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闻丨美国法治的裂痕正在加深

绘图: Diego Mallo for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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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治的裂痕正在加深

格雷格·斯托尔（Greg Stohr）

美国地区法官Myong Joun用了88页篇幅，对两起指控特朗普总统因试图关闭教育部而违反联邦法律的诉讼做出了判决。在长达三万字的判决书中，这位波士顿法官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计划（包括解雇1378名员工）将使教育部无法履行国会1979年创立该机构时为其规定的职能。

这位2023年由乔·拜登任命的法官写道：“有充分证据表明，被告的真实意图是在未经法规授权的情况下实质上解散该部门。”

Joun于5月22日作出的判决是临时性的，旨在维持教育部不受影响且人手充足，直至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支持他的意见，称赞了他“详尽而广泛的事实发现”，并称哪怕是临时解雇如此之多的员工，也可能对教育部管理的项目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随后，最高法院介入。在一条一段长的命令中，最高法院暂停了Joun的判决，允许教育部在至少持续数月的法律战期间解雇员工并将相关职责转移至其他机构。与涉及所谓“紧急命令”的惯常做法一致，保守派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未给出任何理由，未就Joun的事实发现或法律结论，或支持他的3：0的上诉法院判决发表任何意见。

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一再出现的模式：最高法院已十余次撤销某位初审法官发布的禁令，该法官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至少可能违法。最高法院间或就下级法院错在哪里给出简短解释，但不总是如此。这些判决是特朗普史无前例地运用行政命令单方面重塑法律所引发的诉讼风暴的一部分。 

这一态势正将连环压力加诸法治。正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马萨诸塞州宪法中表述的那样，法治的基本理念是，政府必须是“法的政府而非人的政府”。（约翰·亚当斯，生于1735年，卒于1826年，1797至1801年担任美国第二任总统。马萨诸塞州宪法订立于1780年。——译注）

长期以来，保守派指责自由派利用法院推动与宪法或某一部联邦法律的文本没有明确关联的政策目标（包括堕胎权），因而损害了法治。共和党人称，民主党人还通过激烈批评最高法院及其占绝对多数的保守派，并威胁扩大法院规模，来损害司法体系。

但今天，哪怕是一些保守派人士也表示，最严重威胁到法治的是特朗普挑战司法边界的强烈取向。法治协会（Society for the Rule of Law）执行主任Gregg Nunziata表示：“美国的法治正面对一代人未曾见证的严重威胁。”该协会是一个由包括前法官在内的保守派律师组成的倡议和教育团体。

法庭已成为主要冲突点，这凸显了司法系统内部的紧张。裁定特朗普政府正在违法的法官们发现，他们自己被最高法院抄走了底裤，往往也没有得到已成为美国司法体系标志的那种解释。最高法院还以确保法官在宪法渠道内行事的名义，剥夺了他们用来防止行政分支逾越权力边界的关键工具：普遍禁令。

哪怕是为最高法院部分判决辩护的一些律师（如Nunziata）也表示他们忧心忡忡：“当我们依赖法院约束一位激进且不负责任的行政首长时，我们的制度正显现痛点。防范那种总统的机制是国会和公众：国会会去反制，公众会被那种行为激怒。但眼下什么都没发生。太多事情有赖于法院。或许我们太多指望法院了。”

自1月以来，除了三起案件之外，最高法院在其裁决的二十一起紧急案件中均支持或部分支持特朗普政府：白宫称这一胜绩相当于是澄清。发言人Abigail Jackson称：“结果不言自明：尽管面临空前数量的法律挑战和下级法院的违法裁决，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仍持续获得最高法院支持。”

法治要求什么

法治的理念，最远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他在公元前四世纪写道，“由法律治理比由任何公民治理更适当”。但这一概念仍有些难以捉摸。目前已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法治“经常被援引，却鲜少被定义”。

肯尼迪继续给出了类似定义的解释，胪列了三项核心原则。首先，法律约束包括公共官员在内的每一个人。他表示：“政府是法律与人民的仆人，而非相反。”其次，法律必须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平等与人权”。最后，法律必须得到执行，告知民众他们的权利所在，并他在他们有冤情时为他们提供获得救济的公正机会。

在特朗普时代，肯尼迪的第一和第三项原则，即法律适用于政府及其可执行，尤其切中肯綮。最为辣眼的是，特朗普政府被指控一再藐视法律且不遵守法庭命令，有时法官自己也这样指控。

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未因藐视法庭裁决而面临任何实质性后果，这在很大程上是因为最高法院似乎没有觉得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事。4月，最高法院推翻了一名法官禁止特朗普政府利用战时法驱逐疑似帮派成员的裁决，多数意见甚至没有提及该法官正在评估政府是否违抗了他发布的一则要求载有移民的飞机返航的相关命令。6月，在另一起案件中，最高法院解除了另一位法官的驱逐限制，却未回应其认为特朗普政府已违反其命令的裁定。最高法院在后一起案件中的裁决引发了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的激烈异议，她指责最高法院裁决中的多数意见“是在奖励无法无天之举”。

图源: Diego Mallo for Bloomberg 

不遵从法院命令并非唯一值得忧心的地方。教育部案件对法治构成更微妙的挑战。在本案中，特朗普政府遵从了Joun法官的命令，通知1378名员工说，他们不会按原计划于6月9日遭到正式解雇。但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教育部设定8月1日为新的解雇日，最终使该机构规模缩减至特朗普上任时的大约一半。 

教育部的重组正在发生，尽管第一巡回法院和最高法院均未表示Joun关于政府违法的裁定是错误的。即便这场法律战最终回到最高法院，且大法官们都同意Joun的裁定，但特朗普政府届时仍将有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可以缩减教育部的规模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影子备审案件

批评者称最高法院那些判决共同为特朗普政府打造了法外之地，使特朗普能在法官认定其越权后仍有机会推行一些影响广泛的政策。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一部有关法治的著作的作者Aziz Huq表示：“这正在摧毁下级法院对最高法院的信任，也在摧毁司法系统自身执行宪法和法律规则的能力。”

这之所以成为问题，部分是因为很多案件进入最高法院的方式，即作为紧急案件或“影子”备审案件中的中止执行申请。这类申请通常要求法院暂停或允许某项行动（如解雇机构员工），直至法院就其合法性做出裁决。法院处理中止执行申请的一贯做法是评估哪方可能最终胜诉，而非做出确定性裁决。正如教育部一案所示，最高法院通常不解释其裁定。

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上月辩称，这一做法可以令大法官在准备充分前避免不得不对议题做出强硬表态。他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次司法会议上表示：“撰写有关锁定效应的意见时，存在仓促判断并付诸文字的风险，而这样形成的书面意见不会反映最终意见。”

但那些简短裁决的结果是，允许特朗普无视约束前总统的法律限制。5月，最高法院允许特朗普解雇了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和功绩制保护委员会（MSPB）的高级官员，尽管数十年来人们的共识是总统必须尊重国会为这些职位设立的保障。1935年最高法院认可了对那些类型解雇实施的限制，称国会可以合法保护联邦贸易委员会领导人免于遭到解雇，以确保他们免受政治压力影响。被称为“汉弗莱执行人案”（Humphrey’s Executor）的这一判决为联邦政府各部门中独立专业机构的大量涌现铺平了道路。

近年来，由支持强总统制的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不断侵蚀“汉弗莱执行人案”。2020年，多数意见取消了国会赋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的职业保障，他们裁定拥有极大行政权力的人需依宪法对总统负责。但最高法院没有完全推翻“汉弗莱执行人案”，称该案判决至少仍适用于“不掌握实质行政权力，由多位成员组成的专业机构”。

当特朗普另行决定解雇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成员Gwynne Wilcox和功绩制保护委员会成员Cathy Harris时，情况即是这样。地区法院法官以“汉弗莱执行人案”仍具约束力为由，判定特朗普的解雇之举非法，一家联邦上诉法院也同意。

最高法院随后中止了下级法院的裁决，这样特朗普可以解雇Wilcox 与Harris二人，同时该案仍继续推进。在一份未提及“汉弗莱执行人案”，由四段晦涩文字组成的意见书中，最高法院称其没有裁定解雇之举是否合宪，但表示在渡期将倾向于总统权力，这实质上允许特朗普绕过了“汉弗莱执行人案”而没有直接就解雇事宜做出裁决。这份未署名意见书写道：“政府因允许被免职官员继续行使行政权力的命令而面临的风险，大于被错误免职官员因未能履行法定职责而面临的风险。”

意见书未讨论对那些机构自身或曾投票支持职业保障制度的议员可能造成的损害。（卡瓦诺大法官7月在另一起涉及相同事宜的案件中表示，最高法院应立即接手“汉弗莱执行人案”事宜，而非让法律处于“长期不确定与混乱”的状态。）

谁来执行法律

在特朗普以下举措触发的摊牌时刻，这场法治争议相当明确地来到了非有定论不可的阶段：特朗普试图只允许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子女自动获得与生俱来的公民权，而此举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惯例和法律共识相抵触。三位地区法官以该政策可能违法为由加以叫停之后，最高法院裁定，法官不能再发布超越一起案件中当事各方并适用于全国的普遍禁令。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一裁决尚未允许特朗普的公民身份限制措施生效，但它剥夺了地区法官近年来多次用来广泛阻止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政策的有力手段。

该裁决引发了大法官凯坦吉·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的强烈反对，她称其“威胁到法治的存亡”。她接着表示：“简单地说，对一个受法律约束的政府体系而言，这项裁决意味着每个人都受法律约束，没有例外。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法院必须有权命令每个人（包括行政首长在内）遵守法律——句号。”

大法官埃米·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为多数派撰写了一份截然不同的意见书，认为美国宪法限制了法官。巴雷特写道：“没有人质疑行政首长有责任遵守法律这一点。但司法系统没有执行这一义务的无限制权力——事实上，有时法律禁止司法机构这样做。”巴雷特称，杰克逊是在 “拥护一种帝王般的司法”。

假如是正确的，那么巴雷特的意见意见意味着肯尼迪的原则有局限性。是的，法律适用于总统，但总统有决定法律是什么的很大自由，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是的，法律必须是可执行的，但法官只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执行法律。简言之，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位乐意接受它的总统。

这让特朗普的批评者不寒而栗。对他们来说，过去的七个月揭示了法治是多么脆弱，因为特朗普政府突破法律界限的决心与最高法院随波逐流的意愿不期而遇了。

（作者是彭博新闻社记者，自1998年起负责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本文原题“The Cracks in America’s Rule of Law Are Getting Deeper”，由彭博新闻社网站发布于2025年8月29日。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正，不保证法律术语理解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