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兴新片看了，想说点真话

温暖现实主义创作不在于完美呈现聋人群体的真实状况，而是在于撕开主流社会的认知迷雾，让沉默的呐喊被听见。

事实上，《不说话的爱》之后，我们需警惕将少数群体的苦难异化为流量噱头的创作倾向，用无节制的情感诉求替换理性思考和客观判断的冲动，这或许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是个极大的挫伤。

作者｜冒号鱼

编辑｜小白

排版 | 板牙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今年清明档，有部电影不一般，仅用时2天多，就破6000万票房。

《不说话的爱》。

主演张艺兴，曾在《孤注一掷》里饰演深陷传销的潘生，足见其演技不俗，这次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演技水准，在《不说话的爱》里饰演为了女儿不惜撞车骗保的父亲小马。

小演员李珞桉（饰女儿木木），尽管尚不知名，但其哭戏也颇有感染力。

其他诸如黄尧（饰前妻晓静）、袁文康（饰演车行赵老板）等都水准在线。

看来，选角基本上没问题。

可接下来，剧本的问题就大了——

为了煽情而煽情、为了感动而感动，甚至为了温暖而犯罪。

所谓温暖现实主义，并非一味使用特写、沉浸式哭戏和煽情音乐就能达成——

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依然是故事背后的残酷真相和发自内心的人情冷暖。如此，才能有真切的痛感和真挚的情感。

单从影片议题上讲，国产片在关照聋人群体上的向度确实由此开拓了。 

基于导演长期的实地调研，才诞生了小马求职时的职场霸凌、木木入学时的身份歧视、诈骗团伙利用聋人实施犯罪等情节，而不再仅是以往同类型影片所关注的爱情、友情等情感问题，对聋人人群生存状况的介入更加深入。

法庭戏中手语翻译与司法系统的沟通障碍，揭示主流社会的制度性排斥；而木木为父亲做听人的反向父女关系，则折射聋人家庭特有的生存智慧。

这些细节撕开主流社会对特殊群体的认知迷雾，推动社会对聋人权益的关注，的确具有现实批判的意义。

沙漠导演在视听上也做了诸多有益探索，着力构建出聋人视角的感官美学。

影片在多个关键环节，如机场外的父女相见戏、法庭戏等都刻意弱化环境噪音，仅保留关键声响，让观众在生理层面体验聋人的感官剥夺。

在机场那场戏中，当木木冲出候机厅哭喊“爸爸”时，导演用混响技术将声音扭曲变形，既暗示小马的听觉障碍，也外化了父女分离的精神撕裂，不断挖掘小马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但除开上述这些有益探索外，影片主体仍然陷入了情感过载和议题软弱的怪圈。

影片前半段一直堆砌子女入学歧视、职场霸凌、骗保犯罪等冲突，却未建立有效叙事链条，观众只能一味接受主角陷入的各种危机，而无法辨认其中的因果联系，从而陷入“为煽情而煽情”的窠臼。

如此看来，小马撞车戏的视觉刺激与法庭哭戏的情感宣泄等重点戏份的作用，似乎只是让观众陪着父女哭一场，而在文本上无法起到有效勾连。

影片试图通过"温情日常+犯罪悬疑"的双线叙事制造戏剧张力，却在实际呈现中陷入逻辑断裂的泥潭。

前半段用大量篇幅展现父女间的温馨互动，后半段突然转向犯罪题材，这种割裂感让人难以适应。

当小马被犯罪团伙胁迫撞车骗保时，观众的注意力还停留在他为女儿买笛子的感人画面中，这种情感跳跃实际上削弱了叙事的连贯性。

黄尧饰演的前妻晓静，从抛夫弃女到争夺抚养权的转变缺乏合理动机。

从细节上来看，影片仅用 "无法融入聋人世界" 的模糊表述解释她的离开，却未深入探讨健全人与聋人婚姻中的沟通困境。

这种处理方式将复杂的人性矛盾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使角色沦为推动剧情的工具。而其他如车行赵老板等人，为恶而恶，皆是如此。

诚然，现实主义创作在当下环境中总是受到来自多方的牵制和阻碍，但创作者如果只甘沉沦，甚至连曲线救国之法都不愿尝试和探索，便只能故步自封、不进则退。

影片的结尾处，更是让人大跌眼镜。法庭上，原本赵老板已经威逼利诱小马一人包揽所有罪证，结果其手下阿梅因为同情小马和女儿，竟然突然背叛赵老板，公开指认他的罪行。

这条犯罪嫌竟然因父女间的动人亲情而仓促收尾，犹如机械降神，实在是侮辱观众智商。

在影院此起彼伏的抽泣声中，《不说话的爱》完成了它作为催泪弹的使命。但当观众拭去泪水，冷静审视这部作品时，却发现所有的感动都建立在对聋人群体真实困境的刻意回避之上。

用父女亲情的糖衣包裹着对社会问题的敷衍，将聋人群体的生存困境简化为“无声的爱”这一浪漫化符号，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整体上来看，《不说话的爱》试图平衡“父爱救赎”与“社会批判”之间的关系，但最终还是陷入了价值摇摆。

小马为了保护女儿不惜违法犯罪去撞车骗保的行为，原本可以如《我不是药神》一般引发伦理和法律的边界问题的哲学思辨，却被简化为了“命不是底线，女儿才是”的为爱不顾一切的鸡汤叙事。

最后又辅以小马被判缓刑、父女团圆、皆大欢喜的结局，不仅消解了叙事的张力，更掩盖了聋人群体面临的真实困境。现实中，像小马这样的聋人罪犯，往往因沟通障碍难以获得公正审判，而影片对此视而不见。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敷衍，更是一种轻蔑和无知。

真正的聋人题材作品，应当摒弃苦难美学的叙事套路，转而关注聋人群体的主体性。对比之下，美国电影《健听女孩》之所以成功，在于它以聋人家庭的视角展开叙事，让观众在日常细节中感受聋人群体的喜怒哀乐。

创作者还是需要走出来自他者的冷眼旁观的视角，用平等的姿态与聋人群体对话。

温暖现实主义创作不在于完美呈现聋人群体的真实状况，而是在于撕开主流社会的认知迷雾，让沉默的呐喊被听见。

事实上，《不说话的爱》之后，我们需警惕将少数群体的苦难异化为流量噱头的创作倾向，用无节制的情感诉求替换理性思考和客观判断的冲动，这或许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是个极大的挫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