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将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

1. 三分归晋那一天，百姓不会同时约定，“从今天起我们要说中古汉语啦！”。在历史的尺度上看，语言的变化是连续的，无论如何变化都要遵循其客观规律。从今天的北京方言来分析，北京城内方言主要是受周边影响形成的，其城内居民的变化对其影响很小。今天的北京方言演变符合汉语自身演变的规律，与周边方言有较多共同特征，与中古汉语在其他官话区的演变类似，这样的特征只能连续形成，不可能有明显断档。另外，语言的变化虽然可以很快，但从一个语言变成另一个不能互通的语言很难，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史上也很少，很多类似的说法如果对语言进行分析往往都是不成立的。（所谓语言变化很快的感觉，其实主要是因为很多发音的听感距离和音韵学距离不同。）而且，历史上汉文化在幽州一带非常强势，汉语一定是百姓的主流语言。否则定都北京的少数民族政权不会纷纷汉化的。这就好似香港人说汉语会夹杂英语词汇，但居住在香港的英国人说英语不会夹杂汉语词汇（除去无法翻译的词汇）。
2. “gudung”与“巷”的关系是俗读与文读的关系。唐宋人看gudung的读法，类似英国人（将bare念作baee）看美国人bare的读法。此时的确存在读作“胡同”写作巷的情况。但北宋之后，二等介音诱导声母腭化导致“巷”的字音从hiong变为今天的xiang。仅仅这一个小小的变化，再加上教育的中断，就足以导致元明时代的人不能理解“hudong”（即胡洞，衚衕的早期写法，可见此时尾字依然念dung的音）的逻辑，自然会当作新字对待。读书人不喜欢俗读，肯定会偏好“巷”字。这样明后肯定“胡同”和“巷”共同存在。
3. “衚衕”来源于上古汉语与教育水平无关。这是汉语自然演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滞古现象。就如现代汉语中的语助“的”（de/di），其发音滞古三千年以上，老百姓并不知道它是古音“之”，只是正常使用罢了。偏偏是读书人要使用读书音，偏好腭化的“zhi”音。

补充一点，愈是常用的词，其发音愈难随着时间转变，也愈难被外来词汇替代，更不用说词义并不对应的外来词汇。蒙语来源说可以类比为不说“这条街”，而说“这条well”，你可以想象一下。元代的北京人并不更笨，他们也会有与你一样的恶心感受。

最后，前面已经列出，蒙语“水井”为hudag。如果真的是蒙语来源，那么不会念作“胡同”，而是“弗铎”、“弗达哥”或者“胡达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