的)后就可以形成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也不再需要所谓剽悍民俗或肥壮骏马了。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南方士族的吃苦能力还是不足。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民国都是如此,所以南方军队还是不堪一击,他们的领导者不能吃苦。这时候一个历史的有趣事情出现——民国的南方士族把工农红军撵到了西北。。。我们得说,除了主义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连红军的领导者带工农子弟,他们全部被逼到了全中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这下子吃苦问题可算解决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最早铁打的革命力量其实正是拜吃不得苦的蒋政权所赐。
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和有趣。
如果有吃苦的准备,那么就是得把政权和军力全部迁到长安,打通西北与蜀中的连接,经营陇西,以联姻笼络西贵,以位爵重用北人,以田亩释权南人,然后再以徐图中原。俗称:换血。这当然是要冒巨大风险的,甚至有可能出现南方叛乱的可能性,但如果刘裕寻求的是天下统一,就必须这么干,赔光了都在所不惜。
如果主力军不换血,只是想依赖南方士族,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偏安一隅。这恰恰是刘裕不太愿意做的,他担心这样换血带来的冲击反而令他失去一切。而六百年前,另一个姓刘的首领刘邦,则完全抛开了南方苏北老家,专心致志地经营了秦蜀关中,他看重的不是关中并不丰富的出产,而恰恰是关中杂错的风俗,以及这个风俗带来的巨大的战争动员力——说白了就是白菜价的战争机器。
说白了,打天下靠的是人,集体越单纯,越能吃苦,就越能打,也就越所向披靡。
是啊,北朝很伟大啊,北朝是为了华夏一统,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让小孩子上得起学,是为了让人民不再成为两脚羊,并不是为了一家一姓的尊荣,也不是为了数百家新晋贵族的富贵,恍惚间,我迷茫了,静等作者后续
可怜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一家一姓的尊荣,数百家门阀功臣的富贵。
我有时候瞎想,如果刘裕跟老婆臧爱亲生的是儿子,刘裕悉心教导或许能带领诸将镇住关中。可惜刘裕异母弟里唯一有才能的刘道规早逝,自己的儿子又生的晚,当时才10来岁。
是啊,北朝很伟大啊,北朝是为了华夏一统,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让小孩子上得起学,是为了让人民不再成为两脚羊,并不是为了一家一姓的尊荣,也不是为了数百家新晋贵族的富贵,恍惚间,我迷茫了,静等作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