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1日环球时报发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2002年04月01日《环球时报》第十四版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配合美军登陆，讨论中国未来——1945年，毛泽东想见罗斯福》。有意思的并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文章的分量与发布的时机。

​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美军观察组成员。

“迪克西”的使命1942年新年伊始，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便开始与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范宣德、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积极接触，并建议美国一些较务实的驻华人员去延安看一看。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在回国述职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共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美国应要求国民党解除封锁，并将租借物资分配给共产党”，“应当派代表访问中共根据地”，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到底是什么样子。3月，在与戴维斯的一次长谈中，周恩来建议美国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陕西、山西的抗日根据地去，并希望“这个观察组是常驻的”。　　

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将他的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备忘录，以建议的形式递交给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并将副本交给了罗斯福总统的助手霍普金斯等人，希望他们能提请总统注意中国局势。在报告中，戴维斯表示：“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代表团到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地区）去搜集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活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与此同时，美军正在谋划在即将到来的对日决战中在中国华北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罗斯福也认为这一行动的成功有赖于在此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支援，遂于同年2月19日致函蒋介石，向其提出了向抗日根据地派遣观察组的要求。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答应罗斯福的请求。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衔罗斯福总统之命访问重庆。华莱士在谈判桌旁与蒋苦斗3天，终于以美国驻中国大后方的B—29远程轰炸机队需要根据地情报为借口，迫使蒋答应美方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要求。美国人给这个观察组起了个绰号，叫作“迪克西使团”（TheDixieDivision。“迪克西”意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在这里则借指陕甘宁边区，以此暗喻延安相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是一个对立的区域）。在选择观察组负责人时，史迪威将军提出：这名负责人应当是“一名受到中共尊重，并会讲中国话的军官”。最后，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成为这支观察组的第一任组长。　　

“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延安方面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给予了高度重视。党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这次……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1944年6月下旬，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给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发报：“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发自重庆的电报。电报说：“美观察组头一批9人，定于20日飞延。他们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人员包括有陆军、航空、电讯、医药等方面的人。希望每月通航一次。”为迎接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中共中央特安排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专门向交际处传达有关接待事宜，其要点是：要积极主动地协助美军观察组进行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既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外交分寸”。　　

初到延安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　　

8月1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据说，社论标题上的“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在审稿时亲自加上去的。社论说：“美军观察组战友们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意义。”　　

好客的共产党人为美军观察组准备了当时全延安最“豪华”的住处。他们被安置在延河边的窑洞里。窑洞的窗户糊上白纸，地面是用灰砖墁地而成。每间窑洞内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每人一张木床。在观察组到达延安后的当晚，中国共产党人为他们举行了当时延安最盛大的欢迎宴会。在会上，朱德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恩来副主席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问候，并向观察组成员赠送了带尖角的军帽和土布中山装。观察组成员穿着这身衣服，兴致勃勃地照了相。　　

两周后，观察组第二批人员也平安抵达延安。　　

“他目光远大”　　

约翰·斯图亚特·谢伟思是观察组中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一位出生在中国的年轻外交官。在他的履历上，因为有了这次同中共的接触，导致其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美国政府和舆论长达20年的不公正对待。90年代初期，在与有关研究人员的通信中，谢伟思透露：在1942年秋，他已经逐渐意识到，大多数美国人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的对中国的看法过多地集中在了国民党和蒋介石家族身上，而被国民党封锁和隔离在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可能像大多数美国人期望的那样在将来的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当时持有类似看法的美国外交官不止谢伟思一人。1943年6月，美国驻华外交官戴维斯也向政府提出，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适时调整对华政策，以防止蒋介石借口消灭共产党将美国卷入和苏联的冲突之中。谢伟思后来回忆：“毛泽东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当他向他所接触的中国朋友打听，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共产党内公认的领袖时，回答都是一样的：“他目光远大。”　　

在延安，谢伟思同毛泽东一共进行了50余次谈话，并据此撰写了100余份有关延安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报告秘密呈送美国政府。当时中共对这些报告内容并不知晓，直到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时，才从附件中初次见到这些报告的端倪。　　

在延安，毛泽东曾对谢伟思说：“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　　

在谈到对战后与美国关系的设想时，毛泽东说，战后美国必然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大影响。美国是防止中国走向内战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战后政治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美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美国是民主国家，在中国，国民党并未实行民主，只有中国共产党正在这样做。因此，中共有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在政治斗争中，共产党人已经学会了接受现实的政治因素，并已准备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敌手进行合作。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谢伟思等人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延安与重庆的强烈反差也使他对贪污腐化成风的国民党政权更为厌恶。谢伟思的观点在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很有代表性。就像费正清教授1971年为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听证会作证时所说：“在1945年，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当权的政府垮台，中国人还好过些。”　　

1944年8月下旬，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做了两次美国陆军训练方法的演讲，还向八路军战士做了爆破表演和美国爆破器材使用方法的介绍，并在叶剑英的陪同下来到距离延安45公里的南泥湾，观看了359旅的军事表演，参观了部队内务，见到了359旅战士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己缝制的被褥、衣物和鞋袜。观察组成员参加部队召开的翻身会，亲耳聆听战士对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控诉。8月26日，美军观察组在南泥湾附近观看了八路军718团进行的战术演习。　　

1945年1月21日，美军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和翻译李绍唐到达太行二分区机关驻地——榆社县堡下村参观考察抗日根据地，突遇日军200余人袭击。惠特尔西同李绍唐等人躲入村民院中，李绍唐用力抱住惠特尔西往墙头上举，但惠特尔西体重，土墙又高，一次次被举上去，又一次次从墙头掉下来。一群日军狂叫着冲进院子，惠特尔西当场牺牲。惠特尔西牺牲的噩耗传来，延安军民深感悲痛。朱德总司令亲笔在匾额上题词，将位于延安凤凰山麓的美军观察组食堂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　　

毛泽东未实现的愿望　　

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使毛泽东对与美国的合作充满了希望。但是，就在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宣布：我们“要美国帮助的政策确定了”的时候，从美国吹来的风突然转向了。　　

1944年10月22日，对中共抱有好感的史迪威将军在蒋介石的一再打压下被罗斯福召回。11月8日，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来到延安，与对他还不摸底的毛泽东等人谈了一整天，弄出了个《五条协定草案》，毛泽东在上面郑重地签了字。但是赫尔利把这个条约草案带回重庆后，被蒋介石一脚踢翻。赫尔利深怕自己落得同史迪威同样的下场，转而劝说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交出人民军队，到政府中去与蒋介石“合作”。深知蒋介石为人的毛泽东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　　

1944年12月初，观察组成员海军上尉希契秘密回国。临行前的一天傍晚，同在延安工作的新西兰医生马海德来到希契的房间，示意他“悄悄出去，不要惊醒别人”。希契穿上一件外衣，随马海德步行400米来到八路军的指挥机关，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毛泽东递给希契一封由朱德总司令亲笔签名的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的英文信件。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如果美军在山东半岛发起登陆作战，中国共产党愿意进行配合。假如美军可以提供战争物资和武器装备，毛泽东承诺按照美国规定的信号在中国沿海从日军手中夺取一块25英里长的环形防御地带作为美军的登陆场，并保证坚守24小时。　　

1945年1月6日，肩负毛泽东委托的希契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有关延安情况的报告。在此前，希契已将毛泽东的信件连同自己的简要报告交给了华盛顿。　　

然而，毛泽东并不知道，美军此时已经取消了在华北登陆的计划。希契的报告在华盛顿没有受到欢迎。随后，他被调到海军情报局菲律宾处工作。毛泽东的密信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与美国合作的希望，他想绕过赫尔利，直接同罗斯福会面。1945年1月9日，周恩来受命向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少校转达了毛泽东的愿望———希望到华盛顿直接面见罗斯福总统，与他讨论感兴趣的中国未来问题。周恩来特别提醒克罗姆利，此事不可让赫尔利知道，因为中共怀疑问题的症结出在赫尔利身上。尽管如此，赫尔利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1945年初，包瑞德被免去美军观察组组长职务，而由更符合赫尔利胃口的、在莫斯科当武官时即以“坚决反共”出名的耶顿上校取代。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反对中共的声明。4月4日，美军观察组离开延安。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第一次接触就此结束。

毛泽东与包瑞德（右一）在延安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