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续执政合法性(中)

四,对持续执政合法性的常见误解

误解很多,我挑几个影响大的说说。

A  第一个误解:执政合法性基本上靠经济发展绩效支撑

我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在合法性基本面基础上进行加分减分,但不是合法性的基本面除非经济问题大到能够从根本上动摇上面所列合法性充分条件中第三条(普通人日子还能凑合维持得下去)。

其实某国近期历史上已经出现多次经济绩效明显下降的情况。最近一次就在去年(增速猛降),再上一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往前的话90年代末也可以算(以大下岗为标志)。更早的就不举例了,因为很多读者认为追溯太早的话关于合法性的分析会有所变化。但至少上面几次每次都安然度过,你很难说期间合法性出现了危机。去年甚至出现经济绩效明显出问题后合法性反而上升的情况(其实我感觉2008年合法性也略有提升),如果这都不能使读者对“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发展绩效支撑”的说法产生重大怀疑,那未免也反应太迟钝了。

有人会说,某次经济不行是靠了什么什么才维持住了执政合法性,可是这不正是多次用史实论证了即使经济绩效出大问题了也可能有多种其他手段维持合法性么?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说合法性基本上靠经济发展绩效呢?

B 第二个误解:合法性要靠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支撑

我认为:这二者其实在常态下并不属于合法性基本面的组成部分,而是和经济发展绩效一样属于基本面基础上的额外加减分项。不同的是,这二者方面很难出现大的减分。

民众认为执政表现好(尤其是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时候,这二者是合法性加分项;表现略微不好时是减分项但减分不厉害(毕竟只是略微不好)。对外关系方面表现比较差时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又是合法性加分项(我没有打错字!)。

不妨看看现实中的实例。某国90年代屡次在对外关系上受辱,在很多爱国民众眼中可以算是表现比较差了,但这到底是使爱国人士更倾向于支持维护某国政权还是更倾向于反对某国政权的平稳执政?到底是使爱国人士更怀疑某霸权国家推行的意识形态还是更支持呢?我想经历过的人士恐怕不难达成共同判断。再举一例,军事迷大都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那么在某国军工看起来很拉垮很令人失望乃至绝望的年代,军事迷是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政权的稳定还是反过来呢?

顺便说一句,上面说的是常态下。如果出现极端情况,如果对外斗争方面表现很差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甚至可能升格成为合法性基本面之一。举个例子。假设在外战中意外大失利(但不至于被外军打垮政权),国民震惊气愤之余,由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紧急入场救援,合法性(至少短期内)恐怕不降反升。不然呢?难道爱国者选择不团结在执政者那边从而让外国胜利扩大化吗?当然了如果脑残到了签订重大不平等条约以至于被广大群众定性为卖国政权那可能另当别论,不过某国政权啥时候出过这种脑残事?

我希望关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上述讨论不会使你感到困惑。如果形势好,骄傲自豪会成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底色;如果形势不好,捍卫尊严和底线利益会成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底色。这是很多国家民族历史上都反复出现的情况,是有普遍规律性的。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可以以不同面目来拱卫合法性而某国的情况还要更进一步。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政权是某个主要文明圈的唯一政治主体而外面与你竞争的是异质性很强的文明(注意我用的多个修饰词!),那该政权是很难被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抛弃的(除非表现实在是烂到令人绝望)。合法性充分条件中第一条(本族人的有效运行的中央集权)就保证了“主要文明圈的唯一政治主体”这一地位。

既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走向政权反对者的可能性极低,既然政权干好干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会给合法性加分或者至多减小分,那么在常态下合法性其实不必诉诸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一点很微妙,大家可以细细品味。体会了这一点后,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比如为什么迟迟不解决台湾问题不伤害合法性(甚至可能增加合法性)。

C 第三个误解:不是西式直接民主选出来的,没有合法性

没有西式民主就缺乏合法性的看法从来就不是某国主流,只不过信息茧房使得一些人认为这是主流看法。如果你也这么觉得,赶快破茧吧,有些西方精英都在逐渐破茧了。

对此事我之前有详细论证,下面复制一段我几年前的键政文。看之前,请你先思考一下:军队,学校,公司,教会都不搞西式直接民主,这导致它们的体制缺乏合法性吗?下面开始引用:

先看军队,公司,学校和宗教组织为何绝不能使用直接民主,反而要搞很强的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

对军队和公司而言,这是人类长期大量实验后的深刻经验总结。这不是基于理论的,更不是基于道德的。当然我们可以讲些理论性的道理来支持军队公司管理的非民主性,但如果只讲道理是绝不可能获得压倒性说服力的。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出反面的许多道理来反对集中,比如没有士兵的权力制衡一两个将领的无能可以轻易毁掉一支军队。然而我们看到所有民族在几千年战争史下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高度层级制自上而下的军制。为何?几亿人用生命的代价告诉所有的民族:实践证明高度集中制高度非民主的军队带来的好处远大于其缺陷。公司也是类似的,几百年的商业竞争证明了上级任命下级和顶层由小圈子或个别人选出的这种管理体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不管你的公司是私立的还是公有的。

哪怕理论上解释不清,如果实践中某种机制具有压倒性优势,那就应该采用它,我把这叫做进化理性。进化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试出来的。人类社会太复杂,任何看似高明的社会理论和意识形态论证(我叫它设计理性)都有可能在实践中出现失效。因此进化理性是比设计理性更高级的东西。西方在近代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后的发展就是以进化理性为主的。但二战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设计理性,尤其是冷战的胜利被西方解释为意识形态胜利后设计理性就获得了胜利,由此制造出大量政治历史奇谈怪论自我洗脑。直接民主在世界政治话语方面的优势地位是建立在冷战后期以来的设计理性转向上的。西方一方面在军队公司管理上保持了对人类实践经验的尊重,一方面又在政治体制上走向信仰式的意识形态,这是很别扭的

再看学校。为何学校不搞学生民主选举教授和公投学习考试内容?因为教师和学生知识经验方面水平相差太大。教师可以考学生,但学生不能决定学什么考什么谁做教授。我们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的认知水平差异,哪怕这是对人的不公平对待。

最后看宗教组织。为何这里不搞民主?因为教徒没有神圣性。如果普通教徒可以选教皇和活佛,那神的地位如何体现?这里的教训是:有比当下全民授权更高级的合法性。

引用完毕。上面的道理很多某国普通人可能讲不出来,但你一旦讲出来,某国普通人会认可其中很多东西。用本文之前的话会说,他们在深层心理上大体能认同很多重要人类社会组织(如军队,公司,学校和宗教组织)根本不需要直接民主获得体制合法性。而这和“政府也不需要直接民主去获得体制合法性”之差一层窗户纸了。其实我在同一键政文中已经捅破这层纸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链接,民主有什么缺点?

D 第四个误解:网络上或者民间舆论场上不满的声音太多(更高级的说法是解构的能力太强),所以合法性不高

我认为:舆论不满本身距离明显降低合法性还非常遥远。这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就要厘清实际行为,话语和深层心理权重关系的原因。

具体到网络事务,我再多说几句。网络兴起在某国也超过20年了,在XXX直接治理区域内能够从网络或者民间舆论化为大量抵制政权治理的行为只有一次:2009某件事(及后续)。如果嘴上有不满,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制造舆论不满的人在生活中是配合或服从政权的日常治理的(而且这不是因为体制使用强力去直接压制他们),凭什么说合法性受到了明显挑战?类似地,在西方有大量指责批判西方体制(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人,但他们绝大多数在生活中也是配合西方体制的(而且这不是因为西方体制使用强力去直接压制他们)。

此外,请思考,下面哪种情况更有利于长期维稳?1 一定程度的舆论不满作为发泄兼反馈渠道搭配上反对行动方面的无所作为;2 设法维持长期没有什么舆论不满。

E 第五个误解:要通过付出很高运行成本来有效维持合法性

“付出很高成本有效维持合法性”这一说法和某国反复展示的非常态下低成本高效动员事例是直接冲突的,也和某国反复展示的常态下低成本大建设和大改革事例是直接冲突的。更不用说,绝大多数国家连参与比较此类动员成本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绝大多数国家也连参与比较此类建设和改革成本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

我知道有人会说这些不是关于直接维持合法性的。可是你想想如果不直接维持合法性的事务上效率已经那么强,凭什么觉得一旦需要维护合法性时(从而主观上恐怕决心更大时)动员会是困难的或者高成本的?别忘了上一自然段提及的事例很多是已经涉及到很麻烦的政治追责问题的了,很多其实也部分包含维护合法性的考量于其中了。

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件事(比如合法性)能够被长期有效维持同时维持者还有余力做像创造经济奇迹,军工大跃进和自身深度净化这样的大事,说维持者付出了高成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看到一个人学习成绩好就说他付出了高成本才做到,可是如果他不仅考试分数高还课外书读得极多还有文艺特长还谈到了让人羡慕的女朋友,那你所谓的“高成本”到底是啥?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个高成本只是你的认知能力范围内的高成本,而人家善文艺高情商学霸兼时间管理大师的世界你不懂?

关于“高成本”问题,在下篇还会讨论,但我相信这里的分析已经足以击倒上述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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