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打仗引爆工业化，中国的“四次工业革命”却靠这三点

张教授的部分观点我不太赞同，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对比一下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我们差吗？ 日本当时的人民生活水平也是极低的，也是把资金集中投入到重工业上才有日本的造舰造机能力，才有日本的军事崛起，凭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我们可以总结为日本经历第一二次工业革命，而我们的前三十年却连第一次工业革命都不算呢？ 我们几千万的工人难道都是手工作坊？我们的两弹一星难道是手工作坊搞出来的？ 我觉得张教授的这个结论完全是为了推崇改开四十年的成就而阉割了历史事实，这绝不是实事求是。

文化自信，精神自信在于抓住自己的本源，本立则道生，源清则流广。中国自五四以来的奋斗史，实践史取得成就的力量源泉就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把世界看成一动一静，一分一合的辩证运动的，辩证法的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动中有静，静而趋动。动静相因，动则合，动则变。静则分，静则定。辩证法抓住世界动的一面，合的一面传承了作为中国传统根底的史学精神，又抓住其静的一面，分的一面吸纳了作为西方文明底蕴的哲学精神，使史学精神与哲学精神有机的融为一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哲学精神一分为二之刚济史学精神阴阳互补之柔（一分为二不仅引入分析性思维，破除认识的笼统性，带来认识的明晰性和科学性，在精神上还引入了斗争哲学，激发了中国人在原则上的坚定性和伟大的斗争精神。中国古典文明中，太极图中的阴阳互补表现的是事物在流变之中，差异性得到统一。这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就是在出现阶级的分野的前提下，又存在通过社会流动性，向对立面的转化和统一，这就是统一战线及一系列灵活策略的思想基础）（这可参看周恩来文选及毛泽东哲学批注）。以哲学精神谨严细致之态度充实史学精神宽广灵变之视野，塑造出全新的中国精神而为行动之本。哲学精神教会我们首先做出最基本的主客之分，使我们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认识世界，承认事物动中有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而我们得以精确定量的进一步分析事物，观察事物，并脚踏实地，实干苦干发展科学，发展工业文明，而非夸夸其谈，天马行空式的空疏。
     动则变，变则通，可以说辩证法激活了中国的史学精神，这是革命和改革的思想基础。  史学精神还让我们明了历史在发展之中，存在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变化，使我们跳出局部的，一时的成败得失，以长远的眼光看到未来的发展大势，高度发扬主观能动性，抓住转危为安，转弱为强的契机，在道路的曲折中看到前途的光明，处于绝境之中而不丢弃奋斗的希望，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而不动摇。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发展大势，仍然是世界及非西方民族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并超越建立在丛林规则基础上的，纯自由竞争的私人资本主义，走向觉悟与解放的运动，这个大势不因苏东之变而打断，甚至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更明晰。苏东之变，不仅不是历史的终结，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西方旧式发展道路的回光返照。根据历史的辩证法，太阳是会在西方落下，但不会阻挡新的一天来临，伴随新的一天的来临，太阳会重新在东方升起。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践以理论为指导，但理论也要在实践中，而非静思默想中证明自己的真理性。这就是知行一体。所谓理论就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一套科学的认识体系，它以哲学精神为基础，指导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而改造社会的实践，还要辅以史学的帮助，在史学的背后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抽象重新回到具体的史学精神。
       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发展生产力，改造社会生产关系的必要性，为现代中国引入了改造外部客观世界，这个向外发力的现代因素。同时又说明了所有这一切实践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的历史实践，是以人这个历史实践的主体为载体，不脱离人这个历史实践的主体。人类在改造外在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尽管有理论指导，都难以回避艰难险阻，考验人类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因此也必须和改造人类自身的主观世界的实践相结合，挖掘德性潜能。塑造德性，塑造以信仰，觉悟和解放为灵魂的坚强历史实践主体，这正是中国古典文明向内发力，注重德性修养的体现。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结合，这就是新的内圣外王。也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文化自信，精神自信的意义所在，其目标就是为伟大的理想而奋斗。
      马克思主义不植根于中国宽广深厚的古典文明中，就会显得营养不足，难以长成参天大树。但中国的古典文明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激活更新，就不能现代化，重新焕发出活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辩证法把这两个因素有机的融为一体。它引入哲学精神，激活史学精神，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融为一体，知行一体，内圣而外王，以信仰，觉悟，解放为德性之灵魂（以追求，并止于伟大而瑰丽的理想的信仰实践为起点，以激发觉悟为中介，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因此弄清并抓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大本大源，才谈得到文化自信，精神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