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再起？拜登政府民主战略解析

2023年3月末美国第二届民主峰会在线上召开，彰显出拜登总统对于“民主”的极端重视，也显示出美国对于重新领导“民主阵营”的决心。本次会议的两大议题是为“民主复兴倡议”提供高达 6.9 亿美元的资金并努力确保技术用于造福民主，而其本质仍围绕着大国竞争，在价值观领域向中国、俄罗斯等开展攻势。然而，民主峰会仅仅是拜登政府民主战略的一部分，作为传统的民主党人，拜登对于意识形态的的偏好与应用成为其执政的一大特色。本文拟从从民主峰会切入，探析美国更为宏观的民主战略的产生、实践与影响。

一、作为对外政策的民主战略

自从拜登上任以来，“民主”成为高频出现的政治词汇。狭义的民主指特定的政治制度，根据美国政府的官方表述，美式民主为代议制民主，官员将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通过选举与沟通两种方式参与民主政治。然而，民主一词已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被广泛使用，而且表述形式与内涵各异：民主输出聚焦于将民主制度移植向他国；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能够避免战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相互挂钩并且相互促进；民主与人权相互挂钩并成为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借口。因此，美国的民主战略并不是存在于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的短期政策工具，而是以“民主”为旗帜，与各项对外政策相互联系，兼具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目标的一整套战略。

民主战略本身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也完全适用于此，而从其字面意义上“民主战略”更是将二者相互融合程度达到极致。关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就其根本仍然落于自由主义之上，但由于“自由主义”一词在国际政治体系内含义过于繁杂乃至混乱，但其精髓在于“洛克、斯密和密尔等自由主义祖师爷再三论证的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和民选政府”。无论美国政府是偏左的民主党人，偏右的共和党人，亦或是走中间路线的温和派，甚至于是打破政治传统的特朗普，无不遵守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的这三项基本原则。除意识形态之外，任何对外政策的制定也不能离开现实利益，尤其在当下国际格局变动加剧的状态下，美国对于外部威胁的认知不断变化，对于主要战略对手也应对策略也在不断调整。

二、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民主战略

拜登是典型的民主党建制派，符合传统的民主党人形象，重视价值观的作用，重视意识形态外交，重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拜登将“民主”推向极高的地位，原因如下：第一，特朗普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存在严重的违背民主行为，拒不承认民主投票的结果，甚至在其鼓动下于2020年1月6日发生了华盛顿冲击国会山事件，被视为对于民主原则的重要破坏，美国国内陷入空前的民主危机。同时，《2021 年全球民主指数报告》指出，“全球民主指数”创下 14 年以来的新低，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退。第二，美国外交政策在特朗普任期内对于促进民主的力度大幅减弱，不但没有系统的民主战略，还屡屡与在同一价值体系下的盟友发生矛盾，使得盟友对于美国的领导意愿与能力产生质疑。拜登试图以“民主”为主要的价值观抓手，重新整合西方的盟友体系，宣誓“美国回来了”，修复遭到破坏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体系。第三，拜登以民主为口号，重塑“大国竞争”，特别是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激烈竞争。拜登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迅速变得更咄咄逼人。它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从而对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而拜登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就之一就在于“领导和维持一个稳定和开放的、由强有力的民主联盟、伙伴关系、多边机构和规则支撑的国际体系。”拜登政府认为只有美国稳固完善自己的民主体制才能赢得与中国的竞争，他在2021年3月25日的记者会上表述这将是民主在21世纪和专制统治之间的一场战争。

落实到具体政策中，拜登的民主战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修复美国国内民主体制，增强民主国家的活力。拜登认为问题始于国内，而内政外交领域逐渐变得必不可分。他在文章《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美国为什么在此领导世界》）中谈到“即使美国加强了与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的联盟，我们必须修复和重振我们自己的民主作为重中之重。美国成为世界进步力量和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始于国内。”，“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向世界证明，美国已准备不仅以我们的力量为榜样，而且将以榜样的力量再次领导世界。”拜登主要的内政包括，通过一系列法案如“美国救援计划”“美国就业计划”“基础设施建设法案”“重建美好未来”等增强美国社会内部阶层与种族间的公平，尽快从疫情中恢复经济发展。同时，不断进行针对特朗普政府扰乱选举的司法调查，并完善相关的选举法案。第二部分，以“民主”为纽带修复盟友关系，重新塑造价值观外交。2021年6月开始，拜登的首次出访选择了欧洲盟友，在英国签署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新大西洋宪章》，其中肯定了美英持续致力于维持持久价值观，并捍卫它们不受新旧的挑战，并与民主价值观的伙伴密切合作。在七国领导人公报中提到“拥抱我们的价值观作为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的持久基础。”此外，在四方对话（QUAD）中，也明确提及了致力于发展为社会带来切实利益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并要符合普世价值观的方法，包括尊重言论自由和隐私。在拜登外交政策中，民主是修复盟友关系，提升同盟凝聚力和重塑美国领导力的关键支柱。第三部分是将“民主”与其他议题相互连接，打造民主联盟。在政治方面，拜登把民主峰会视作其民主战略的鲜明旗帜，在早些谈到“就任第一年，美国将组织主办一次全球民主峰会，以重振自由世界各国精神和共同愿景。它将把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强化我们的民主体制，诚实地面对正在倒退的国家，并制定一个共同议程。”拜登试图以民主峰会的形式，将世界划分为民主与非民主两个部分，而重新确立美国在民主世界中的领导地位。在经济方面，拜登政府重点打造的具有“安全且弹性”供应链也与民主议题相互关联，在关于建立弹性的供应链报告中指出“美国应对弹性供应链的方法必须建立在国家最大优势的基础上，…分享价值观的盟友与伙伴的强大关系。”科技方面，美国重点依靠民主引领下团结其盟国打造所谓“民主科技同盟”。在四方会谈、七国集团和与欧盟的会谈中，多次谈到了对于高科技领域需要民主国家的共同合作。同时，美国希望将中国等国家以不民主为借口排除在新兴技术标准与规则之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指出称，“我们必须制定规范技术进步的规则和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的行为准则，以便它们被用来提升人们，而不是用来压制他们。我们必须通过此来捍卫民主价值观，反击那些垄断压迫并使其正常化的人。”总的来看，拜登的民主攻势与大国竞争特别是对华全面竞争的匹配度很高，民主与外交、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科技竞争等方方面面深入融合，成为美国开展竞争战略的重要基石。需要指出的是，从一系列拜登的政策中看出，对华竞争是主线，民主战略呈现出是一种手段与方法，例如民主峰会成员的选择颇具抗中色彩，也进一步证实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仍要服务于现实主义国家战略。

三、结论

第一，从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民主战略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一直包含着民主要素，且不论在哪一任政府领导下都同时受到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因素）与现实利益（现实主义因素）的双重影响。这是美国外交鲜明的特点，不会轻易改变，但往往在一届政府初期高举民主大旗，但在后续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执行中受到现实的利益影响更大。二者常常处于矛盾状态，而通常情况下美国选择现实利益的满足而暂时降低“民主”调门。

第二，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对于民主在外交政策中的认知与运用有一定差异。民主党对于推广其自身价值观的使命更强烈，由美国推动民主理念与制度输出视为外交政策的目标，相反共和党更注重均势、权力、战略利益的考量，民主战略很大程度是实现其外交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类认知不容易改变，可以作为分析美国政府民主战略的基础性因素。

第三，美国国内矛盾在近十年内呈现出愈发激烈的状态，民主党共和党在价值观相关议题的冲突也不断升级，这使得美国的一系列政策更具极端化。两党之间的政治共识不断减少，因而对各自基本盘的重视会提升，对外政策成为转移国内矛盾和彰显本党本派价值的重要途径，与民主相关的对外政策可能会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和不稳定性。

第四，不同时期的外部环境决定了美国的现实利益目标的排序与战略目标重点的选择。冷战之后，美国的战略目标一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唯一的霸权，通过价值观、经济纽带还是军事力量的方法差异不影响美国战略界对于这一目标的高度一致。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的战略重心不断东移，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从“亚太再平衡”到“大国竞争”再到“对华激烈竞争”，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出现剧变。民主战略作为服从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将成为美国民主攻势的主要目标与对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