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印经济存在一个重大硬伤？这篇学术论文说清楚了

内容提要

近年来，西方舆论根据印度GDP增速及经济总量升至世界第五的纵向变化，过度宣传印度经济的未来前景。然而，从全球GDP占比、全球财富占比以及对标中国GDP增速等横向变化来看，“印度经济崛起论”尚不具备充分论据。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等国经济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印度经济总量世界排名虽然不断攀升，但规模和质量上升并不显著。印度经济发展存在难以跨越的三大硬约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财阀顽疾、无人技术进步下的人口红利虚化、全球经济低迷的大周期环境。为了应对经济挑战和保持增长速度，在中印关系紧张以及美西方重塑产业链供应链背景下，印度日渐将中国视为盘剥和利用的“工具人”、本土市场的“竞争者”与“打击对象”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位置的“可替代者”。在多重政策目标驱动下，印度近年来积极推进短期利用中国、长期与中国“脱轨”并与美西方“接轨”的“产业替代”政策。然而，这一战略由于存在逻辑悖论，长期效果无法达到印度预期。而且，“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在可预见的时间周期内更是一个伪命题。

关键词：印度经济 印度制造 中印经济关系 印度产业政策 

印度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图源：statista

近年来，印度经济表现抢眼，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智库与学术界、新闻传播界和评级机构广泛关注。“印度崛起论”继21世纪初的“中印共同崛起说”再次风行一时。目前，赞誉印度经济增长成就并对其前景感到乐观的文章与报道，主要依据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印度经济总量升至世界第五,大有“坐五望三”的可能；其次，近年来印度GDP增速及新冠疫情后的恢复速度较为可观；最后，莫迪政府对印度经济现状与前景的自信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之机相互吸引，彼此借力。然而，2024年在印度国内和国际舆论场对印度经济成就一片盛赞并看好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竞选前景的乐观情绪下，莫迪第三次出任总理的努力却遭遇了明显挫折，非但未能取得预期的席卷七成以上议席的胜利，反而丢掉了60个席位，只能再度依靠竞选联盟地方性政党维持执政地位。造成印人党选举挫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选举的变数至少证明，近年来印度经济近乎“完美”的数据并未受到印度选民的普遍认可，印度是否真如莫迪政府广泛宣传的那样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是存在争议的。印人党遭遇的选举挑战可以被当作印度民众对其经济成就真实性或者说“含金量”的一次民意测试，而测试结果显然无法让印人党及其国际宣传者感到满意。

一方面，莫迪政府的经济数据抢眼是一个客观事实，印度的确已经取得了全球经济总量“坐五望三”的历史性成就；另一方面，就在印度经济规模快速扩大，工业化进程明显加速的同时，执政党的基本盘却在用选票表达不满。那么，这一反差是如何出现的？“莫迪经济神话”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在选举不利中蹒跚起步的莫迪第三个总理任期，会不会像一些分析人士所预见的那样调整其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内外政策取向，将精力集中在巩固经济发展成果之上？印度政府又是否会对其十年来日渐偏执的对华负面认知进行反思并做出积极调整，寻求与中国至少在经济合作领域的相向而行？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一、对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成就的再认识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将经济快速增长和印度教色彩浓厚的强势内外政策作为自己的主要政绩。很大程度上，此二者构成了“莫迪神话”的主要支撑。特别是印度在莫迪执政十年内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五大经济体，这一傲人成就在帮助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权完成国内民众动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本轮“印度崛起论”的讨论中，国际舆论包括印度舆论在内，与更加倾向于强调中印两国共同发展的中国舆论不同，往往将中国作为竞争参照对象，以印度正在爆发的发展势能反衬中国“遭遇瓶颈”的现状，预测中印经济对比关系的变化。这种舆论造势在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国际格局下起到了“唱衰”中国以配合西方“脱钩”鼓噪的作用。在国际舆论场上，印度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是近年来国际舆论“唱红”印度经济前景的核心论据支撑。自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总量大约增长了1.45万亿美元，超越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在中美竞争与全球产业链转移背景下，印度经济耀眼的表现成为美西方媒体和智库界“唱衰”中国和“取代”中国的主要依据。

不过需要认识到，大国崛起需要的经济支撑，不仅来自于纵向比较的自我发展，更取决于和其他经济体横向比较的相对位次变化。这是因为基于横向比较的位次变化能更准确地反映国家综合实力的相对关系。而且，纵向比较的结论在确定行为体经济发展成就究竟是主要来自于单体差异性政策还是全球经济发展周期的作用使然方面更具有说服力。观测印度经济发展数据时间轴不难发现，自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价）不断攀升，从0.27万亿美元增长至3.57万亿美元。在33年间，印度经济总量增长了13.2倍。从纵向看，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的确令人瞩目。但考察国家财富占世界总量（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的比重变动情况就能发现，印度综合实力的增长并不像印人党和西方媒体所宣传的那样显著。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从1991年的1.13% 、2013年的2.39%上升至2023年的3.41%。按照这一数据，印度占全球财富的比重仅扩大了3倍左右。在相同时期，被印度作为标的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从0.43万亿美元到17.66万亿美元的增长，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则从1.73%上升至17.20%，增长了近10倍（见图1和图2)。而且，中印两国的增长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此外，印度经济世界排名升高的另一个助力则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经济的下滑。通过对比英法两个被超越者和印度的经济表现可以看出(见表1)，印度经济在增速和全球经济总量占比方面表现得相对平稳，并未出现明显的曲线变化。印度能够超过英法，固然得益于自身发展，但也与英法增速减缓有着密切关系。英法两国长期经济增长低迷，这为印度排名上升腾挪了空间。

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近年来，印度经济总量在全球位次的变化有目共睹。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位次变化并没有带来印度国民财富的巨大增加。2014-2023年的10年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净增长还不到一倍，与总量和世界经济排名前两位的美国和中国相比，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持续加大。这意味着印度在综合国力竞争上的弱势状态并没有得到改善。

作为印度的比较对象，中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速度和总量是印度目前无法比拟的。与印度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优势在于前期经济增长速度的飞升为后期财富占比的扩大奠定了扎实基础，在保证增速的同时实现了中国在全球财富占比的持续且实质性上升。全球财富占比的提高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深度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关系格局。虽然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值仍然很大，但中国与其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之后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也非常显著。因此，当下的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了“三区间两断层”的中美两强之势。在质差存在的情况下，每个断层之后的段内排名竞逐实际上并不具有重大意义。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的基本判断之一是，印度是否能通过经济力量的增长改变中印间战略态势，并不取决于印度全球经济排名的位次变化，而是决定于印度能否跨越断层进入到与中国同一区间，实质性地缩小财富总量和综合国力上的差距。基本结论之二则是，印度国民经济增长是否能在印度国内给印人党和莫迪政府带来长期执政的稳定基础，也不取决于印度经济全球排名的位次变化，而决定于印度经济成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印人党基本盘民众（可以假定为印度国内占多数的印度教信众）的生活质量。显然，这不但与印人党政府的财富分配政策偏好有关，更也与印度政府能实际调动的社会资源密切相关，后者与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净增加额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2023年，印度首次跻身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印度进位全球第五取代的不是别国，恰恰是自己从前的殖民宗主国英国。英印易位对于竭尽全力推动“大婆罗多”理念以实现古印度文明复兴的印人党及其基本支持者来说，其象征意义和政治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印度用了和中国一样长的时间从世界经济体量前十进入前五，至少在这一数据上，印度“复制”了中国的成就。这也是一件可以让印人党赢得更多国内外赞誉的执政业绩。理论上，2023年印度的经济排名变化会给印人党在次年举行的全国大选带来不可估量的红利。然而，印人党却在谋求第三个执政任期的选战中遭遇重大挫折。全国民主联盟缩水了63个议席，其中60个来自印人党。不仅如此，缩水最严重的地方不是少数民族少数教派低级种姓占多数的边远邦，恰恰是印度教人口最集中的腹心地区。以印人党重要票仓北方邦为例，2024年印人党在北方邦赢得了33个席位，而在2019年为62个，2014年为71个。

逻辑上，耀眼的经济增长数据没有转化为选举优势，要么是由于选民的关注焦点不是经济，要么是选民对数据的真实性存在怀疑。前者往往是因为国家存在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者安全挑战，后者则更多源自于选民获得感和经济数据表现之间的落差。印度近年来国内政治稳定，外部安全形势良好。选战开始前，印人党和竞争对手都没有意图将选民的关注焦点引向经济以外的领域。那么，印人党此次挫折就只能归因于选民获得感和印人党经济数据记录之间的反差。多年来，印人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RSS）铺天盖地的自我吹嘘极大地提升了民众的心理预期，而数字上的快速增长却没能给民众带来足够的获得感，这使得莫迪政府最终付出了一定代价。十年来，印人党和莫迪政府不遗余力地向国内国际传递印度已经崛起为与中美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的信息，但实际上，印度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跃升为“坐五望三”却并不是因为印度经济规模和质量出现了巨变，而是美国以外的老牌西方国家严重衰退，导致印度可以在国内生产总值十年增长不到2倍的情况下，连续超越欧洲老牌强国。而且，印度经济总量的倍增并未改变印度人均国民收入在低收入国家区间徘徊的现实。直至 2023年，印度的人均GDP仅为2500美元，远低于中国的人均GDP。

纵向对比，中国“十进五”的过程虽然同样用了十年，但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倍(1995年为6万亿人民币，2005年为18.73万亿人民币) 。不同的增长质量，民众的获得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印度民众没有像中国民众一样随着国力的提升，可支配财富明显增加。这是印人党执政十年后，部分民众开始对莫迪感到厌倦的根本原因，也是2024年印度大选中，印人党的实际成果远未达到预期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恰恰是这次被印人党事前寄予厚望并大加张扬的选举及其远不及预期的结果，促使人们认识到或许有必要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进行再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印度的经济增长前景和中印经济关系走势进行再思考，以避免陷入国际舆论界特别是西方和印度舆论界多年来在相关问题上设置的话语陷阱。为此，本文将从印度经济增长总量、速度和质量入手，分析经济制度、技术进步和国际环境对印度经济发展前景的硬约束作用。同时，在对印度经济“祛魅”的基础上，剖析印度对华经济政策的多重心理，认清印度对华经济行为的复杂心态。最后，针对印度对华产业利用、竞争、打击和替代策略，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思考，以破解国际舆论场上盛行一时的印度即将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替代者的论断。

二、印度经济发展面临的约束与挑战

国内生产总值虽是一个广泛使用的经济指标，但其在衡量一国经济增长时往往存在诸多不足。仅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映衬印度经济前景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其经济发展的真实态势与未来趋势。近年来，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保持较高增速，作为后发国家的印度在中美竞争和全球产业链转移背景下迎来了时代机遇，有其发挥优势与释放潜力的可能。不过，作为大型经济体的印度若想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得到三个方面的支撑，分别是具有能够促进增长且可持续性的经济制度安排、有竞争优势的国内经济要素以及有利于增长的国际环境。目前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印度依旧面临诸多约束和挑战，甚至存在结构性问题，且有些领域是与印度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基本制度嵌套在一起，仅仅依靠执政集团的经济政策或者执政策略调整难以改变，需要进行深刻彻底的社会变革。

第一，印度的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是财阀发挥核心作用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顽疾没有且不可能因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路线而消除。作为遵循资本主义制度的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财阀现象，在莫迪推进印度国族构建的进程中，其地位反而得到了加强。多年以来，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逻辑上，印度建立了一套以财阀制度支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框架。自英印政府时期，英国殖民者为了在种姓社会的印度控制管理成本，选择高种姓群体作为其商业、工业和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者，此时的印度已经形成了“亲密”的政商关系的雏形。独立以后，接管印度的主要成员大多是英印时期的管理者，他们从英印管理者以“旧人穿新衣”的方式成为了新国家的领导。英国引入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印度种姓社会结构中延续，限制了阶层流动性。事实上，早在英国殖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印度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断层从未弥合，上层的特权在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加持下变得更加巩固。由于以上历史和社会因素，财阀或者说大资产阶级在印度发展的过程中以符合民主制度的方式对政治经济特权加以“继承”并代际相传，成为印度国家经济发展方针、路线的实际决策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财阀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不仅没有随着印度的现代化进程而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莫迪执政的十年，财阀的地位甚至更加突出。

财阀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经济结构不合理且人口众多、社会固化的印度，财阀仍然是各执政党在重要关头能够选择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合作伙伴。看似短期内印度财阀集团能够为执政者提供大量的财力及有效的发展能量，但财阀制度的两大结构性顽疾依旧为印度经济实现良性发展涂上了灰调色彩。一方面，财阀趋利的本性使得他们并不会真正致力于解决印度社会的贫困与不平等，其经济特权对政治生活的侵蚀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1991年拉奥政府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本质上是在印度面临外汇危机下的策略性选择，从未将惠及普罗大众作为主要政策目标。曼·辛格和莫迪的经济政策也重点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经济发展成果惠及范围的扩大。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3/2024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印度2022年人类发展指数（HDI）为0.644，世界排名第134位（共 193 个国家)，落后于其邻国，包括孟加拉国（第129位) 、不丹（第125位) 、斯里兰卡（第78位）和中国（第75位) 。同时，2022年印度的不平等调整之后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为0.444，低于IHDI0.574的世界平均水平。从上述两项数据可以看出，印度的IHDI数值与HDI数值差已达0.2，反映出印度不平等程度要远高于世界GDP排名前十的国家。乐施会（Oxfam India）在《富者生存：印度的故事》报告中指出，印度最富有的1%的人现在拥有该国总财富的40%以上，而底层人口在2012年至2021年总共只分享了3%的财富。该国的边缘化群体如达利特人、阿迪瓦西人、穆斯林、妇女和非正规部门工人，在一个优先考虑最富有者的制度中继续受苦。与富人相比，印度的穷人缴纳的税款不成比例地高，在必需品和服务上的支出也更多。这种不平等现状与社会流动性弱交织，致使财富聚集情况愈演愈烈。在此循环中，贫困率的减少更像是门槛的降低，而非经济发展带来的实质性改善。根据2020年《全球社会流动性报告》 计算，印度社会流动性在82个国家中排名第76位，一个出生在印度低收入家庭的人要经过近七代的努力才能接近本国平均收入水平。这正是财阀为了追求其商业利益，通过对政治和经济权力控制和部署将极端贫困者“拒之门外”的结果。

另一方面，印度财团的买办型特点决定了其很难与莫迪政府强调的“印度式自力更生”发展道路长久同行。具有买办特质的印度财阀集团，常常会借助亲密政商关系和既有的资本积累获取相关领域的政策性倾斜。这种倾斜很容易在印度追求经济腾飞的进程中造成大量“寻租”行为。印度政商关系的实质就是财阀寡头和民粹主义政党的联合，但这并不意味着财阀会遵循执政党的民粹主张，恰恰相反，由于逐利天性，财阀更加关心的是家族财富的无限扩大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掌控。尽管莫迪认为“创造财富是为伟大的国家服务。让我们永远不要怀疑财富创造者。如果财富不被创造，它就不会被分配；若财富不被分配，那么这个国家穷人的福利就不会得到改善”。然而，印度财阀集团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在“创造”财富后对改善穷人福利的热情。不仅如此，从全球化背景下审视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对国家经济竞争的认识水平和责任担当就会发现，印度财阀集团无意愿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的印度经济体系，构建完整且自主的经济体系从来都不是财阀的目标，他们反而认为和西方财团紧密协作甚至相互勾结，进而融入西方乃至接受西方经济体系的控制才是印度财阀集团低成本获利的最佳途径。虽然不同国家的财阀之间也会有矛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本质上，他们依旧是国际资本主导下的金融全球化的忠实支持者。与美国的金融资本一样，推动本国工业化发展、提升经济体系的健全性和稳定性，从来都不是印度财阀对政府进行游说的初始动机。财阀攫取社会财富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愿意支持本国工商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崛起。对印度财阀来说，这一点尤为突出，毕竟早在殖民地时期，他们就与西方特别是英美资本建立了蛛网缠结的利益关系，这给莫迪具有浓厚印度教色彩的自力更生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预言，如果有一天印度的财阀发现莫迪与华尔街之间存在矛盾的时候，财阀们的选择会让印度人第一时间认识到什么叫作“资本无国界”。

第二，在无人技术进步的大趋势下，印度人口能否转化为红利有待考量。尽管在中美竞争、全球产业链转移背景下，印度看似获得了时代转折机遇，但此次转折所携带的无人技术改变了后发国家技术获得的难易程度和发挥自身人口优势的门槛。仅从人口数量来看,“唱红”印度经济的另一大论据是其庞大的人口数量与合理的人口结构，能够为印度提供可观的人才储备和廉价劳动力，拥有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增长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且“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具备劳动力规模较大和抚养负担较小这两个基本要素。就印度而言，就业岗位持续性吸纳大量适龄人口在无人技术进步的背景下难度有所提升。就老龄人口数量来看，2022年印度65岁及以上人口共有97734540人，占人口总量7%(2014年仅为5%) 。老人抚养（占工作年龄人口的百分比）从2019年8%上升至2022年1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法将适龄人口有效转化为劳动力以提供可观的财政税收，迅速增长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给印度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险体系造成巨大财政压力。在印度人口优势尚未消失之前，此压力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印度政府会在就业与老龄人口两个方面皆面临发展困境。

如果将印度人口数量置于无人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就会发现无人技术对印度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复杂且多维的。它既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也促进了技能需求的升级，同时还影响了劳动报酬和工作性质。牛津马丁学院曾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指出，随着人工智能（AI）的发展，机器人变得越来越灵活，这可能导致许多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自动化的任务实现自动化。这对想要通过制造业增加就业的印度来说无疑将产生不利影响。2018年，普华永道对印度的人工智能与就业评估也强调了自动化在印度经济发展中对制造业的冲击最大。除了对低端就业市场的冲击，无人技术对教育的要求是持续性的，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技能需求产生了显著影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22年印度完成中学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2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13.2%，完成硕士或同等学力教育的人口占2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3.2%。此外，教育成本对于印度家庭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2022年有一篇文章指出，印度普通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45.8%，而专业高等教育支出占比为74.5%。对政府而言，根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计算，2019-2021年，印度政府教育支出总额占政府支出百分比虽呈现下降趋势，但占比平均为14.79%，占国家GDP的平均比重为4.28%。可以看出，目前印度的人才储备和教育成本仍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在无人技术的工业应用成熟之前，人口超大经济体可以通过发展低端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人工成本作为谋求发展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无人技术工业化应用的成熟，制造业成本在生产环节最终由能源、原材料和加工设备运行成本等因素共同决定，人力成本的影响将会下降，劳动力成本低虽是印度的比较优势，但在无人技术应用规模逐渐扩大的前提下，印度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挥存在上阈阻挡，即劳动力成本优势在无人技术的冲击下逐渐缩小。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奠基价值，在无人技术成熟以后将不可避免地明显下降，即使依然可以大量提供有效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也无法保证工业化进程能够在完成积累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

第三，全球政治经济态势将削弱印度借助国际市场实现工业崛起的可能性。表面上看，受中美竞争加速与“印太战略”影响，在全球产业链转移开启5.0时代背景下，印度依托其自身地缘政治优势和发展潜力，高调扮演“民主国家关键合作者”“对华产业替代者”角色，并积极融入“印太战略”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加速双边谈判提升贸易多元化水平，大力扶持制造业以争取实现对华产业替代，频繁推行对华经贸打压甚至“脱钩”。国内外部分学者和舆论认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寻求“中国替代”将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外部助力。一些关键数据如近年来印度吸引外资的数据变化也似乎表明印度把握住了机遇，以国内政策制定对接美西方国家实际需要，大力推行印度制造业发展，认真扮演全球产业链承接者角色，以快速经济增长成功跻身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但是，通过数据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战略机遇”并未让印度吸引到更多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印度自2015年开始推行的“印度制造”计划也并未实现制造业的实质性进步。如表2所示，2019-2023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出现整体大幅下降。排除全球经济疲软的外部影响因素，对比周边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增幅与占比，至少能够说明在此次产业链转移浪潮中，印度并非完美的“承接者”。2023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资仅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3.22%，仅此就打破了全球战略态势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绝对论断。与其他主要承接国相比，有利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印度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小。同理，当下局势对于印度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似乎也并不明显。如图3所示，尽管具有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 策的支持，印度在“印度制造”口号下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22年下降至13.3%，2023年继续下降至12.84% ,远低于2022年（后修订为2025年）实现25%的政策目标。

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制造业的疲弱除了印度财阀的投资偏好以及印度制造业自身竞争能力相对低下以外，还需要从国际经济增长的周期中寻求解释。一方面，大型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总会受到全球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国际市场的客观需求是不以国际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行为体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美西方主导的对华“脱钩断链”之策，为印度发展本国制造业提供了机会，但全球经济低迷使得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生产要素方面从追求效率转化为追求安全。这种泛安全化的思想赋予了第五次产业链转移的一大特征：双向化，即中低端产业转移和中高端产业回流。在此前提下，印度是否被美西方国家视为“安全且可靠的转移对象”，取决于其产业自主和技术独立的程度。程度越低，对于美西方国家来说越可靠，但这与莫迪政府建设“自力更生的印度”的目标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来看，美西方以最终消费者的身份控制需求端和技术端，进而推进实现对全球产业链控制能力的不断提升。但全球经济低迷，消费能力减弱，作为产业链控制者很难再如以往那样为印度提供长期工业化的市场刺激。加之产业链转移的双向化，美西方在产业转移地的选择中政策趋于保守，本国的产业复苏优先于对印度的开放。或许，对印度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经济发展和技术带动方面仅是一个相对概念。

综上所述，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下，印度作为后发国家和大型经济体，其发展前景不仅在于自身优势能否充分释放，更取决于是否可以通过自身策略调整改变制度、技术和环境等方面的硬约束。依托以上框架进行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印度的经济增长虽然近年来表现抢眼，但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印度取得的进步还难以被认为是颠覆性的，其经济增长并未能满足印度民众的心理预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印度对华经济政策心理与策略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印双方都是发展中大国，有着广泛的经济合作基础，中印经济关系应该是两国复杂关系当中比较具有建设性的部分。然而，不论中方如何强调自己的论点，一个基本事实是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增长至少是表面上速度的加快和质量的提升，印度对华经济政策逐渐强硬，中印合作共赢的理想状态并没有体现在印度对华经济政策的预期目标之中。自2020年以来，莫迪政府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国家安全审查为由，积极寻求摆脱对中国供应链严重依赖的举措，大力推进“印度制造”本土化和印度化的目标。在此背景下，印度将中国视为盘剥和利用的“工具人”、本土市场的“竞争者”和“打击对象”，以及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位置的“可替代者”，积极推进短期利用中国，长期实现与中国“脱轨”转而与美西方“接轨”的“产业替代”政策。

（一）

将中国视为盘剥和利用的“工具人”

由于客观上存在印度本土制造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印度并未采取完全与华切割的经贸产业政策，而是把中国当作可以短期盘剥和利用的“工具人”，加紧利用中国产业资源完成自主生产能力的提升。

第一，对印度的中资企业坚持“本土化”战略和“共同成长”理念，不仅拒绝中国企业享受印度相关产业促进政策，还动辄对中企百般刁难。2017年印度商务部《对外贸易政策》明确提出，中国是印度在东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鼓励中国投资印度制造业。由于莫迪政府号召和承诺，加之印度向设立工业园的中企提供部分投资返还和税收减免等政策，中国企业纷纷到印度落实投资项目。然而，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投资企业相比，印度政府给予中资企业的优惠力度常常缩水或不予执行。2020年以来，印度陆续出台“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促进电子制造、电动汽车、光伏组件等激励政策，中资企业即使符合相关指标和条件，也无法从中受益。以中国手机企业为例，印度财政部报告显示，仅2021-2022年，包括传音、Realme 、一加等在内的中国手机品牌为当地创造了7.5万个就业机会，并在印度各地雇佣了8万名销售和运营人员。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经营，为印度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印度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这并未换来中资企业在印度享有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第二，印度政府逼迫中企合资化或通过制造业外包方式向印度企业让利，稀释中国企业在印度合资企业的股份。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在印中资企业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政策。2023年以来，印度变本加厉，企图干涉中国企业经营，强迫其将制造业务外包给印度公司，以满足本国手机制造商在获得“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奖励后的制造需求。2023年6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与中国手机制造商举行了会议，要求他们在当地业务中引入印度股权合作伙伴，任命更多印度高管担任公司高层职位，向印度制造商提供更多合同以支持当地制造业，并雇用当地分销商。在该项要求下，中企不得不与已申请PLI的印度本土企业进行股权合作。据《印度时报》2024年6月16日报道，塔塔集团正在加快推进面向Vivo的股份采购谈判，拟收购Vivo在印度的多数股权。目前，Oppo也正在同印企洽谈合资事宜。其中，印度本土电子制造商迪克森科技和卡邦公司是从中国企业获得新业务的主要受益者，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制造订单，还获得了部分零部件的独家合作。据悉，Vivo还将启用位于新德里南郊新欧克拉工业发展区(Noida）的新工厂，并且计划在印本土采购摄像头稳定模块、OLED显示屏、内存模块等高附加值零部件，逐步打造稳定的印度本土产业链生态。进入印度市场的中企汽车品牌也陷入“要么退出印度，要么将多数股权出售给当地投资者”的两难困境，比亚迪搁置了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建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长城汽车遣散了所有印度总部员工，暂时退出了印度市场。中国上汽集团的名爵印度公司从独资变为合资，印度最大钢铁生产商金达尔西南集团(JSW）获得新合资公司(JSW-MG Motor India）35%的股份，上汽名爵印度公司被迫“国有化”。

第三，印度对中企员工签证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印度政府限制中资企业关键岗位员工的工作和商务签证。2020年初，印度取消了对中国人的电子商务签证，并停止签发商务和工作签证。这导致在印度的中国员工无法轮换，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无法返回，致使公司缩减规模或关闭。另一方面，对有助于印度产业链、与印度或西方企业合资、愿意分享技术的三类中企员工开辟“绿色通道”。例如，班加罗尔地铁的首列无人驾驶列车于2024年2月6日从中国运抵印度后，由于迫切需要中国技术人员指导组装，相关团队人员签证如期获批。为实现必要行业中国技术人员的正常流动，莫迪政府已启用面向生产挂钩激励（PLI）行业中国技术人员的短期商务签审批网站，内政部正向相关部门培训网站操作流程。由此可见，印度政府只欢迎对其有利的中国人员前往印度。

（二）

将中国视为本土市场的“竞争者”和“打击对象”

长期以来，印度认为无论是想要扭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还是通过“印度制造”实现“产业兴国”的目标，都必须与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展开竞争。苏杰生称,“如果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邻国，印度必须学会竞争……如果印度加大力度发展制造业以促进经济增长，就能拥有更多外交资源和工具，真正影响全世界。”作为回应，印度实施了一系列“定向制裁”措施，旨在遏制中国制造产品在印度市场的“泛滥”。

第一，印度政府部门修改或出台新规，限制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活动。如表3所示，印度政府惯用“泛安全化”手段，禁止或限制中企在印投资和生产，迫 使中企离开印度市场，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第二，印度通过原产地信息核查、加征关税和贸易调查等手段，对中国产品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首先，对原产自中国的产品进行严格核查，支持抵制中国产品的行动。印度商工部（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要求私营在线零售商明确标明产品的原产国，并添加“中国制造”标签。印度贸易联合会（CAIT）公布了500多种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清单，要求这些产品全部停止销售，涉及快消品、耐用消费品、玩具、家具面料、纺织品、建筑五金、鞋类、 服装和厨房用品等。同时，该协会还发起了名为“Indian Goods-Our Pride”( 印度商品—我们的骄傲）的抵制中国商品运动，以减少印度卖家和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的行为。其次，印度上调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并加征反倾销税。自2018年以来，光伏电池片和组件的基本关税分别提高至40%和25%，座椅、灯具和床垫等家具的税率从20%上调至25%，并对98种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受此影响，中国光伏、家具等产品在印度市场的出口份额持续下降。印度在“印度制造”战略目标的驱动下，以各种措施强化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因此，印度一直是对中国进行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商务部中国贸易救济网的数据统计，2019年至2024年，印度对华发起了9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2023年发起了22起，超过美国成为当年全球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

第三，印度税务部门经常对在印中企开展大规模进驻式税务稽查，尤其将中企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由于印度没有统一完善的外资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给印度稽查机构提供了针对中国企业“合规审查”的空间。尤其中印关系降温后，以在印中国手机品牌企业为例（见表 4)，印度税务部门常常以外汇管理和税务问题对其进行“突击稽查”并开具“天价罚单”。近年来，印度对在印中企的惩罚行动不断升级，不仅限于税务稽查和罚款，还包括指控其涉嫌洗钱、欺诈、逃税及经营空壳公司等行为。2023年12月，Vivo印度子公司两位高管和一名顾问以涉嫌违反印度《防止洗钱法》为由被捕。2024年初，印度执法局（Enforcement Directorate）在新德里、昌迪加尔、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的19个地点进行了突击搜查，调查中资金融科技公司涉嫌洗钱的活动。上述严苛的税务稽查活动，不仅影响了印度的投资环境，还伤害了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信心。

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三）

将中国视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位置的“可替代者”

在过去五年里，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供应链危机以及日益强硬的产业政策等一系列动荡，正在深刻地重塑全球出口制造业版图。美西方国家正积极推动建立“去中国化”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印度则趁势实施与中国“脱钩”转而与美西方国家“接轨”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试图以“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谋求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中心。

第一，印度加快与中国经济的“脱钩”步伐，以减少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印度认为，以中国全产业链配套的集群与成本优势，如果印度不与中国脱钩，就难以将“印度制造”推向市场。在退出《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RCEP）之后，莫迪政府以中印贸易逆差为由开始对华经贸脱钩，加勒万河谷冲突加速了这一进程。自2020年以来，中国企业赴印投资骤降。2020-2022年，印度政府收到382份来自中国的投资申请，仅80份获得批准。2019年底，印度有超过1000家中资企业，到2021年10月，这一数字已减少至大约700家。截至2024年2月，这一数字进一步缩减至300家。与此同时，为了摆脱关键原材料的对华依赖，印度政府积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2024年3月10日，印度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签署自贸协定，取消大部分工业产品进口关税，以换取EFTA国家对印度医药、机械和制造业等行业的投资，成立合资企业以帮助印度实现进口多元化。2024年1月15日，印度国有企业首次涉足锂矿的勘探和开采领域，哈尼吉比迪什印度有限公司（Khanij Bidesh India Ltd.）与阿根廷企业签署了一份价值20亿卢比的锂勘探协议，开发阿根廷5个盐湖卤水型锂矿区，推动锂电池供应链多元化。过去几年，印度在拒绝加入RCEP后，也积极与澳大利亚、阿联酋等国签订双边自贸协定，以拓展双边自由贸易渠道。据印媒报道，印度与阿曼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与英国、海合会、东盟、欧盟等的谈判进展也处于不同阶段。

第二，印度利用美西方对华“脱钩断链”之机，配合美国、日本等打造所谓的“弹性供应链”，以承接从华撤出的产业链与投资，试图以“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一方面，印度通过划拨土地、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开展“中国+ 1”战略的企业赴印投资建厂。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时，印度政府就积极联系超过1000家美国企业，准备提供多项优惠政策以吸引这些企业把海外分支机构迁往印度。印度政府将电气、制药、医疗设备、电子等作为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重点领域，要求印度驻外机构加大上述领域引资力度。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已在全印范围内划拨总规模约为卢森堡国土面积两倍的土地（此前多项外企投资因土地征用问题而搁置)，用以吸引并安置从中国撤离的外国企业。通过莫迪政府的不懈努力，仅印度数字领域就吸引了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巨头的长期投资。2020年4月下旬，Facebook、谷歌、英特尔、高通等企业向印度电信公司“吉奥平台”(Jio Platforms）投资约200亿美元。其中，谷歌还承诺未来5-7年预计相继投入100亿美元以推动印度的数字化建设，是迄今为止谷歌在印度的最大一笔投资。亚马逊公司和沃尔玛则看中印度电商市场，向电商部门投资22亿美元以支持印度中小企业参与线上销售。日本政府也紧跟美企步伐，在2019-20财年的补充预算中，日本拨出2.21亿美元用于补贴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公司。日本经济产业省在第二轮申请中，将印度的公司新增至“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供应链弹性的名单”之中。另一方面，印度积极与美西方缔结“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等双边产业技术框架，与其开展半导体科技合作，以此在西方企业打造“排华供应链”而从中获利。在半导体行业，美印双方就半导体供应链、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展开了长期合作。美国和印度签署了半导体供应链和创新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美国半导体协会与印度电子与半导体协会成立工作组，从政府和私营部门促进两国商业机会和半导体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美国存储芯片大厂美光、半导体设备大厂泛林集团和应用材料均宣布了对印度实施新的投资计划，美光公司还与印度合资建设了一座价值27.5亿美元的半导体封装工厂，计划于2024年底投产；美晶片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AMAT）计划投资4亿美元在印度设立新工程中心；泛林集团通过3D仿真平台提供虚拟纳米制造环境，以帮助培训印度的下一代半导体工程师。

第三，印度通过“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扶持印度制造，增强世界对印度供应的偏好。2020年，印度推出旨在为企业销售印度制造产品提供激励的PLI计划。随后，印度政府将PLI计划扩大到14个行业，包括电信、白色家电、纺织品、医疗设备、汽车、特种钢材、食品、太阳能光伏组件、先进化学电池、无人机和药品制造业，包含了所有印度当前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针对中国处于出口优势的电子移动设备行业，印度在 2021年底批准了一项针对电子行业的激励计划，提供100亿美元以吸引大型全球半导体制造商在印度设立分支机构，从而将印度建设成为全球电子系统设计和制造中心,最终寻求“在全球移动电话生产市场上与中国和越南竞争”。印度为自己设定了到2025年电子产品生产达到3000亿美元的目标，其中包括1000亿美元的出 口。从国际市场来看，印度对中国的同位竞争和替代挑战确有呈现。过去五年，印度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赢家之一。印度在全球商品出口国的排名从第19位升至第17位，成为纺织、服装、配饰、珠宝和眼镜等行业的重要供应商。以世界最大的进口国—美国为例，2018-2022年，印度对美国的出口猛增230亿美元，增长44%，而同期中国对美出口下降10%。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机械设备减少了28%，但从印度进口的机械设备却增加了70%。根据2023年11月路透社的报道，沃尔玛在美国市场进口的商品中，来自印度的占比从2018年的2%上升至2023年的25%，而来自中国的占比从80%降至60%。而且，此前超过95%的iPhone产品都在中国制造，但随着苹果三大供应链伙伴富士康、和硕以及纬创不断加大对印投资，苹果产量在印持续提升。苹果公司不断缩短印度与中国的“生产时差”，印度几乎与中国同时生产最新的iPhone机型。2023-24财年，苹果供应商在印度生产的iPhone价值达140亿美元，占全球总产量的14%，即全球每七部iPhone中就有一部来自印度。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例举并不是站在中国视角批判印度对中印经济合作的心态不健康或者不正常。莫迪政府的对华经济心理及其行为是完全可以用实用主义动机和机会主义策略来进行解释的。分析印度对华经济心理的意义也不在于试图解决中印两国的对外经济心理和行为谁对谁错的道德观问题，而在于明确一点，即印度对华经济领域中的种种行为并不是印度政府的无心之举，而是站在印度的经济发展阶段，从最大化印度利益的角度采取的阶段性策略。这种策略莫迪政府已经执行了多年，2024年大选后出现调整的可能性是相当微弱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莫迪的经济成绩单未达预期，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国内外都已经确立了牢固的根基，成为莫迪政权的主要精神支柱。在没有遇到强烈阻挠的情况下，印人党和莫迪自然也无动力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指引下的内外政策进行反思。可以预判，在莫迪第三个任期内，印人党政府不可能对自己的政策包括对华经济政策进行方向性调整，可能引发调整的变量仅仅只是印度政府的国内动员能力和对外行动能力。

当然，内外行动能力的变化是分析一个执政集团政策走向的重要参数。但是，首先需要看到，这种变化的方向性意义并不明显。也就是说，执政集团不太可能因为能力下降而调整内外政策方向，充其量只会将手中的资源和预期目标重新排序而已。其次，还需要看到的是，政府的资源总是被优先用于解决国内问题，除非国家处在全面战争状态之下，这使得用以实现对外目标的资源所占比例总是有限的。印度政府和任何国家政府一样，从未也不可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使用在对华或者对巴战略上。这意味着莫迪政府即使出现政策资源不足、行动能力下降，首先受到影响的也是其国内政策而非对外战略。更为重要的是，莫迪政府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调整其对外政策。需要认识到，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大选中的加分项，而不是减分项。不仅如此，从过去十年的执政历程看，印人党政权虽然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外界和其自身吹嘘的那样炫目，但其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却有目共睹，莫迪的确显著地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并且其对邻国充满敌意的攻击和挑衅行为也并未引发严重后果，更也没有让印度因之付出足以动摇其意志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没有理由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

未来，印人党将延续其已得心应手的煽动策略，在国际反华舆论的配合下，在印度国内外继续大肆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以强化国内政治动员，并通过制造“他者”认知以完善印度教“大婆罗多”话语叙事，同时为自己从同样反华的美西方阵营赢得更多支持。印人党及其宣传机器也将更加频繁和肆无忌惮地利用所谓“中国威胁”与边境问题的话题激起民愤，试图通过表现对华强硬立场吸引更多国内外支持。印度一些政客会继续借炒作涉华议题造势，尤其是继续拿中印边界问题做文章，并围绕边境问题采取基建、增兵以及加大投入等一系列“造紧张”但又“壮声势”之举，以服务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国内外的政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莫迪政府在某一个时间段内释放出的中印经济关系缓和信号，并不能作为评估印度对华政策调整的重大指标，更不能据此对印度可能的对华政策走向怀有过高估计。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地区研究与中印关系

吴俊，中国社科院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洋问题与中印关系

张展毓，中国社科院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