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灵魂无处安放”，因为“西学在殿堂，中学在流浪”

当下中国有两句很火的网红语，一句是“灵魂无处安放”，另一句是“小丑在殿堂，大师在流浪”。把第二句稍稍修正一下，就可以说明和解释当下中国之文化现状：“灵魂无处安放”，因为“西学在殿堂，中学在流浪”。

“灵魂无处安放”这句话能够走红，反映当今中国普遍存在一种内心深处的焦虑和空虚。无法被经济发展的实在性所能够填补的空虚，无法被物质获得感所能够消除的焦虑。

为何经济的实在没有增加心灵的实在，反而出现空虚和焦虑？根源在于，经济和文化的失调，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没有实现文化崛起。甚至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破坏的基础之上。而文化才可以真正创造心灵的实在。

注意，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现在所流行的“文化产业”的“文化”，而是特指中国传统文化，特指儒家文化。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能够创造心灵的实在，因为儒家文化是以人心为主体和本位的。儒家文化所研究的，就是确认人心这个主体，然后，尊重人心，让其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这就是《中庸》所说的：“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

“率”是尊重、遵循，“性”就是人的天性，自然、本然的天性。尊重、遵循人的自然本然之天性，就是道，就是最崇高和伟大的真理。“诚”其实是对“率性”的进一步落地，是实现“率性”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就是按照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去做事，而不屈从任何的外在的干扰。

因此，在中国传统意义上，在儒家的意义上，文化发展就是确认和维护人心的绝对主体性，这也是绝对的实在，心性心灵的实在。因此，文化的发展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是属于经济，而不属于文化，所创造的实在性依然是物质的实在性，而非心灵的实在性。电影、相声、旅游如此之类，都属于文化产业，看电影、听相声、到处逛都是物质消费，只能增加物质获得感，与心灵的实在无关，与文化无关。

因此，文化的崛起绝非文化产业的崛起。真正的文化与任何的经济产业都没有关系，包括文化产业。

从主体和本位上说，经济是和文化截然相反的。文化是以人心为主体和本位，最大化地尊重人心，外在的物质是从属和服务于人心的。而经济则是以外在的物质为主体和本位，最大化地尊重外在的物质，人心则从属和服务于外在的物质。

这就是中国先秦时期所讨论的“役物”、“役于物”，“人化物”的问题。“《荀子·修身》：“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礼记·乐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文化就是倡导“役物”的，而经济则是倡导“役于物”的。文化就是在努力避免和消除“人化物”的，而经济则是以“人化物”为目的的。

孟子说：“居仁由义”，把“仁”直接说成人心的安居之所，而“仁”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因此可以说，儒家学说就是一个人心的房地产业，为人心盖房子。

房地产是当今中国经济的支柱，房产证也成为当今中国之财富的主要标志。但是，在经济和文化失调的情况下，中国人获得肉身的房子的同时，并没有获得心灵的房子。肉身安居了，心灵依然在漂泊。

造成当今中国之经济和文化失调的原因，则是“西学在殿堂，中学在流浪”。“西学”是以经济为中心，就是经济，“中学”才是真正的文化。“殿堂”就是以大学为主体的官方科研教学机构，俗称体制内。“流浪”则是指民间、体制外。体制内的学术被西学统治，真正的中学唯有在体外的民间才可存身。

当前中国的这套西化的学术体系，其基础是在辛亥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打下的，也是以“新文化”为基础和范式的。所谓的“新文化”，实则为当时大批日本留学生所带回的日本文化。

中国真正的留洋热、留学热是甲午战争之后才出现的，之前留洋是个贬义词。而且，留学热的第一站并非欧美，而是日本。甲午海战惨败给日本人后，中国人震惊于日本的西化所爆发的能量，开始拜倒在日本文化的石榴裙下，纷纷自发留学日本，学习日本的西化经验，掀起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热。

据统计，从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1901年为280名，1902年9月为614名，1903年11月为1242名，1904年为1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全年估计为一万二三千名人，达到高峰。据梁启超1902年统计，自费生几乎占据了一半。

这批留学生为此后的中国带来了两件重要的东西，一个是辛亥革命，一个是“新文化”。“新文化”并非新文化领袖们的思想创造，而是从日本的搬运，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日本留学生：陈独秀、蔡元培、鲁迅、钱玄同、李大钊。不，有一个例外，胡适是美国留学生。

当时的日本文化就是明治维新之后所形成“脱亚入欧”文化。“脱亚”实质就是“脱中”，因为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此前一直都处于中国的影响之下。“脱中”其实就是“反中”，“反中”就是否定和污化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入欧”则是学习西方欧美。

也是就是说，日本的西化是和反中并行的，是在反中的基础上西化。当时的留学生所学习的日本文化，就是这种反中式西化。这些人把这一文化带回国，然后被称之为“新文化”。因此“新文化”也是反中式西化。将否定和污化中国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当做西化的必要条件，甚至基本前提。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主流的学术是西化的，是否定和驱逐中国文化的，因此，中学只能在主流的学术体系之外存身，只能在民间存身，只能是民科。

中国的大学中，主流学术体系中，是没有真正的“中学”的，而只有西化的“中学”、修正主义的“中学”，即以西方的思维和理念去研究中学。

因此，要解决“灵魂无处安放”问题，必须回归真正的“中学”，把流浪的中学请回殿堂，因为“中学”就是专门给灵魂盖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