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南印硬骨头”，最近又有新招硬刚莫迪政府？

导言

近期，印度中央政府宣布将于2026年实施议会选区边界重划方案，这一政策动向在印度南部各邦引发政治震荡。南方各邦普遍质疑该政策的民主正当性，认为若单纯依据人口基数调整席位分配，将导致政治权力格局失衡——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北方各邦可能获得更多议会席位，而经济贡献率占优的南方各邦或将面临代表性削弱的制度性困境。在此背景下，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M.K.斯大林于3月22日召集南部各邦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在共同抵制选区重划方案的同时，重启语言议题的政治动员：既延续对“三语方案”的批判立场，又通过将2025-26年度财政预算中的卢比符号“₹”替换为泰米尔语字符“ரூ”的象征性举措，构建起选区争议与语言主权抗争的复合话语体系。

此番争议再次凸显语言议题在印度央地权力博弈中的枢纽地位。自1947年独立建国伊始，语言政策始终是中央与地方政治协商的核心场域。中央政府凭借制度优势持续推进“英语+单一民族语言”的双轨战略，试图以印地语作为国家整合的文化纽带。然而该计划屡遭地方力量阻击，尤以泰米尔邦为甚。作为南印度最坚定的抵制力量，泰米尔邦依托深厚的泰米尔语文化认同，持续构建以“反印地语强制推广”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生态。本文通过解析当前选区重划引发的联邦制危机，梳理该邦与中央政府在语言政策领域的百年博弈史，进而揭示其语言主权诉求与印度国家语言战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南亚研究通讯特转载此文，供读者参考。

图源：网络

一、泰米尔邦对印地语推广的态度变化

南印度最早的印地语运动由圣雄甘地发起，1915年甘地从南非回国后，认为统一的语言有助于凝聚全印人民进行反殖民运动，于是1918年6月17日，他在泰米尔邦的前身马德拉斯省成立了印地语宣传协会（Hindi Prachar Sabha）[1]，通过非强制手段向本地知识分子普及印地语。为使南印度人民接受印地语，他本人也学习泰米尔语以示尊重。

早期达罗毗荼政党（如1916年成立的正义党）以及早期达罗毗荼运动领导人佩里亚尔（Pariyar，原名E. V. Ramasamy）并没有持强烈的语言民族主义政策。因此，国大党的这一温和的语言推广尝试没有在南部受到强烈抵制，但此后民间反响平平，因此并未取得明显进展。

随着1935年《印度政府法》允许省级自治选举，1937年国大党在马德拉斯省赢得了执政地位，C.拉贾吉（C. Rajagopalachari）出任首席部长。其采取相对强硬的语言政策，同年7月即立法规定全省学校必须将印地语列为必修课程。政策一出，舆论哗然。被誉为“圣人”（Periyar）的佩里亚尔领导泰米尔人民开展了长达两年的激烈抗议，直至1939年10月政府宣布撤回该政策，拉贾吉辞职。本事件也成为了泰米尔邦政治动员风格的分水岭，他领导的正义党（Justice Party）等地方政党凭借“反对强制推广印地语”的语言民族主义逐步崛起。

独立后印度首部宪法于1950年生效，其中规定印地语为官方语言，但不会立即取代英语，后者将在为期15年的过渡期内继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1965年1月26日，中央政府计划正式推行“印地语唯一”政策，宣布公务文件、考试和国家事务将只使用印地语。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印地语运动旋即在泰米尔邦展开，经历数次大规模游行、甚至暴力流血冲突后，中央政府于1965年2月做出让步：允许继续使用英语，并保证不会强制推广印地语。随后在1967年，英迪拉·甘地政府进一步表示：印地语和英语将长期并存，后者可作为各邦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

1968年，《国家教育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NPE）[2]正式发布，其中首次提出了“三语方案”（Three-language Formula），要求全国范围内初中学龄的学生接受三语教育模式，这在北印度使用印地语的邦表现为印地语、英语和另一门现代印度语言，并特意做出了“最好是一门南印度语言”的规定；在南印度则表现为本邦母语、英语和印地语。由此可见，最初的“三语方案”一定程度有着促进全印度范围内多语言学习的目的考量。1986年版[3]则在内容上完全保留并延续了该政策。

然而，“三语方案”依然保留了印地语在全国推广的优势。在南印度其他邦逐渐放开“三语方案”、如约开展三语教学的时候，南印度语言在北印度却受到极大冷落，北方语言教育中的第三者位置大多由梵语承担。[4]认识到这一点的泰米尔邦成为了全国唯一反对“三语方案”的邦，与中央的僵持持续到1976年中央政府在《官方语言规则》（Official Language Rules, 1976）中妥协：“官方文件中应统一使用印地语和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泰米尔邦除外”，这意味着泰米尔邦“泰米尔语-英语”的双语结构得到了中央许可。

在2020年版的《国家教育政策》（改名为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NEP）[5]中，印人党政府模糊化了“三语”的认定方式，将1968年版关于“三语”的认定修改为“三种语言中至少有两种是印度本土语言”。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中央政府正试图削减印地语在“三语方案”中出现的频率，字面上降低推广印地语的政治倾向，以期得到泰米尔邦的认可。然而这一意图显然毫无作用，泰米尔邦早已将“三语方案”与推广印地语划上等号，无视字面内容的简单修改，仍然坚定地选择在反对者的行列。

简单看来，在独立前后，印地语是国大党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象征，也是新国家建构的工具；1968年《国家教育政策》颁布到1986年再修订期间，印地语是北方向南试探的政治触手；2020年修改《国家教育政策》后，印地语成了印人党政府所主张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中的重要部分，成为在南部“增强印度教民族主义氛围”的重要一环。尽管地方政党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和全印安纳达罗毗荼

进步联盟（AIADMK）在该议题上存在激进与温和的区别，但“反对强制推广印地语，保护泰米尔语”的主张在泰米尔邦作为长期以来唯一有效的政治动员口号被保留至今。

二、修改货币符号作为新的抗议手段？

在20世纪90年代达罗毗荼运动示威之后，本土政党难以提出新的口号团结起早期的支持者，即所谓“非婆罗门群体”（广大泰米尔中低种姓、穆斯林、基督教徒等）。而近日面对中央政府根据人口数量重划选取的决策，泰米尔邦首席部长提出“多生孩子、更多席位”的口号直接暴露了对政治权利的担忧。此外，3月13日，斯大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泰米尔邦2025-26年度财政预算的部分信息，次日该文件正式公布。其中印度货币卢比的单位'₹'被泰米尔语字母‘ரூ'所取代，这一改变立刻在印度国内引起热议，被视为泰米尔邦与中央政府语言议题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但值得指出的是，卢比货币符号的更改只是泰米尔邦政府表达抗议的一种手段，并不会影响卢比在全印度范围内的货币地位与流通使用。本次关于货币符号的修改，可以被视为对 “反对三语方案”“反对强制印地语教育”等口号的延续，看似新的抗议手段，实质却与此前无异。

几十年来，印度选区和席位的划定一直在发展。独立后，印度宪法第82条规定，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后都必须重新划分选区，以反映人口变化。据此，1952年、1963年和1973年政府分别根据1951年、1961年和197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更新了选区划定情况，席位数量也随之从494席扩大到522席和543席。1976年英迪拉政府在“紧急状态”期间通过了第42条宪法修正案，决定暂停划界直至2001年。而2001年的瓦杰帕伊政府又签署第84条修正案将这一决定延长到了2026年。如今期限将至，变局应运而生。

尽管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最近针对南部邦的担忧给予回应，称不会减少南部各邦席位，但是这一重划选区的决策依然意味着南北各邦议会席位的数额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进而扩大南北方的政治力量差距。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2019年的预测报告就已指出：考虑到南北印度的人口出生率差距（北方4-5%，南方2%），至2026年，仅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将新增21个席位，而喀拉拉邦和泰米尔邦可能损失多达16席。[6]

3月22日M.K.斯大林在金奈召开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JAC）第一次会议，喀拉拉邦、特伦甘纳邦、旁遮普邦的三位首席部长、卡纳塔克邦副部长和其他地方政党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就选区划界议题集体发声：喀拉拉邦批评中央政府忽视南方在人口控制方面的努力，漠视联邦制；特伦甘纳邦主张维持人民院席位现状，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并优化议会-选民比例；卡纳塔克邦呼吁南印度各邦联合捍卫本邦政治权利及语言文化。最终达成多项决议：首先，一切划界议题都应公开透明、充分协商；其次，考虑到第42、第84条宪法修正案未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目标，应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以延续当前选区划分；再次，相关内容应反映在各邦内部议会以赢取支持，并向莫迪总理递交联合意见书；最后将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推动划界议题下的邦际长期合作。

三、印地语在泰米尔邦的实际使用情况

泰米尔邦在印地语使用议题上呈现出显著的二元特征：在政策层面坚决抵制中央政府的语言强制推广，但在社会实践层面却展现出务实包容。深入分析发现，该邦通过2017年修订的《泰米尔邦义务教育规则》实施差异化语言政策——公立教育系统严格限定"泰米尔语-英语"双语教学框架，而对私立学校则赋予第三语言课程的自主开设权。这种制度设计在维护语言主权的同时，客观上为印地语留存了传播通道。

实证数据显示，仅该邦首府金奈就设有220个印地语认证考点，结合全邦分布的158个区域性考点，形成密集的语言服务网络。更值得注意的是，其10709名注册印地语教师占南印度师资总量的73%，这一师资配置密度直观反映了民间语言学习需求的强度。随着北方邦移民在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2018年非官方统计显示相关从业者增幅达17%），语言接触场景的扩展正重塑着社会语言生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邦始终将印地语定位为"可选择的实用外语"而非"强制性的国家语言"，通过立法明确限制其官方领域应用，严格保障泰米尔语的主体地位。这种政策框架既维系了文化认同，又通过市场机制满足经济发展产生的语言需求，展现出印度多语社会特有的动态平衡模式。

四、小结

泰米尔邦与印度中央政府的语言政策博弈，本质上是一场文化主权与国家建构权力之间的持久角力。自殖民晚期达罗毗荼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安纳杜赖（Annadurai）在泰米尔邦领导权确立后，泰米尔语便从单纯的沟通工具升华为抵抗印地语文化渗透的意识形态符号——其蕴含的"语言民族主义"特质，既承载着对达罗毗荼文明独立性的历史追认，也构成了对抗中央集权化语言政策的核心武器。

独立后，印地语被系统性地建构为"国家统一"的象征资本：从1965年"印地语唯一"政策的激进推行，到2020年《国家教育政策》（NEP）对"三语方案"的语义弱化，中央政府通过制度杠杆持续试图将印地语从区域语言擢升为类英语的跨邦交际工具。这种以语言为载体的权力投射，恰与泰米尔邦构建的"双语堡垒"形成结构性对抗——后者通过立法将泰米尔语锚定为不可撼动的制度性语言，同时将印地语严格限定在市场驱动的实用外语范畴。

然而，这种政治话语层面的对抗并未完全覆盖社会语言实践的复杂性。尽管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与全印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IADMK）在政策取向上存在激进与温和的谱系差异，但两者均无法消解两个层面的现实张力：其一，北方移民潮引发的多语言接触已实质改变泰米尔社会的语言生态；其二，全球化背景下，印地语作为经济资本的价值持续攀升，催生出制度外的大规模非正式语言学习需求。这种政策抵制与社会接纳的悖论，深刻折射出印度联邦制中"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永恒命题——当语言既作为文化身份标记，又充当社会经济流动工具时，任何单维度的政策设计都必然遭遇实践层面的解构与重构。

作者简介：郑元畅，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泰米尔语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