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富豪明星保镖的两张面孔

作者|  崔一凡

来源| 公众号“谷雨实验室”

“你们没接触这行的时候感觉保镖就是轰轰烈烈的工作，大起大落的厮杀，不是这样，在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无尽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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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第一次见到保镖，你可能会感觉到反常。我见到的那个保镖学员，三十岁左右，身材不高，一股股肌肉从汗湿的短袖作训服里透出轮廓。当我问好时，眼前的男人看起来并不打算回应。他把身体微微向后靠，目光凝成一根针，警惕地上下打量我。

我是在保镖学院见到他的。那是一家专业的私人学校，在北京和天津之间。从外看，像是一个综合性体育馆。训练馆附近是高尔夫球场，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经过几秒钟的尴尬，确定我无法对他构成威胁之后，他开始拿出一个黑皮本，告诉我他正在复习上课记的笔记。

我提出想看看，他再次向后靠了一下，拒绝了。

连我都开始紧张起来。我想要他放松，表示亲切，可是结果适得其反。后来，不止一个保镖向我讲述这样的经验：如果有一辆车急刹停在面前，他们会感到极大的恐惧，甚至是愤怒。很难想象，一个人经年累月地，神经高度紧绷，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这就是我见到陈永青时留下的印象。

陈永青在规范学员持枪动作

大部分接触过陈永青的人都会夸他，“双商极高”。他是学院的院长，能妥帖地照顾身边所有人，即使素不相识，也能从他的高昂情绪中感受到热情。只有一次例外。我和他坐在办公室长沙发的两端，下意识往他的方向靠了靠，他几乎毫不犹豫立刻起身，坐到离我更远的单人沙发上。

等到第二天，他讲到“安全距离”的概念，我才意识到我无意间对一个保镖的冒犯。他们拥有超越常识的谨慎，甚至到了夸张的程度。——很难想象，陈永青需要在家中养上十几条看门狗，安装八九个摄像头才能抓住些许安全感。

“身边路过一个人，背个包，我就认为这个包里边有刀。”他说。

陈永青

陈永青三十多岁，身上晒得黑黑的，下巴上留一撮小胡子，头发直愣愣竖着。翻看他的履历，出身行伍，曾是部队里的“兵王”，拿过一次比武第一，两次第二，很多次三等功。在网上搜他的名字，会出现不少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和战力评测，大部分是假的——人们对这个行业总是充满神秘的想象。

那天下午，陈永青在学校一楼的训练室里指导学员，科目是拔枪射击。他让七十多名学员换上军绿色的作训服，稍显紧身，目的是防止打出的弹壳蹦进领口。训练用枪除了材质和颜色，与真枪相仿。他们在为几天后的老挝实弹射击训练做准备。

北京，提着包的学员，开始入营第一课——站军姿

学院的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一大半是退伍的老兵。他们怀揣着士兵的骄傲和保镖的梦想来到这里，进入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体能训练，不是成为保镖的充分条件，重要的是：不断怀疑，不停思考。等他们走出这里，他们将被塑造成不同的人，强大，冷静，也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代价。

枪声参差不齐。陈永青不大满意，亲自演示了一遍。他像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军官，放松地巡视着士兵们训练，又时时释放威慑。

“你手在哪儿呢？没听明白咋地？”

“彪子，你他×老晃！晃什么呢！”

“谁慢了？”

“我！”队伍中几人喊。

陈永青示范标准持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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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院，陈永青是“连长”，也是“指导员”，尽管他对后者的角色并不感冒。比起做思想工作，他更擅长飞起一脚让学员长记性。这不是一个表达慈爱的地方。他尽可能表现得强悍，每天绞尽脑汁琢磨的是，怎样让他的人强悍起来。

2010年，陈永青专程去以色列接受保镖培训。第一次跟教官握手，他被捏到生疼，“马上就感觉这个人练过，真牛”。后来熟悉了，教官告诉他，他没练过武术格斗，“但我一定会用全力来握手，我让你感受到我的强悍。”

北京昌平，经历过“魔鬼24小时”特训的学员满脸泥巴

鸭舌帽不能带，阻挡视线。墨镜也一样。眼睛是发现敌人唯一、最快的武器，“带上墨镜黑灯瞎火的，你能看见啥呀？”

从以色列回来后，保镖学院真正专业起来了。不像早年，他们发了疯地挑战生理极限。他意识到了，保镖和士兵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士兵学习如何进攻，保镖最重要的是防守，能打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眼睛和脑子。

第二天下午的理论课上，陈永青突然发问，“今天训练用的那两辆车，车牌号是什么？”——在这之前，他们刚刚进行了突发情况应对训练，之前车一直停在大门口，没人想到还有道考试题在这儿等着。

2019年3月1日，37期保镖培训班共招募了100名学员

没人说话。教室前的陈永青扫视他们，然后双手撑在讲台上，拉下脸，像是在生气。几位学员在良久的沉默后鼓起勇气举手回答，没一个答对的。

陈永青冲他们挥挥手以示肯定，突然提高声量说，“你们质疑了吗？”他左手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保镖就是要质疑全世界。”

保镖学院里至少三个月的基础培训，放弃是常有的事。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一问就是“练不动了”。学员里大部分是退伍士兵，身体上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找陈永青聊，说胳膊疼、腿疼。陈永青明白他们在想什么，部队里没有刻意制造的精神压力，不用辩论、不用上礼仪课、不用揪着一件小事来回琢磨，“（没想到）我真他×练他”。

在泥泞中摸爬滚打的学员们累倒在操场上

一天下午，学员集合在学院门前，一辆用于训练的白色SUV停在那里。学员们分班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陈永青提前在车上设置了十处安全隐患，比如轮毂上少了颗螺丝，底盘上放置了追踪器。七八个学员忙前忙后，倒腾来倒腾去，陈永青坐在一边捂着嘴偷笑。

“不是我说你扯后备箱垫子干嘛啊！我真服了你了彪哥，真的。”

21岁的王彪来自内蒙，训练三个月后，已经把目标从当保镖调整到了“减减肥”。陈永青把他叫到面前，照他胸上捶了一拳，然后凑到他耳朵边说，“我给你泄个题，你去看看车上有没有电子产品”。

一个保镖学员。赵伟，曾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王彪就又到车里捣鼓了半天，找出一根数据线，“报告！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这干什么用的？”

王彪愣了。陈永青拿起那根数据线，大拇指推开接头处，“看见了吗？”

“只要我充电状态，它就源源不断向外播出电话（信号），车辆内部所有的语音全部被录音，它是一个录音的东西，并且往外发送，可怕吧？”陈永青说。

对于那些社会上的体面人来说，打打杀杀是不入流的套路，个人隐私才是让对手身败名裂的利器。

学员在进行车辆特种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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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东南亚某国执行任务的李正阳向我证明了训练的必要性。李正阳35岁，学院第十期学员，有九年保镖经历。类似记车牌号这类事是他的日常。——他出任务的地方，在商场里就能买到枪。去任何地点之前，他都要摸清附近的环境，找到至少两条撤退路线。

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老板司机的电话，说有人搜他们的车。他赶到司机所在的酒店，要求司机把装着重要物品的钱包交给他。等他绕过大堂来到约定的地点，发现门外停着两辆不认识的车，玻璃黑黑的。再打司机电话，对面说话变得吞吞吐吐。

他察觉到司机“已经被别人控制了”。

过了一会儿，他面前的三扇电梯门同时打开，里面站满了人，司机正在其中。他一直在躲避李正阳的眼神，李正阳没再说话，上前拿过钱包。几乎同时，电梯里的人一涌而出，“不许动！”

他飞奔出酒店，跑到提前规划好的一条下坡路。一公里后，对方依然穷追不舍。他钻下水道，翻墙，最后靠背和脚支撑在两面相距一米，高约三米的墙中间，追击者就在他屁股下面来回找。他大气也不敢喘，硬撑了二十分钟，等到同伴来接他，他已经完全动不了了。

在横木的负重下进行持枪动作训练

有关保镖的电影，让他们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定格：棱角分明的脸，不苟言笑。黑色墨镜是标配，打架时也不用取下来。他们保护女主角穿越枪林弹雨，从不转身看爆炸。但这一切可能全是错的。

陈永青看不上那些左青龙右白虎，公司摆一尊关公像（“黑社会啊？”），动不动就要打10个的“保镖”。保镖的精髓在于，用相对较小的成本抵御危险。

戴墨镜的坏处是无法释放威慑——老板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都意味着危险指数骤增，比如嘈杂的会场，或人挤人的电梯里，保镖会与每个人眼神相接，四目相对，意味着“我在关注你”和“你的犯罪成本很高”。

保镖学员开营仪式

他津津乐道的，是专业上的细节——双手摆放的位置，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是为了出手方便；双脚站姿一前一后，遇到突然袭击不容易倒下来。甚至保护明星时也有独特的规定，掌心向下来阻隔粉丝。

不过陈永青的性格，保护明星这麻烦事，他懒得干。

陈永青的学校试图向更专业、更规范靠拢，但总有人误解他们的职业属性。曾经有一个东南城市的工厂老板找他要保镖，最能打的那种。陈永青派去一个体校毕业的。到了之后，他发现这位老板没有被保护的需求，但有看别人打架的需求。他带着保镖四处打架，这位学员也很争气。

陈永青听说，让他赶紧回来。

这是一份防患于未然的工作。陈永青对于任务是否成功有独特的判定方式，“枪声一响，即告任务失败。”

2013年8月16日，北京，学员们刚刚经历一场冲水匍匐

陈永青手下的一名保镖曾经服务过一位正在住院的人物。当时保镖在病房外看护，他看见一个男人背着手在楼道一端左顾右盼——对于保镖来说，视觉盲点就意味着危险——他装作若无其事，走过去，斜眼一瞥，发现那人手中握着一把匕首，他扑上去，就地制服。

后经查证，此人的确是仇家派来的。

成为私人保镖和学院的教官之前，徐少帅曾在部队服役。他88年生人，身高一米九，体重220斤，平常看起来总是乐乐呵呵的，相当随和。但严肃起来（比如瞪着别人的时候），会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要说打，像他们这样的，我可以打四个，”徐少帅指着正在训练的学员说。“但再能打也打不了十个八个的，对吧？”他补充。更重要的是，“把这些事情做到一个防范，不让它发生就OK了。”

2019年4月，北京，一个公司老总正在挑选保镖

徐少帅曾服务过一位遇到债务纠纷的老板，他怕对手报复，连上厕所都让他跟着。一次债务谈判之后，一辆载着五个人的银色捷达与老板的车同时启动，少帅故意绕了几个弯，捷达车依然尾随。这种情况说明，他“今天晚上肯定是要负责这帮人了”。

打是不能打的，毕竟在别人的地界。他心里有了打算。下午四点，徐少帅把车开到预订的酒店，让老板进房间休息。捷达车里的五个人也随同他们一起上楼，停留在楼梯拐角处观察老板房间的方位。少帅斜瞄他们，心里有底了。

六点多钟，徐少帅带着老板从车库绕行到一家餐馆吃海鲜。他对老板说，前台通知今晚要停电，我又给您订了一家酒店，吃完饭就过去。老板没察觉什么异样，饭后，他把老板送走，自己回到原先酒店的房间里。

晚上十点多，不出所料响起敲门声。他去开门，捷达车里的五个人愣在门前。

“怎么了？”他说。

“不好意思，敲错门了。”他们说。

“你不是不好意思，我知道你想干什么，离这儿远点，听懂了吗？”

保镖训练生在进行持枪要员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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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作为私人保镖出任务时，徐少帅曾在一个“只有有身份的人才会住”的地方发现了针孔摄像头。它藏在酒店客房的电视机开关后侧，是个黑色球状物体，不到指甲盖大小，如果不带任何恶意地揣测，几乎所有人都更愿意相信这是个电视信号接收器。

他还在老板车座下方，发现了窃听器。“安的地方太不专业了。”他的对手是位私家侦探，徐少帅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对方尝试跟踪过他，不过专业技能不过关，“不知道换车”，被他甩掉了。

他不动声色将窃听器拆除，放到另外一辆无关紧要的车上。之后翻出公司监控，发现安装窃听器的是老板的一个下属。老板怒火中烧，要处理内鬼，被少帅劝住了，之后按兵不动，避免对手采取下一轮进攻。九个月后，所有纠纷尘埃落定，内鬼被揪出，那名私家侦探也消失了。

学员们在进行要员保护实训

5月21日上午八点，北京，国贸大酒店地下一层，来自圣卢西亚的四名要员将在这里参加一场商务发布会。徐少帅穿着黑色西服，把一只连接着对讲机的透明耳机塞进耳朵。他手上拿着一张酒店的便签纸，上面用铅笔横平竖直地画着会场平面图。一天前，他踩点了最近的医院、超市和派出所，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规划了几条撤退路线。

如果你胆敢像我一样背着手在会场外瞎晃悠，保镖们的眼神必然会让你产生不适——事实上我们前几天刚见过面，还聊了几句，但这不能成为被豁免的理由。

等待面试的保镖

徐少帅从部队复原回家后，在一家国企过了几年安逸生活。他受不了，希望能刺激点。几年后，他住进了保镖学院的宿舍，另一头床位的稍稍响动就能把他惊醒。

成为梦想中的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安全感。现在，所有离开过徐少帅视线的食物，他都不再入口，他养成了一口喝完一瓶矿泉水的习惯。他确切无疑地“开始不相信任何人”。即便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如果中途上厕所，回来之后就一口也不吃了。

“但是离开之前我一定会吃饱。”他说。

“保镖多多少少会有点被迫害妄想症。”白天的训练结束后，陈永青难得露出一丝疲态。逐渐微弱的阳光照在二十多平米的办公室里，墙上摆放的坦克模型逐渐暗下来。陈永青来回踱步，突然转头告诉我，“我走路永远是没有声音的”，“你要保证自己在黑暗中，你要是‘趿趿’的，别人会有准备对你，对吧”。

“我们时刻保持强悍的一面，但是内心其实很脆弱的，或者很孤独的，对吧。”陈永青说。

2019年3月23日，老挝万象，学员在泳池内秀肌肉

远在东南亚执行任务的李正阳提醒我，“跟保镖聊天的时候，不要问他们家庭的事，懂吗？”很多时候，他们去陌生的城市，没有认识的人。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屋子里就你自己，很无助的一个感觉。”

他想起一位相识的保镖，在陌生的城市跟随老板多年。老板不喜欢张扬，从未承认自己有过保镖。他一个人住在雇主家附近，每次老板出门办事，他就远远跟着。每天的任务结束后，他独自回家，锻炼、举铁，一下一下，把自己累到筋疲力尽，才能安心睡去。

在一所废弃网球场馆改造的训练馆，保镖学员开始特训

李正阳在学院训练的第一周结束后，院长组织大家一起喝酒。他给学员放他们训练的视频，大家看了都挺感动，“今天都放开了喝！”陈永青说。一场大酒之后，学员们各自回宿舍睡觉。

没过一会儿，陈永青在楼下大喊“紧急集合！”

一分钟时间，从三楼到一楼，要穿戴完毕，列队整齐。陈永青拉着他们在操场上来回冲刺，做俯卧撑，一边做一边喊“我是保镖！喝酒没有战斗力！”

“所以我从学校出来以后，跟老板出门再也没喝过酒。”李正阳说。

他们尽可能不被任何情况干扰，永远保持紧绷的注意力。李正阳有时回学院代课，跟学员讲，“你们没接触这行的时候感觉保镖就是轰轰烈烈的工作，大起大落的厮杀，不是这样，在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无尽的孤独。”

北京，学员结束一个月训练，高歌一曲送别“战友”

* 本文李正阳为化名。

谷雨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