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中华瑰宝还是“台独”工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姚褀】

近日来，台北故宫新任院长陈其南向媒体畅谈“把故宫变成台湾人的故宫”，以“台湾化”、“本土化”之名欲行“台独”之实。

自国民党当局1965年决定在台北“复院”开幕以来，台北故宫一直以来都是以展现中华历史与文化瑰宝闻名于世的。然而自从2000年民进党当局第一次执政开始，通过改变对故宫文化符号含义的论述，彰显所谓“台湾主体性”，为“台独”张目的言行也开始不时出现在公共视野，仿佛故宫也成了一些人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

一、台北故宫——存续“中华正统”的产物

故宫文物迁往台湾旧照

从历史渊源来看，台北故宫的诞生缘起自1933年为防备日军南侵而做的北京故宫（时称北平故宫）的一场文物抢救运动。

该年5月15日，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3491箱经过紧急挑选的文物，随同来自颐和园、北平古物陈列所和国子监的文物共计19557箱运抵上海英租界，并就地开始登记造册与整理工作。之后随着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馆”竣工又被迁往南京。

然而，随着淞沪抗战打响，这批文物很快被分批打包，分北、中、南三路运往云贵和四川等战时大后方。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些分散的西迁文物才再次集中到重庆，而后运回南京。解放战争的打响，使这批南迁文物再次面临搬迁。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当局深知自己败局已定，遂又开始着手准备将南京的文物运往台湾。

自1948年至1949年，共有总计5522箱文物被运到台湾，其中原北京故宫的文物就占了2972箱。1949年，“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在台成立，并在台中县的北沟山兴建文物保管处，专门用以清点与保存这些文物。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竣工时景象

为了与中国大陆方面争夺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的“正统性”，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局势初定后就开始思考如何有效利用这批文物。1955年联管处改组为“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不仅保存文物，更开始组织文物出国展览，如1964年赴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1965年，更“复建”“国立故宫博物院”，并在台北建设了占地21.2万平方米，规模庞大的展馆与保存库房，将文物从台中北沟山送往台北。

为配合这间宣称“中华正溯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开馆伊始就先后举办了“国际中国瓷器讨论会”、“国际中国古画讨论会”、“中国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际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等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讲座，并鼓励各界学者前往研究馆藏文物，将研究成果发表在《故宫季刊》、《故宫文献季刊》和《故宫学术季刊》等学术期刊之上。

客观地说，台北故宫在那个特殊年代，确实对中国古代文献与文物的研究做出了不少贡献，也赢得了国际声誉。不少海外中国古玩藏家与艺术家也愿意将自己的收藏赠予台北故宫。如1983年获赠大量著名书画家张大千遗作与遗物，成立“张大千纪念馆”。

台北张大千纪念馆

二、“故宫珍品在台湾”是真的吗？

关于两岸故宫的比较，一直以来就是文博界和社会大众都关心的话题。有人说“在北京故宫看的是建筑，在台北看的则是珍品”，甚至有人说“故宫珍品都在台北”。

确实，长期以来台北故宫“镇馆之宝”翠玉白菜、肉形石与毛公鼎享誉海外蜚声国际，反而北京故宫却鲜少有让普通民众普遍知晓的藏品。但实际上，北京故宫的收藏在绝对数量上远超台湾故宫，藏品品质上虽各有千秋，但精品数量上同样是台北故宫远不能及的。

如上文所述，当初南迁的一万三千多箱故宫藏品中，仅有两千余箱被运往台湾，这就从源头上决定了两岸故宫藏品规模上不在同一等级。

再从藏品内容来看，首先，两岸故宫收藏藏品结构完全不同。由于受到上世纪40年代文博收藏界较为狭隘的观念影响，当初在故宫文物南迁时，就主要按照金石学家的偏好和文人收藏审美旨趣指导选择以善本档案为主，这导致最终运抵台湾的60余万件藏品中，档案文献与善本书籍就占了54万余件之多。

北京故宫原本也以明清档案与书籍善本为主，一度收藏件数达1000余万件，是其他器物字画藏品数量的近10倍。但在建国后，随着文博收藏日趋专业化发展，故宫博物院将大量档案转移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善本书籍则转让给国家图书馆，现保留档案仅40余万件，书籍20余万件，低于器物藏品数量。

此外，随着文博专业的进步，过去不被认为具有文物价值的东西，如宫廷服饰、家具、印玺一类的藏品日渐受到重视，台湾方面的藏品在当初从大陆运出时受时代局限自然不会包含这类藏品，这使得其与北京故宫的收藏在这些领域几乎无从比较。

对普通观众而言，北京故宫藏品的“精彩程度”应该说远高于台北故宫。之所以没有如台北故宫这般挑出“镇馆之宝”宣传，一是藏品价值构成复杂，不同藏品史料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各不相同，无法简单衡量；二来也是尊重文博专业的专业性考虑，避免用这种通俗的行销手法误导大众。

以藏于台北故宫的文渊阁版《四库全书》为原件所做的复制品

其次，器物藏品的精品数量方面，由于两岸对文物的评鉴体系大不相同，无法直接比较。但是简单来看，大陆将文物分为珍贵文物与普通文物两类，珍贵文物中又分三级。北京故宫186万件藏品中，有168万件为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有8000多件。台湾将文物分为“国宝”、“重要古物”和“一般古物”三类，其中“国宝”级藏品180件，绘画占了136件，书法30件，铜器和玉器则仅仅拥有8件与6件。从顶级藏品的数量与种类来看，北京故宫优势明显。

北京故宫琉璃墙壁画

第三，从收藏藏品的品质来比较，两岸故宫则确实可称各有千秋。

如书画收藏中，台北故宫9120件藏品中重要古物以上等级占一半以上，元朝以前的书画收藏数量甚至超过北京故宫；北京故宫的书画收藏则胜在品种多元，除卷轴装裱画外，还有大型宫廷壁画、琉璃画、清宫油画、屏风画等诸多门类。

陶瓷收藏亦呈现类似状况，台北故宫在宋代官窑、明清青花和清朝珐琅彩收藏的数量上超过了北京故宫，但北京故宫拥有完整的从史前陶器到近代瓷器的中华陶瓷发展史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这又是台北故宫所不能比拟的。

台北故宫的瓷器收藏翘楚——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

更为重要的是，两岸故宫的实质定位，在1949年以后其实就已经逐渐有所区别了。

台北故宫藏品虽然也开始加入部分台湾本土发掘的文物，但总体而言还是以明清宫廷藏品作为绝对主体。北京故宫则依托中国大陆无比丰富的文物基数和日渐精进的考古发掘和文物搜集技术，逐渐从明清宫廷收藏博物馆转型成真正的集中“中华魁宝”的代表国家整体文博实力的博物馆。

以玉器藏品为例，台北故宫两大知名藏品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均属此列，但其实在数量和质量上，由于1949年以后大陆在考古发掘方面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使北京故宫的玉器收藏数量较台北多一倍有余，更收藏了安徽凌家滩遗址、六安杨公乡战国墓等处发掘的史料、文化、艺术价值都举世罕见的古玉，是台北故宫远不能及的。

台北故宫两件被誉为“镇馆之宝”的玉器收藏肉形石与翠玉白菜

三、故宫竟成“台独”工具

这次新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其南借故宫“本土化”大行“台独理念宣导”之时，但其实台湾某些人利用故宫宣达其“台独理念”的做法早已有之。

比如2005年台湾方面修订《文资法》，将“古物”定义中的时间限制百年以上去掉，故宫方面立刻就将日本殖民时期的陶器作品与北宋燕文贵《奇峰万木》册页这样的稀世珍宝一同列为“国宝”，目的无非就是突显台湾“本土陶瓷”的历史地位，显示台北故宫对“台湾本土价值”与“台湾主体性”的认同罢了。

2007年，《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遭到台湾“立法院”修正，其中关于“中国古代文物艺术品”以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等凸显两岸故宫血脉连接的字词均遭到删改，更是赤裸裸地显示了台北故宫沦为“台独”势力的工具。

渐成“蚊子馆”的故宫南苑

而在成为“台独工具”方面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故宫南苑的建设了。

故宫南苑原本是1990年代台湾当局为了解决台北故宫收藏空间狭窄问题，同时也加大台湾南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而做出的提案，到了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很快沦为陈水扁当局实施其“本土化”政策的手段。

故宫南苑的定位被修正为“亚洲文化艺术博物馆”，内设“奔流不息——嘉义发展史”、“佛陀形影——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芳茗远播——亚洲茶文化展”、“锦绣缤纷——院藏亚洲织品展”、“认识亚洲——新媒体艺术展”五大主题，将原本成体系的中华文化意向分散在亚洲文化概念中论述。

这种以“亚洲”代替“中国”的“去中国化”手法，与之后运用在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后中学历史课纲修订中使用的用“东亚史”代替“中国史”的手法如出一辙。可见民进党党内的这一“去中国化”思路由来已久，并最初即在故宫落实了。

然而，归根到底，两岸故宫博物院缘起一脉相承，藏品更是共同描绘出中华文明千百年来源远流长奇美瑰丽的盛况，不是任何政治伎俩所能改变的。

当“台独”势力妄图染指其中，用充满政治意图的话语论述去其根本之时，不仅文博专家会不屑唾弃，普通观众同样会以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故宫南苑开馆至今的门可罗雀，就是最好的证明。民进党当局试图以台北故宫行“去中国化”的图谋，必将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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