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面对自己复杂的历史和文化——从陈平老师的“黄帝历”提议想到的

　　看了陈平《当西方印度日本都拼命推销自己的传统时，中国却忽视了自己的历史》一文，再联想到我们正在进行的重建文化自信的工作，感觉在尺度和方向上很有探讨一下的必要。

　　文化自信本身根本不是讨论对象，这方面的欠缺由来已久，早该做点什么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要全面回头肯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要不要以这种纯正的华夏文化去和世界上其他文化做零和对抗。

　　一、该不该全盘肯定的问题，要看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有没有问题，这要参照实践结果去判断。

　　先看历史对比。从欧洲的中世纪，到鸦片战争，我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对照时间段（476～1840），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于“日耳曼蛮族（即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体种族的祖先）”，然后欧洲四分五裂，进入落后而黑暗的中世纪，而中世纪结束点的认定似乎有些争议，但无外乎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拜占庭灭亡三种，大致是十三到十五世纪，也就是说，其持续时间是八百到一千年的样子，采用文艺复兴做节点，是最短的，八百年上下。这公认是生产力停滞、思想禁锢的八百多年。后面的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一直到1840，西方在实力后来居上，是大家熟知的了。

　　再看古代中国。公元476年我们还是南北朝，还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但一个世纪后就是创建科举制度和开凿大运河的统一的隋朝，一个半世纪之后就是从复兴到盛世的唐朝，无论怎么说，中世纪和唐朝时比不了的。而且，就算之前的东汉时期，也不见得比罗马帝国落后，何况对比的还是更糟糕的中世纪。也就是说，我们的起点是领先的。中间过程，也许有人要提蒙元的一百年、满清的二百年（到1840前），以及两宋时期的外族入侵，都是负面因素，但一是实力强盛的的中华应付不了落后外族的入侵，本身就是主观错误造成的，二是这些因素加一起也远远抵不上中世纪八百年的时间之长，三是欧洲中世纪本身也是战乱不断的（欧洲内部争斗，以及蒙古入侵等），四是日耳曼人本身就是入侵的野蛮种族，和蒙元、满清之于华夏一样。所以从外部客观因素给中国落后找原因是不合适的。

　　对比结果，无论怎么说，古代中国在这一千三百多年中，起点领先，体量更大，而对手浪费时间更多，种族文明历史短，在1840年本来该大幅度领先对手的情况下反被对手大幅度超过。短时间的对比是有偶然因素的，但长时间跨度下的结果如此，我们肯定犯了重大错误，这个错误必须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和反思。

　　现实的对比，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各种革命，到后来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的成功是很清楚的，不需要多说。而这个成功，显然意味着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有独特的优势之处。

　　以上对比分析，恰当的结论应该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优势与缺陷是并存的，都不可忽视（其实，恐怕任何一个民族或种族都是这样），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都是把复杂问题强行简单化，都同样荒唐。

　　前几天看文扬老师的《纪念改开40周年之二——落后者的原罪与胜利者的特权》，发现他认为“……大一统国家2000多年、中华文明5000多年，当然也大部分是对的”，大一统是优点没错，但2000多年的道路，我们走的可至少不全对。无论是陈平还是文扬，两位学者做的主要工作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但同时，文化自信，感觉做的并非没有偏差的，理论和实践都如此。

　　二、文化的零和对抗，在当代意味着什么。

　　每种文化都有其优点和缺陷。不顾优和劣，无条件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同时积极入侵别的文化环境，用自己的东西同化别人，从而实现自身群体的利益最大化，这是文化零和对抗的实质。这种对抗行为，即使包含有文明和进步成分，也非常缓慢的，背后隐藏的野蛮利益掠夺才是实质目标。

　　这种对抗，也从来都不是中华传统的一部分——至少不是孔子之后时代的东西，而纯属典型的西方思想和行为。如果基督教徒、犹太人、日本人和印度人做了什么，我们也要对等抗衡，那就是先接受西方传统灌输，再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了。为什么不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呢？——说这是传统文化的确有点怪，说这话的人去世才几十年，但他的确是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人，所想所说也是纯正的中国货。

　　情况还不这么简单。别人能做零和对抗，他们可是做了好久了的，其行为和目标，都是完全符合一个旧时代特征：零和博弈的丛林时代。但这个时代最终是要结束的，互利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却正是我们提出的，实际行动也开展几年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如果退回到西方同等水平，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全副武装起来和他们再搞博弈对抗，那就会是历史倒车，也是自相矛盾的笑话。

　　具体到纪年方式的修改，公元纪年的方式早已广泛使用，修改的代价，只算国内就会是天文数字，改了只会使自己更孤立和有更多麻烦，建立文化自信方面，却因方式不高明、不恰当而难有好的实效。

　　三、我们的合理出路是什么。

　　既然传统优缺点并存，发扬优势，反思过错是显然的出路。但事实上做起来并不简单。什么是缺陷，就是一个能争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复杂课题，而且，没有外来竞争和对抗的话，我们甚至连去认识的意愿都不强，我们事实上也是在对抗和学习的实践中逐渐认清和反思自己的；而自己存在西方不具备的优势，对大多数公众来说，只有在看到我们整体的成就后才愿意认同。

　　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虽然正确无比，但实际做起来却相当缺乏效率，最极端的情形，也许你的实践证明了什么是真理，你的代价是民族国家的永久衰落，获益的却正是你的敌人。换句话说，实践可未必是判别真理的最直接或最佳的手段！

　　对旧有的东西，我都主张谈创新。所谓的创新，也就是扬弃，形式上全盘推翻、另起炉灶，实质上包含对合理成分的继承，这是一切真正创新的特征。创新才是真正的继承，而一次次强调继承的，几乎无一例外都缺乏创新能力，墨守成规的保守而已，是假继承。当然，不掌握旧东西是无法创新的，但这和我说的不矛盾，基层教师可以去负责灌输（但同时也要培养创新能力），学者的责任应该是去创新。但很不幸，相当多的学者在谈继承的作用，能创新的极少。

　　具体地说，我觉得要做好这几件事：

　　1、发展的连续性不能破坏，但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是可以调整的，不可以因此规避创新。

　　2、彻底反思我们自己的缺陷——当然，历史上的反思是不彻底的。这是我们做其他事的基础。

　　3、重视理论创新，特别是基础、抽象理论的创新和作用（个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是重实践轻理论，二者不均衡）。

　　4、重新解读古人思想文化，深刻分析历史和现实，用新的形式承载中华文化（多背古文，只是事倍功半的保守，不得要领）。

　　5、在新的基础理论指导下，结合国家战略探讨文化、思想的普及和输出问题（外国人模仿中国习俗，这不但幼稚，也不可能适合全部文化层次的人）。

　　当然，如果政治上有人为障碍，这是必须先扫除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