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在慕尼黑，给老欧洲判了死刑

文 | 丁毅超

自08年经济危机以来，对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质疑一浪高过一浪。如果说特朗普2016年第一次胜选只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崩溃的预兆，那特朗普的二次当选则吹响了对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全面反攻的号角。

JD·万斯在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讲话是这场战争的最新注脚。拜登政府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本质上就是给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国际秩序换个说法，躲在这种秩序下的欧洲建制派充其量只是全球帝国的附属品（或者用MAGA派的话说，寄生虫）。这种秩序既不能代表民众，也不关心民众。

用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来说，“这是我在政治中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与你在达沃斯某个地方听到的相反，公民并不认为自己是‘开明的动物’或可以随意替换的‘全球经济齿轮’。他们不想看到他们的领导人无情地忽视他们。”

传统保守主义确实还未找到替代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面道路，但这绝不妨碍它积极行动起来，塑造出强有力的政治联盟，并对大西洋两岸的新自由主义建制派发起全面挑战（关于传统保守主义的讨论详见之前文章《特朗普的人事任免，“老保”总复仇的开始》）。JD·万斯指着鼻子骂式的批评震撼了建制派政客的自我催眠。对我国来说，我们与特朗普和万斯们的立场和理念当然有根本上的不认同，但至少在此刻，万斯为千千万万饱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伤害的人喊出了，见鬼去吧！

虚假的价值观同盟

为了更好地帮助部分不那么了解情况的读者，笔者首先对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本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背景进行简要介绍。慕尼黑安全会议起源自冷战时期，为各方提供讨论安全问题的平台，实现以对话保持和平的目标。冷战后，会议参与者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外交部长于2010年首次参加该会议。目前，该会议每年举行一次。

自2022年以来，俄乌战争成为该会议的压倒性议题。俄罗斯被该会议组织者视为战争发动者，被排除在参加范围之外。JD·万斯曾于去年作为俄亥俄州参议员参加过会议，并因为其对乌克兰胜利的强烈质疑引发欧洲建制派的不满。

在JD·万斯参加本次会议前一天，特朗普宣布了他的俄乌和平谈判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是美俄间的双方谈判，欧洲建制派和乌克兰被排除在外。在记者询问乌克兰是否能作为平等对象参与谈判时，特朗普回答“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乌克兰和欧洲建制派的主要诉求（比如加入北约）不会出现在谈判条款之内。该计划完全推翻了上届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场，引发建制派舆论的强烈不满。部分亲乌派人士将此视为新时代的慕尼黑会议，是约瑟夫·张伯伦绥靖主义的再现。

可以说，欧洲建制派是带着严重的焦虑和愤怒参加本次会议的，他们试图通过JD·万斯的态度判断特朗普的计划是虚张声势还是真实意图。问题是，JD·万斯的发言远比他们预想得还要糟糕。万斯的发言非但没有安抚欧洲建制派的情绪，反而枪口朝内，直接指责欧洲建制派才是祸乱的根源。

万斯通过一系列例子戳穿了欧洲建制派长期以来维持的西洋镜，即建制派的民主价值观只是新自由主义的民主价值观。它只对新自由主义宽容，对其他人专制。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这就是霸权自由主义。

被取消的罗马尼亚选举是万斯最主要的例子之一。2024年年底罗马尼亚举行总统大选，结果被认为亲俄的总统候选人乔治斯库以22.94%的支持率获得第一，进入第二轮选举。罗马尼亚最大的两个传统建制派政党则分别以第三和第四名出局。然而罗马尼亚建制派在第一轮大选后以Tiktok偏袒乔治斯库为由，向罗马尼亚宪法法院起诉要求取消第一轮选举。在建制派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在12月6日推翻了自己在12月2日一致做出的选举有效结论，宣布重新举行选举。

“灵活的民主标准”不仅出现在罗马尼亚，也出现在整个欧洲的各个角落。传统上，慕尼黑安全会议会邀请所有的德国政党出席。万斯质问，德国建制派拒绝邀请德国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参加会议的行为能够称为言论自由么？罗马尼亚建制派意味含糊其辞的俄罗斯威胁就推翻选举结果能称之为民主么？万斯甚至讽刺道，“但如果你的民主制度被别的国家通过在网络上投入几十万美元的广告费就摧毁的话，那么首先说明这个民主制度本身就不够强大。”

对欧洲虚假价值观同盟的严厉批评最终上升为所谓的“虚假消息”。欧洲建制派通过玩弄“虚假信息”的定义权，将一切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不对付的观念打入冷宫。

万斯演讲的全部内容都可以浓缩在这句话中。“我对欧洲安全最担心的不是俄罗斯、中国或任何其他外部力量。我担心来自内部的威胁”。（陈道明老师画外音：“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拜登的跨大西洋价值观同盟充其量只是两岸新自由主义者的同盟，是那些在达沃斯高谈阔论者的联盟。美国民众，至少美国MAGA派绝不承认这叫民主和自由！

向新自由主义全面宣战

万斯的发言内容是否正确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同意识形态光谱会得出截然的答案。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万斯为何要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做出这番发言？

这一问题的答案必须回到美国的国内政治斗争中。特朗普上台一个月以来，阿美利加国的内部政治变动不可谓不激烈。在特朗普的全面支持下，马斯克所领导的政府效率委员会（DOGE）与美国公务员部门展开了全面斗争。由上届政府所设立的各部门DEI办公室在第一时间遭到裁撤，从财政部到教育部再到国税局，持有尚方宝剑的马斯克如同巡查御史一般将一切试图阻挡的官僚斩于马下。大批官僚的退休、离职和开除成为残酷斗争的不起眼注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全面暂停。作为一个长期以来毁誉参半的组织，它似乎正在走向自己的最后一刻。

为表达对特朗普政府关闭对外援助机构国际开发署（USAID）计划的不满，由民主党议员和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领导的抗议者于2月5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

分析特朗普的内部政府改革不是寥寥数言可以解释的事情。笔者暂时只想指出，这场政府改革是近代社会契约论以来对国家中立化和工具化改造的失败征兆。官僚机构的设置方式本身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定偏好性，这正如笔者之前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否则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华盛顿特区具有压倒性的亲民主党投票表现。MAGA的激进变革揭穿了长期以来心照不宣的西洋镜，这也是在为何瘫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却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提供大量支持。

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影响下，内部与外部问题是一体的（这点对我国来说也是如此），国际开发署这一名字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笔者不否认国际开发署在历史上确实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救济，正如笔者不否认近东救济处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大量基本保障；但这不妨碍这些机构本身是新自由主义最顽固的堡垒。

与它们内部所产生的官僚主义问题相比，对新自由主义的高度认同和不懈追求导致它们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美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新自由主义化的国内和国际机构与主流媒体、学术机构以及建制派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利益共同体。这也是为何BBC公告承认，“与许多国际发展组织一样，BBC媒体行动也受到了美国政府资金暂停的影响，这笔资金约占我们2023-24年收入的8%。”

当然，在官僚主义的游戏中，这些支出绝大部分都是合法且合规的。只不过这些程序性解释无法绕过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一家受英国政府指导的英国公共广播公司一年8%的收入来自美国官方的援助。

新自由主义在内外问题上的一致性意味特朗普政府必须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同时对新自由主义发起进攻，这也是万斯一直以来的思路。自当选俄亥俄州参议员以来，万斯认为只有以总体对总体的方式，才能对抗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今日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是在单一领域可以被驳倒的理论，传统保守主义需要构建起一整套平行系统才能有效抗衡新自由主义的印象。这意味它需要自己的智库、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国际关系网络。

在这套新的理论范式之中，诞生出了新的国际政治奇景。德国选择党（AFD）是少数公开要求摆脱美国驻军，实现德国独立的政党；在传统意义上，它经常被划入反美政党的范畴。然而，万斯在本次会议期间跳过德国总理舒尔茨，直接与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会面。换言之，在MAGA派眼中，这样的“反美政党”才是德国价值观更正常的代表。

万斯所展现的思路背后，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前景。特朗普政府不需要这些欧洲的新自由主义附庸，它们的存在只会不断透支美国的潜力。在美国回归为“正常国家”的路上，那些左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才是更合格的谈判对象。它们可能会更为顽固地捍卫本国利益，但它们一定清楚地知道，国际政治只能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

欧罗巴的自我催眠

在JD·万斯的讲话中，如果有谁最符合小丑的形象，那欧洲建制派首当其冲。在特朗普去年11月赢得大选之后，大多数欧洲建制派就陷入到某种自我安慰的假象中，幻想特朗普可能会为传统的盟友关系留下几分颜面。欧洲建制派可以将去年JD·万斯的意见弱化为在野党的边缘意见，但他们无法抹除万斯今年作为美国副总统所带来的政治震撼。

为了应对万斯前所未有的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宣布要召开欧盟领导人紧急峰会。这也是笔者直到今日才写完本文的原因之一。笔者也十分好奇，在美国如此强硬的压力下，虚幻的欧洲战略自主究竟能走到哪一步。事实证明，欧洲建制派重来不令人“失望”，紧急会议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欧洲战略自主依旧是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幻觉。

政治讽刺不是本文的重点。或许许多人会不齿欧洲建制派的自我催眠，但这种自我催眠恰恰是欧罗巴结构性困境的结果。这一切都可以归为这样一个结论，即欧洲没有对美国的议价权。

作为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欧洲在所谓的中美欧竞争中即便不是完全出局，也已经全面落后，德拉吉的欧盟振兴计划只会是不具政治实践性的空中楼阁。这种落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很难用三言两语进行归纳。它们在未来的主要价值仅仅在于提供一个大约四亿人口的高端消费市场，在日益关注内部循环的情况下，中美两国没有意愿为此支付太多溢价。然而除了中美两国之外，又无人能够支付溢价。单纯这一点就锁死了欧洲溢价的上限。

在这一事实下，长期与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深度绑定的欧洲已经高度产业特化，在中短期内没有重建欧洲自循环的现实路径。欧洲只有在自觉被人宰割和被迫被人宰割间选择的自由。

台积电其实是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拜登可以通过《芯片法案》让台积电以较为体面的方式被迫在美国设厂，特朗普则直接用关税威胁的方式迫使台积电向美国转移。对台湾地区的政客和商人而言，这颇有雷霆雨露俱是君恩的无奈。

欧洲本质上是一个比台湾地区更有一点自主权的附庸区域。欧洲建制派不是不知道美国内部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也不是不知道欧洲的未来前途渺茫，更为残酷的事实是，即便知道了又能如何？尤其是当他们的全部长期关系网络和利益结构都与建制派深度绑定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像民粹主义者一样调头。大多数人所能做的是紧紧抱住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后一丝余温，期望民粹主义的浪潮不会将自己淹没。

马克龙毫无结果的紧急会议是最新的注脚。甚至波兰这样最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都不赞同所谓的欧洲军想法。欧盟的内部差异性和主权国家自主性存在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欧洲所剩下的只能是毫无意义的威胁和空洞的团结论调。他们唯一能期待的是，大西洋彼岸的些许仁慈。

事实始终是残酷的。德国更是从去年12月开始，每月出现一起非法移民在德国境内的无差别袭击事件。当这些新自由主义的达沃斯人拥抱难民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难民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价值，但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文化融合的成本和代价。毕竟正如万斯所说的那样，在达沃斯人的眼中，民众必须是“开明的”，对非法移民的合理担忧总是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

新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究竟会是什么样？至少，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旧伙伴关系已然坍塌。这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过程，欧洲人只能学会适应这一点。一切如同万斯所说的那样，“相信我，这可能听起来很幽默，但如果美国民主能够经受住格蕾塔·桑伯格十年的践踏，那么你们也能经受住伊隆·马斯克几个月的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