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事件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张教授的认识方法，写作技巧我认为应该是我们中国社科界要仔细思考的。
其实他的方法是中国3000年以来政论文，经论文的一个传统办法，即：不过多引证大量的数据，数学模型以支撑，反而是大量引用历史案例进行影射，进行论证，多方进行比较之后然后得出结论。
中国古代庙算一直以来都是依靠这种办法来归纳总结经验教训，受制于古代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局限，古人也极难以大数据的视角给庙堂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撑，因而一般性的，早已沉淀为历史认知的案例更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证据。
我想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在制度建设，组织管理相较西方高效的多的原因。也许我们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严密的科学体系传承下来，但是在社科上，我们用这种方式把经验和教训归纳成了科学指导，传承下来了。
这种特征在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文里也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尤其是政论文，经济类论文，几乎很难看见挪用大量的数据和数学模型，也是依靠这种举例法，判例法思维，旁征博引，其思想的深度，广度，丰度，判断之精准，推理之严密，已经由后世历史的走向得以充分证明。
因此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下，不要总是受限于西方社会学流派的各种思潮，这种过度依赖大量沿用数学工具和统计学数据支撑政论和经论的表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覆盖我们想要了解的事实？这些数据的筛选归纳，到底在多大成分上受到了主观取舍的影响，或者是不可见，不受控制的自变量的影响？相较已经沉淀为历史经验的案例，这些方法的客观性上到底有多可靠？
此外，政论和经论是服务于大众的，社科是旨在改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这种知识更需要向群众推广，群众要在具备政治，经济常识的前提下才能争取守护自己的权利，绝不能把政治学，经济学两极化，高级的被垄断，利用所谓的统计学，数学工具等知识进行学科阻断，普通百姓无法接触，低级的，就市侩化，成天就是编段子，搞花边愚弄百姓。
我觉得我们的社科可能要在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来一次自己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