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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生存危机,最致命的真是葛洲坝吗?

多年来,许多舆论一直在质疑三峡大坝对于中华鲟等生物的危害,以此质疑三峡工程。但由于葛洲坝更早(1981年)就截断长江,又不断有媒体将“中华鲟之殇”的矛头指向了葛洲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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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家媒体就称:“过去几十年,中华鲟普遍受到水利工程、航运、污染、过度捕捞等影响,但最致命的还是1981年投入使用的葛洲坝。”

可是对于这个结论,随后该报道给出的证据是什么呢?报道引用中国工程院2013年的综合评估报告显示,这座“长江第一坝”截流前,每年洄游到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的中华鲟超过3500尾,1985年下降至2000尾,2005年已不足500尾。2010年,中华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入“极度濒危”(CR)级别。

但是这个数据如何支持葛洲坝的影响,在“水利工程、航运、污染、过度捕捞等影响”中是最致命的呢?

长江中只有中华鲟需要从大海洄游到葛洲坝上繁殖,但是白鲟、白鳍豚、江豚等也都陷入濒危或灭绝。而且,珠江、闽江等也曾分布有中华鲟,后来都消失了,这说明葛洲坝“最致命”未必成立。

其实,在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影响下,世界上多数鲟鱼都处于濒危或极度濒危状态。也有观点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了野生鲟鱼自然产卵。

鱼类专家曹文宣院士就指出:“对珍稀鱼类、特有鱼类而言,当前来自水利设施的影响,还不是最主要的、直接的。对它们最致命的,是渔业捕捞的失控。”对过度捕捞、围湖造田、工农业污染、航运、挖沙等各种因素视而不见,把水利工程之一的葛洲坝打成头号元凶,是缺乏依据的。

应该承认,水利建设中对生态环境影响考虑不充分,使宝贵的水生生物特别是洄游的鱼类资源遭受严重损失的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但是葛洲坝建设之前,确实是考虑了挽救中华鲟的。

当年,原国家农业委员会相继组织了两次专家论证会。中外专家提出了两种挽救中华鲟的建议,一种是“工程救鱼”,也就是建过鱼设施,让中华鲟能够平安地到达产卵场所;另一种是“生物救鱼”,也就是人工增殖放流的方法来保护中华鲟。

渔业主管部门主张“工程救鱼”,科研院所的鱼类专家主张“生物救鱼”,随后有关部门到美国、苏联考察鲟鱼过坝问题,证实鱼道对鲟鱼并不成功,保护鲟鱼的主流方向还是人工繁殖。最终,后一条建议被采纳,并于1982年后,在葛洲坝开始建立中华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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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媒体又对人工繁殖含沙射影。该报道称,“2007年,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所放流的数量累计达到700万尾,但成活率而言一直未对外公开。”

报道还引用多位科研人员暗示称,初期10年放流对野生中华鲟数量的补充微乎其微。“人工根本养不活,到江里也很难存活,放下去就成了其他鱼的饵料。”

事实上,放流中华鲟成活率数据,并不是因为成活率过低而不公开。要追踪水中的中华鲟,需要使用标记技术,包括卫星、声呐、DNA等标记技术,都是近年来才开始大规模使用的。从近年来的追踪数据看,放流鱼到长江口的成活率约为53.7%,足以有力补充中华鲟野生种群。通过增大放流的雄鱼比例,还有望缓解野生中华鲟的性别比例失衡。

至于有科研人员说的到江里难以存活,要考虑到人工繁殖中华鲟的技术有一个进步的过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放流的确实主要是仔鱼和幼鱼,但近年来放流的已经主要是一岁以上的亚成体鲟。如今中华鲟整个生殖周期均可人工实现,确保了中华鲟物种的永存,这些都是因葛洲坝工程而建立的中华鲟研究所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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