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进无出，700万外卖骑手的内卷人生——睡前消息169期

大家好，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欢迎收看169期睡前消息。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了。但是在聊国内话题之前，我想先说说美国的现实。

彭博社9月1日报道，芝加哥郊区的亚马逊送货站附近出现一种奇观：树上挂满了手机。手机当然不是树上长出来的，而是亚马逊的特殊送货规则逼出来的。亚马逊要送货的时候，会优先考虑距离仓库比较近的司机。

平时司机都是忙自己的生意，有空了过来抢一单，现在疫情期间，生意艰难，兼职送货司机完全靠亚马逊的运费吃饭，所以把手机挂在亚马逊送货站附近，0距离抢单。甚至还有人为这种外挂手机开发了专门的APP。

这种操作在美国并不稀奇，甚至可以说上行下效。顶层社会怎么作，底层社会就做一个山寨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市场，有一家公司在交易所附近花1400万美元买了12公顷的土地，就为了造一个微波通讯塔。如果市场出现一点套利空间，高频交易公司能比其他人早几个毫秒拿到交易信息，赚个差价。

这还不算最夸张的抢单投资。另外一家高频交易公司，花了3亿美元打穿阿巴拉契亚山脉，铺设一条专门的交易光缆，就是为了把芝加哥和纽约之间的信息差缩短一毫秒，抢在所有人之前利用两地之间的交易差价，每天赚上几百万美元。

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手机，还是为了高频交易建造的天价通讯设施，对美国经济来说都是绝对的浪费，因为整个社会没有因此提高任何生产效率，只有一部分人因此得到了额外的好处。如果所有司机都在树上挂手机，所有公司都修一条直通光缆到交易所，整个世界除了浪费更多的通讯设备之外，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最近很常见的一个词，内卷。

上周，《人物》杂志有一篇成功的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连续三天在中国互联网成为刷屏内容，让我们认识了送餐员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群体。在外卖平台与系统的算法驱动下，600万送餐员变成了高危职业，为了不超过送餐时间，无视一切交通规则穿越繁忙的城市。

今年才过去3/4，上海交警查处快递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4.3万起，是去年全市违章数的1/5。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被大大低估的数据，因为大多数送餐员的违章没有记录，警察根本管不过来。

各位观视频的观众如果关注《从书说起》节目，上一期可以看到饿了么首任营销总监解释送餐时间的起源，最早的“38分钟必达”完全是一个拍脑袋制定的数字。但是随着送餐竞争越来越激烈，送达时间不断被压缩。过去送餐员闯一个红灯，可能是为了提前一分钟送达，现在的送餐员全程逆行，目标只是不被罚款。

这也是一种“内卷”。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外卖违章问题，马前卒施工队前几天采访了十几个送餐员，前面视频里的那位王先生只是比较典型的一位。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采访情况。

静静：插一个问题，人物杂志这篇《外卖骑手 困在系统里》的浏览量非常大，我们采访的外卖骑手，自己看过这篇文章吗？

从采访结果看，我们的采访对象只有1人看了这篇文章，还转发在自己的同事群里，但是没有激起同行的任何反应。这说明文化产品的传播是分层的，送餐员和这篇文章的读者属于两个平行层次。但是，对我们媒体人来说，这是是个好消息，可以在“无干扰”的状态下了解送餐行业。

我先从这位关心全行业问题的送餐员说起。他姓梅，来自湖北，今年35岁，到广州打工已经11年了。他刚到广东的时候，房租只要250块一个月。

梅先生的教育经历到高中位置，之后做过销售、产业工人，四五年前做过外卖骑手，在所有大平台都打过工，今年年初跳到美团。他平时喜欢读书、看新闻，也比较喜欢在网上发言，是比较关心自身权益的人群。对于这篇文章，他的态度是“虽然（我们）有委屈，但毕竟要看主流，我们只能去适应、调整”，但也感谢有媒体能替他们发声，认为有这么一篇文章“很不容易”。

对于外卖骑手违章问题，他认为，在超时、差评的压力下，违反交通规则，是新手进化到老油条的必经之路，是不得不培养的“生存智慧”。

节目最前面提到的王先生来自山东莱阳，33岁， 14岁就出来赚钱，在烟台、潍坊当过多年纺织工人，几年他和朋友来上海，在饭馆打工，中间回过一次山东，最终在2018年再次选择来上海，现在给饿了么当外卖员。

王先生算是这个行业的顶尖人物，但是接收采访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他也解释了自己无视交通规则的理由，比如饭店出餐慢，小区难找、写字楼不让骑手坐客梯，这些意外因素是没人替他们考虑的，只能自己在路上跑得快一点，把时间补回来。

王先生的电动车

站在送餐员的位置上，梅先生和王先生最大的共识就是，送餐员承受了全部时间压力，没有任何反馈的权利和渠道，只能通过跑得快来抢时间。

静静：送餐员违反交通规则，肯定也知道会有巨大风险，为什么他们能接受这样的“内卷”生活？

这几年外卖平台的补贴在逐渐下降，但是外卖骑手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在增加，无论算法本身有多不合理，最核心的原因必然是竞争激烈，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越来越恶劣的工作条件。

“民工荒”的话题已经说了快十年了，外卖平台却能找到新的送餐员来相互竞争，目前看来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村和城市底层存在一个庞大的低技术群体，真实就业率不高，现在外卖平台通过低门槛的工作把他们挖出来，投入实际上的全职劳动，增加了劳动力供给。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制造业长期停留在中低端水平，不能给工人提供更好的上升空间，所以制造业也给外卖平台提供了人力。

我们采访到的第一个骑手钟先生，恰好是是第一天当外卖员，连工作服都没穿，跟着朋友跑一下流程。钟先生生于1988，结婚两年，父母在老家湖南永州种地。他之前在广东的工地工作，9月来上海找工作，他自称之前在广东承包建筑项目，赔了60万。这次到上海来本来也想谈项目的，但没有谈妥，只能先兼职做外卖员。

第二位采访对象，在网文圈有点小名气，他给穿越小说《临高启明》提供了一个著名ID“梁存厚”。

梁存厚是广州番禺人，已经46岁了。过去他家做对外贸易，生活无忧。后来运气不好，生意做不下去了，只能下厂当工人。

2015年，梁存厚所在的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大量解聘本地人，雇佣工资更低的外地民工，所以梁存厚失业了。他先当了几年外卖骑手，觉得太紧张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份工作“像上紧了发条的跳跳蛙”。他不喜欢对陌生人毕恭毕敬地说话，后来发现快递员接触的人比送餐更少，就和两个兄弟一起送快递。他直接使用了“内卷”这个词，来形容外卖员的激烈竞争。

梁存厚的选择

当工人时，梁存厚的最高月薪有五六千，再加上比较低的五险一金。后来他当外卖员、快递员，没有保险，但是月收入能达到八千。从工作强度来看，他认为送外卖，比业工人轻松一点，而且时间灵活。

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州，接受采访的骑手都感受到了同行在增加。前面采访过的王先生认为，今年的新人多了一倍都不止。梅先生说，一个区域内的骑手基本相互认识脸，新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今年进入外卖行业的新人尤其多。他还为自己的判断给出两个证据，一是大学生都来干外卖了，哪怕开始声称只是体验生活，最终留下的还是不少；二是女性同行越来越多。

统计数据证明，这几位资深送餐员的感觉没错，今年的疫情刺激了劳动力转移从其他行业转过来送外卖。1月下旬到现在，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200多万骑手，其中30%来自制造业工人，80%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全国外卖员至少有700万。

静静：这么多人来当送餐员，是不是收入还不错？

很多观众应该看过美团官方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这个报告显示，45.7%的骑手月收入在4000和8000元之间，；7.7%的骑手月入过万。但是很快就有人指出，在统计工作时间的时候，美团把兼职和全职的骑手放在一起算平均数；算收入的时候，删除了接单量较少的骑手数据，高估平均工资的同时降低了劳动时间，数据不可信。

我这里暂时不讨论平均工资的真假，给大家介绍几位资深送餐员的自述，可以让我们理解最高薪那批骑手是怎么工作的。 

钟先生给我们介绍，他在上海做外卖骑手的亲戚每个月能赚1万块钱，但这有两个前提，首先要围绕主要商圈工作，房租不能太低。其次要每个月干30天。

广州的梅先生主要在天河CBD工作，但是每天收入只有200左右，在广州也不算高。原因是他只有自行车，比不过骑电瓶车的同行。他以前当过饿了么、蜂鸟平台的外卖员，现在选择美团的理由很简单：给钱多。

梅先生说，尽管有种种不如意，但美团的体量最大，给它干比较放心。出的坏消息多，主要是因为基数太大。用他的话说，饿了么不是一个好的模仿者，美团出了什么新功能新机制，饿了么都要学一学，但是好的没学会，坏的却都学到了。

梅先生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个负债二三十万的骑手，有的沉迷赌博，有的替朋友借钱，有的打赏女主播，靠信用卡和网贷平台维持运转。这样的人最需要拼命工作来保持财务平衡，也许他们是平台最喜欢的雇员。

王先生的选择和梅先生相反，坚持给饿了么平台打工，理由是第二天就能取钱，而且每个月不限次数。而美团每个月只能提取两次收入，超过就要付手续费。采访的时候，他反问我们，“现在干工厂不是一样要被拖欠工资吗”。

前面的短片提到过，王先生的的月收入在外卖员中算是顶层。他住在郊区闵行，愿意接全市派送的单子，经常送一次餐单程跑几十公里，最高时能拿到2万多月薪，平均也有1.2万收入，攒下八九千。我给大家看看他的朋友圈截图： 

他的相对高收入，一部分是平台算法给出的奖金。比如今年夏天有个活动，鼓励多接单，接到一定限度，每天有额外的100块补贴。平台还有一项每周任务，如果一段时间内的业务量保持在平均每天15单以上，保持一周可以获得160块的奖励，保持两个月会得到4800块钱的奖励。

但是，稍微做一下算术题，就知道王先生这些奖励拿起来有多难。奖励是按照每天平均单数计算的，而且要扣除超时和被投诉的单数。每周休息一天，其他日子就要每天多接两到三单，才能保证拿奖。所以王先生一个月工作三十天，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八点到晚十点。我们上门采访，王先生只能在晚上九点半才能挤出时间回答问题。

这意味着王先生每个月的工作小时数是400左右，相当于2.3个普通八小时工作制，周末正常休息的劳动者。这么一算，他的平均时薪只有30元，和月薪5000块的普通劳动者差不多。考虑到他大多数工作是在加班时间干的，实际收入就更低了。

静静：实际报酬这么低，还是有那么多其他行业劳动力愿意给送餐平台打工，而且进来就不愿意离开，竞争激烈也不走，这是为什么？

前面王先生已经说了一部分理由。隔日能提取工资就给他提供安全感，看来多年干制造业，他不止一次被老板赖掉过工资，至于说缺乏社保问题，我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大多数骑手都干过不止一个行业，但是基本上都没享受过“五险一金”甚至不知道社保概念。

《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显示，我国社保基数合规的企业只有27%。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至少可以让他们自己掌控劳动时间，有体力的时候就”多劳多得”，没体力了也可以自主休息几天，所以他们觉得这份工作还不算太坏。富士康曾经13连跳，珠三角曾经每年被机器切断的手指超过4万根。如果要比下限，那是比不完的。

美团、饿了么平台近年来大量裁减和平台有直接雇佣关系的骑手，将派送业务承包给外包公司，还取消了保底工资。工人每天花3块钱购买意外伤害险，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平台用这个保险来回避工伤义务。但是， 我国的大多数企事业单位乃至政府部门都积极使用派遣工，外卖平台只是有样学样而已。

7月份有一个热搜新闻，湖北黄石市财政局要求临时工和有编制的公务员一起承担防洪义务，不去就开除，还要通报批评。和这些要求相比，外卖平台的条款也就不算可怕了。大多数外卖骑手根本不关心自己和哪一家公司签约，只关心计件工资本身。

国家统计局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报告显示，2013年到2018年，中国工业从业人员减少2504.3万，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37个从业人数下降。今年60多万人今年涌入外卖行业，就证明了统计局发现的趋势。2019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制造业平均年薪是4400元，考虑到收入中位数一贯低于平均数，大多数私营企业的工人能拿到4000月薪就不错了。如果我是流水线操作工，我也会选择在过去两年跳槽送外卖。

过去两年，劳动力愿意送外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赚平台的补贴。但是最近几年，小规模外卖平台不是倒闭就是被吞并，大资本之间的竞争已经快决出胜负了，所以平台开始逐渐减少补贴，追求盈利。外卖骑手们发现日子越来越难过。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广州梁存厚回忆，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真的能够轻轻松松月入上万，最高的时候接近一万二，，他认为那是“值得缅怀的一段幸福时光”。但2017年之后，经济不景气加上补贴收缩，月收入逐渐降低到了七八千。他作为饿了么外卖员，一度还偷偷开通了美团的众包去抢单。广州的梅先生也给我们看了他上周的收入明细，1400多块，算下来每个月不到6000。

8月23日，美团点评CEO王兴给高盛分析师解释二季度盈利问题时，公开承认”季节性的每单递送成本降低也对盈利有非常大的贡献。”这就是外卖骑手日子越来越艰难的原因之一。

采访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数据。在骑手每单分成减少的同时，美团给骑手挖人开出的提成增加了。梅先生说，前几年拉一个人当外卖员只能提成二三十块钱，现在拉一个人是180到200块钱，有的站点甚至开出过300的高价。显然，一个新来的骑手给平台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两三百块奖金。

这说明送餐平台很清楚，这个行业只有熟练骑手，没有技术工人。提升现有劳动力的技术没什么意义。王先生这种月入1.2万的超级送餐员，和其他人相比，区别只在于更能吃苦，是骑电动车更熟练，找到了更多交警监视的死角。无论怎么投入，平台也不可能再提高他的送餐效率，只是为了向其他送餐员证明自己真的有奖励机制，才会留下这样一个高薪样板。所以，与其培训现在的送餐员，不如继续吸引更多的简单劳动力。这就是普通送餐员眼里看到的“内卷”。

静静：大多数送餐员工作一两年就应该能意识到，这个行业没有上升空间，只会不断消耗简单劳动力。面对新来劳动力的竞争，年轻的送餐员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

的确，大多数行业至少有理论上的上升空间，只要坚持学习，总有工人变成工程师，职员变成管理层的机会，送餐行业只有底层。这一点，送餐员自己也有清晰的认识。梁存厚会笑着对我们说：”从工人变成送外卖的，地位降低还是挺明显的”。梅先生经常会说”我们底层百姓如何如何”，行业顶端的王先生对于自己的身份一方面是认命，另一方面也带着一点不服气：”感觉这个职业比别人低一等，但是有的人（办公室白领）赚的钱还不到我的一半呢”。 

这些外卖骑手自认底层，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跳槽，第一个原因前面说过了，就是其他行业也很残酷。据我们采访观察，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份工作制造了社交陷阱。 

外卖骑手没有集体宿舍，没有厂房，没有交接班的同事，从早到晚就是一个人骑车送餐，看起来的确比工厂工作自由，但自由的代价是孤独，在闹市区工作的他们，每天在上百万人中间穿行，但无论是对饭店老板，还是对订餐的白领，他们都只有模式化的一两句交流。而超长的工作时间又压缩了他们的网络社交。 

每天的午餐和晚餐之间，送餐员订单少的时候，他们偶尔会聚在少数写字楼的阴影下面，抽烟聊天，交往对象也基本是同行。可以说，一旦干上送餐员的职业，就基本接触不到行业之外的信息流了。 

前面采访过的梅先生今年35岁，还没结婚，好多年没有回过湖北老家。十多年来，他的朋友圈越来越窄，能组织起来的活动也来越来少了，刚入行时候的的骑手朋友有的受伤了回家，有的干不动了回到三四线县城去，都提供不了积极的跳槽方向。 

他说，20岁出头的时候的确有过梦想，但是现在只能接受现实。对未来也没什么想法，只能先走一步算一步，他认为自己是还不算太惨的“骆驼祥子”。 

那个作到行业顶端的王先生同样是单身，也同样很少回家。他的微信他的个性签名是“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颠沛流离？” 

他现在的朋友分两类，一类是刚来上海时候认识的，开鸭脖店、小饭馆的朋友，其他的新朋友只有一个，就是和他一起跑全市送餐生意的同事。他唯一的计划是攒点钱，过几年和朋友合股搞一个小饭店。 

从这些例子来看，一旦做上送餐员，劳动力就很容易长期陷在这个行业里面，无论有多少新增劳动力竞争，也很难抓住机会离开。只有极少数职业顶层劳动力会考虑攒钱开店的计划，但不意外的话，这个小店也依然是外卖平台生态圈的一部分。在一个劳动力进来容易出去难的行业里，竞争必然越来越激烈，必然会“内卷”。

静静：几百万送餐员的“内卷”生活听起来很可怕，但督工你前面也说了，这是社会自发竞争形成的就业结构，送餐员是被其他行业逼过来的，强行把他们赶回制造业，恐怕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我们是否需要用外力来改变现在的送餐行业呢？

肯定需要改变，因为这个行业的隐性成本非常高，而且大多数隐性成本是社会、政府和送餐员承担的。

比如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那片文章着重指出了交通安全问题，算法只惩罚迟到，不顾其他任何客观条件，等于鼓励送餐员违章，这既威胁了自己员工的生命，也威胁了其他人的生命。每个外卖员每天三块钱的保险费，显然盖不住这份损失。只是大多数外卖员怀着侥幸心态，觉得自己也能因为从低保险费里面赚一份钱，所以暂时能接受。但是一个好的制度，绝对不应该让员工抱着侥幸心理去工作。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外卖平台希望用尽可能低的管理成本，去控制最多的简单劳动力。所以要把最终用户和送餐员放在对抗的立场上，让用户单向发出差评，帮平台控制骑手。至于因此产生的安全问题，平台根本就不在乎。前面提到那位月收入1.2万的王先生，自己改装了电动车，可以续航二三百公里，达到80公里时速。这必然会明显增加火灾风险，增加交通事故的概率。但是因为他甚至不算外卖平台的直接雇员，公司完全无视了这些风险。

相比之下，出租车和网约车起码能保证用户和司机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支持安全驾驶，送餐平台显然是一个反动的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就是企业向社会输出“负外部性”。

其实，哪怕从纯粹提高效率的角度说，外卖平台的算法也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平台为了充分压低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极力避免骑手之间相互联系，对于同一地址先后只差几分钟的外卖单，系统会安排不同的骑手去送，同时严禁骑手之间相互换单。但在实践中，经常在同一区域活动的骑手会绕开站点，私下建群，群内换单提高送餐效率。这说明资本为了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出反效率的算法。从而让自己站在全社会的对立面。

8月23日，美团点评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CEO王兴说：“中国城市人口有8.6亿，按每人每天三顿饭计算，每天需要吃25亿顿饭。但是这个行业中两家（头部）公司合起来的渗透率只有2%，增长潜力很大”。这说明，行业领袖觉得现在的几百万外卖员远远不够，还需要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就业陷阱。

就在昨天，阿里巴巴公布了自己转向制造业的第一批成果，重点推广了自己的配送机器人，号称反应速度是人脑的7倍，充4度电能跑100公里，每天送500个快递。我之前在上海交大院子里就看过类似的无人快递车，现在看到了阿里升级版，我毫不怀疑这东西几年后会进入送餐行业，和送餐骑手竞争。

这周二还有一个新闻，中印对抗的高原前线，后勤部队派出一大队廉价无人机，给前沿阵地送饭。看来无人机送餐时代也不远了，毕竟我们每次下单需要的是几公斤食品，而不是送餐员带着自己的几十公斤体重上下楼。

看到这些新闻，我意识到，送餐平台最恐怖的“负外部性”，是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吸引到一个就业陷阱里面，消灭他们的上升空间，客观上切断他们的社交，但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就业结构很快就会崩塌。到那一天，送餐平台可能会用自己的利润转入机器人时代，但这被算法驯化的简单劳动力无处可去，瞬间进入社会，就像崩塌的堰塞湖释放出洪水，淹没下游的平原。所以我们要在堰塞湖崩塌之前，给他们找一个出路。

静静：督工你常说，任何听起来不错的计划，一定要先问钱从哪里来。几百万人要改变生活方向，谁来支付转型成本呢？

大多数企业搞安全生产，都是自发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平时企业内部控制，安监局负责抽查和事后追责。但是大多数企业的工作都集中在少数车间，劳动纪律控制很严，安监局也只需要到车间和厂区内部巡视。

外卖平台这种企业很特殊，雇佣了上百万的员工，分散在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市区搞生产，政府安监局也不可能撒网去替代交警的工作，只能让企业搞内部监管，比如说要求美团和饿了么平台发放统一的低速电动车，安装行车记录仪，有违章行为立刻叫停工作，整改以后再开工。政府主要负责事后追责，而且不允许外卖平台注册一大堆外包公司来逃避责任。这样至少能降低竞争烈度，减少交通安全事故这个“负外部性”。

更重要的事情，是解决几百万，未来可能上千万员工的前途问题。这部分钱只靠增加工资收入是不行的。美团外卖今年二季度盈利刚刚转正。去年外卖佣金收入496亿元，其中支付给骑手的成本410亿，也就是说平台佣金收入的80%多都支付给了骑手，如果简单地加20%，不能从根本上上改变骑手的生活现状。反而可能回到补贴状态，吸引更多人进入这个陷阱。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政府对这种只简单劳动力的行业收税，把钱集中起来，给工人开设带薪培训班，让他们在被自动化设备淘汰之前，有逐渐转型到其他职业的能力。西方国家为了对抗AI和自动化带来的失业浪潮，正在考虑对使用机器人的行业加税。我们作为一个还需要快速发展的国家，不能用这种反生产力的办法去筹集资金，所以要对外卖平台行业收一份“简单劳动力陷阱税”。

 从目前的财务数据看，外卖平台头部公司的利润虽然不算太高，但是股价上涨极快，市场普遍认为这些寡头公司会通过雇佣庞大的简单劳动力赚钱。2018年9月，美团点评上市的时候，老板王兴的身价是53亿美元，排在富豪榜300多位。到了今年8月，美团市值超过2000亿，王兴身价200亿美元，排入富豪榜前20，甚至压倒了京东的刘强东。

这种通过输出负外部性来吸引资本的企业，需要多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但是他们希望把钱放在更安全的地方。

2018年以来，在海外建立家族信托的中国老板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前十名大陆富豪拿出5000亿资产放进了海外信托，在界面新闻的富豪的离岸信托榜单上,王兴恰好排第十。

富豪把财产委托给信托基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给家族存钱，尤其是给能力差的后代留一笔钱。但中国这些信托，都是创业者在壮年就设立的信托，或许还有别的用途。

但根据各国现行法律原则，只要这些信托属于不可撤销性质，并且注入基金的时间在债务产生之前，它们与委托人之间就切断了连带责任。即使委托人之后欠债不还，甚至破产，家族信托名下的财产也不受影响，依然可以向受益人发钱。之后在经营中出了任何问题，无论是负债还是担保，都牵连不到信托资产本身。

乐视破产后，贾跃亭就一度被传闻为子女设立了不可撤销信托。虽然贾跃亭否认了这个消息，但人们发现，假如他真做了，债权人很可能毫无办法。这给信托基金的避债功能做了一波极好的广告。

除了切割债务外，离岸信托还可以用来隐藏财产和避税。正常来说，国内创业公司投资人，套现股权换成个人财产，要交20-35%的税。但在一些“避税天堂”地区，非本地收入可以免税。

中国税务局目前还掌握不了全球的税务数据，很多信托都有潜在的避税效果。这些信托到底有没有成功避税，我们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一个不断向社会输出“负外部性”的企业，聚集的利益变成离岸资产，对国家来说是个巨大的黑洞，也说明企业控制者自己对行业的未来抱有疑虑。老板的家族有信托不用担心，但我们必须关心陷在送餐行业的几百万劳动力，毕竟他们不太可能通过出国来解决自己的失业问题。

好，169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超长的一期，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