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灭明，蒙古灭宋，跟秦灭六国类似吗？是进步还是倒退？

网传截图：

@哈布斯堡长脸：

这位北大的王珊博士认为“秦灭六国是野蛮征服了文明”，逻辑在于白起坑杀赵军降卒，有违当时礼教习俗，因此秦军乃至秦制是野蛮的产物，国家成为以胜利为目的的战争机器，以突破下限的方式攻灭六国，是野蛮征服文明的过程。

这样的论理逻辑存在偷换概念的情况。国际法学界一般区分jus ad bellum和jus in bello这两个概念，前者指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后者指战争中行为的合法性。二者是有着很明显的不同的。白起坑杀降卒，属于战争中的不法罪行，在当时也是广泛受到谴责的，他本人甚至也认同杀降行为的不祥，在自尽时表示：“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为自己的战争罪行付出了代价。

但是这并不影响秦发起统一战争的历史合法性，更不用说拿来攻讦发起战争的国家制度的文明与否。相反，正是商鞅变法后的制度先进性才使得秦国国力大增，最终结束了周朝衰落之后，诸侯互相侵攻的不义之战。到了承袭秦制的汉朝，汉宣帝对于太子（元帝）不喜刑狱、偏好儒生进行了批评，主张：“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这也表明了凝聚法家思想的秦制得到了后继者的认可，并成为此后千余年中国制度的滥觞。

说到这里，王珊博士的论调是不是有了一些熟悉感？日本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解构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冒充战争受害者并改写历史的。按照王博士的逻辑，美国人对日本城市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并且使用原子弹的时候，各国也没有预见到对于平民目标进行大规模无差别攻击的战争手段，这是否也代表了老熟人李梅和杜鲁门总统突破了道德的下限，因此反法西斯战争也是野蛮战胜文明，甚至美国也是一台被求胜利所裹挟的战争机器呢？（后者似乎是个事实）这就是一个经典的jus in bello否定jus ad bellum的反战败论调。

更深远来讲，王博士以及她背后的知鸦，又何尝不是在进行认知作战呢？冷战中里根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论战，核心论调就是生产力代表制度先进性，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就是文明，苏联生产力不强，因此不文明。但是在中国国力蓬勃发展的今天，这种冷战腔调倒是容易反过来打美国人一枪。这也是美国精英们一直极为焦虑的根源。而要打破这一困境，重新调整口径就是必然，那就是生产力不代表文明，文明是一种道德，不遵守道德就是生产力再强也是野蛮，而野蛮战胜文明也是胜之不武的。

看到这里，相比各位就对王珊博士和她背后的知鸦想要推进的议题有所了解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正：

讲到白起，我歪个楼，秦国战略有过一个重要的变化：

秦惠文王至昭襄王中期，秦军尚且“取其地而出其人”，从昭襄王晚期开始，转而“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也”（《战国策·秦三》）。

不要小看这个变化，它反映了重大的时代变革。春秋时期的著名战例，往往一天之内分出胜负，也不以大量杀伤敌方有生力量为目标。

但以长平之战为典型，战国中后期的战争不仅旷日持久，更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重心。这个变化的原因是领土国家的出现。

春秋时的“国”尚且是“点”，而不是“面”，只是相对于“野”而言的存在。一国之强弱，与领土、人口之关系并不显著。

战国时则不然，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县制，“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国野之别全然消灭。领土国家的出现，一则建立了垂直化的行政体系，再则使人口多寡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不理解这个变革，就无法理解白起何以不放过赵国降卒。

长平之战，秦军几十万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大迂回，大纵深，大包围，大歼灭战，所有这些足以体现出了秦军高度的组织化和专业化。没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根本做不到这点。

我认为历史学者不能只看到白起的残酷，而忽略了背后的时代变革。这也是我不满意辛神汉武帝研究的重要原因，汉武征匈奴确实不仁慈，但不能因此忽略匈奴战争对于汉代财政汲取能力的变革作用。仅以这类抽象道德为尺度，我们也无法理解欧洲现代国家的产生。

当年王船山尚且评价秦始皇“秦以私天下之心，而能罢侯置守”“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我们今天的历史学者不能还达不到古之前贤的高度。

@来去之间：

好奇，清灭明，蒙古灭宋，在主流学界看来跟秦灭六国类似么？是进步还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