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印度人正在成群结队占领美国？事实可能远比这复杂微妙…

编者按

一个世纪前还处于贫困边缘的印裔美国人如今正在强势崛起，近年越来越多的印裔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部分外界观察人士通常将海外印裔视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其内部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印裔中不只有哈里斯为代表的模范自由政治精英群体，右翼分子和保守主义者的力量也正在显现。传统上印裔美国人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拥护自由主义与美国成功故事，在心理上更接近富有白人，但逐渐扩大的印裔群体开始不局限于高种姓而是日益多样化，并且他们也始终摆脱不了有色人种和外来者的天然身份。印裔的复杂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美国政治参与上的临界摇摆地位，美国撕裂的社会环境正在加速强化印裔群体内部由种族、宗教、文化和阶层带来的各种离心力。印裔美国人正成为影响美国大选的关键性投票群体，其内部政治转变或将给美国政坛带来深刻影响，值得关注和思考。南亚研究通讯特此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The Nation

当一个族群开始产生著名的仇外者和种族主义者，特别是反黑人主义者时，这个族群就真正在美国兴盛起来了。从受害者到施害者的轨迹是社会流动性上升的最可靠标志之一。1993年，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美国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时代》杂志中悲伤地指出，同化意味着移民必须“自由地加入这一最持久、最有效的美国文化通行仪式——对土生土长的黑人的负面评价”。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老派的新教徒维护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壁垒，他们成立了“一无所知党”（Know Nothings）和“3K党”（Ku Klux Klan）恐吓有色人种乃至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和犹太裔美国人。在21上世纪，高喊MAGA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意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右翼偏执者们是这些团体的后代，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曾任极右派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执行主席，曾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共和党籍美国政治人物）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特朗普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反移民顾问，制定了特朗普种族主义和严厉的移民政策）等人物。

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为数不多的有趣发展之一是，有新证据表明印裔美国人（或者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会加入这一长期趋势。在共和党初选中，两位候选人出人意料地引起了轰动，他们分别是是科技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和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黑利（Nikki Haley）。虽然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竞选主导地位，但拉马斯瓦米的竞选活动在8月份曾短暂飙升，而本期杂志付印时，黑利的上升势头则更加稳健。这两位印裔候选人只是特朗普名义上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几乎锁定提名，因此这两人更有可能只是来展示他们可以用一种时尚的新形式推销 MAGA 纲领，从而“试镜”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未来成员，也许是副总统。他们由此参与进了莫里森30年前所写的“进入美国文化的仪式”。

拉马斯瓦米将特朗普主义重新包装成一个不怕冒犯的傲慢年轻商人。在 12 月 6 日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期间，拉马斯瓦米宣称“大替代理论”（great replacement theory）不是“某种宏大的右翼阴谋论，而是民主党纲领的基本陈述”。他所捍卫的种族主义幻想是，非白人移民被带入美国以取代白人美国人。然而，拉马斯瓦米的整个竞选活动却建立在迎合种族主义情绪的基础上，例如，在8月的共和党筹款活动中，他向观众保证：“我确信白人至上主义者这个恶魔存在于美国的某个地方，我只是从未见过他。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也没遇到过，对吧？也许我会更快遇到独角兽。也许那些也存在。”

与拉马斯瓦米的挑衅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黑利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淡化了种族主义。例如，她在12月底拒绝提及奴隶制是内战的原因。正如她经常做的那样，黑利后来在受到质疑时退缩了。

但黑利经常试图利用这一特殊制度的两面性。作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她坚决支持在州议会大厦上空悬挂邦联旗帜。直到一名新纳粹分子在查尔斯顿的一座教堂杀害了9名非裔美国人后，黑利才最终站出来反对这面旗帜——尽管她仍将其称为“尊重、正直和责任的象征”。

对于许多印裔美国人（这一群体绝大多数投票给民主党）来说，拉马斯瓦米和黑利等候选人的崛起是一个好坏难分的笑话。好消息是，印裔美国人在美国公众生活中的地位相对较新，而如今多位政治候选人出现在国家舞台。坏消息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候选人公开拥护的，却是新纳粹主义观点和新联邦历史神话这种最腐烂的白人至上主义。

印裔美国人的迅速崛起，是21世纪美国国内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也是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的伟大成功故事之一。就连拜登也以尴尬的方式注意到了这一点。2021年，拜登与NASA科学家斯瓦蒂·莫汉（Swati Mohan）交谈，当时莫汉正在监督火星探测器“毅力号（Perseverance）”着陆。莫汉1983年出生于印度卡纳塔克邦，这引发了拜登的评论：“这太神奇了。印裔美国人正在接管这个国家——你、我的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我的演讲撰稿人（维奈·雷迪）.......你们太不可思议了。”

从某些方面来看，印裔在一个世纪前是社会底层的极少数贫困群体，现在却与之相反，成为了美国经济上最成功的族群。印裔美国人在无数领域都声名鹊起，从科技（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科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文学（普利策奖获得者小说家朱姆帕·拉希里）、新闻（阿里·维尔什）、音乐（拉维·香卡之女诺拉·琼斯）到喜剧（明迪·卡灵、阿齐兹·安萨里、哈桑·明哈吉）。

印裔美国人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成功，显得拉马斯瓦米和黑利（或他们的思想先驱，如臭名昭著的反黑人极右翼分子内什·德索萨）这些“种族主义骗子”的亮眼地位十分荒谬。此外，2020年绝大多数印裔美国人投票支持拜登，以副总统哈里斯为首的自由派印裔美国政客队伍日渐壮大。目前国会中有五名印裔美国人，且均为民主党人（编者注：这五位政客常被非正式地统称为“萨莫萨党团”[Samosa Caucus]），分别是：阿米·贝拉（Ami Bera）、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罗·卡纳（Ro Khanna）、拉贾·克里希纳莫蒂（Raja Krishnamoorthi）和什里·塔内达尔（Shri Thanedar）。作为国会进步党团（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的主席，贾亚帕尔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印裔议员，在民选官员中的知名度仅次于哈里斯。

然而，将拉马斯瓦米和黑利视为异类是错误的。尽管目前大多数印裔美国人都适应拜登和哈里斯的技术官僚自由主义，但相当一部分少数派正被拉向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

种族仍然是一条巨大的分界线。在美国不断发展的种族体系中，印裔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临界地位，或能发生根本性转变。杰出的黑人激进主义者杜波依斯（W.E.B. Du Bois）认为，肤色界限同时将全球和美国社会一分为二。他对印度人在本国和海外的复杂地位有着敏锐的警觉。在回顾他与孟加拉诗人泰戈尔的友谊时，杜波依斯写道：

“特殊的环境使印度人和美国黑人相距甚远。印度人自然不愿意被误认为是黑人，从而被贴上无能的标签。黑人则认为，印度是一个对自己的种族和肤色感到羞耻的民族。这些认知导致两者之间接触甚少。我与泰戈尔的会面（1929年）帮助改变了这种态度，今天黑人和印度人都意识到，他们都在与白人的优越感作斗争。”

杜波依斯一如既往地预言道：印裔美国人中仍然存在分歧，一派不愿与黑人美国人交往，另一派则认为自己应该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群体结盟，共同对抗白人至上主义。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目前处于右翼印度民族主义者纳伦德拉·莫迪的控制之下。种姓和宗教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歧，印裔美国人社区两极分化严重。在印裔群体规模和政治权力迅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分歧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借用杜波依斯的话来说，肤色界限仍然定义着二十一世纪。对于印裔美国人而言，问题是：他们属于哪一边？

妮基·黑利的整个竞选活动都围绕着她家族在美国的成功故事展开。但她忽略了黑人领导的民权运动对她们的贡献。图源：Carolyn Kaster / AP Photo

1942年乔·拜登出生时，印裔美国人非常少见。19世纪以来美国就存在种族主义的法律，美国1924年移民法对来自西欧和不列颠群岛以外国家的移民设定了严格的配额。1940年的人口普查列出了2405名印裔美国人，此外，反对殖民主义的印度革命党派戈达尔党（Ghadar）可能还偷渡了数百名无证印度人到达美国。戈达尔党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印度人创建的共产主义党派，于1913年在俄勒冈州成立，这十分出人意料。早期的印裔美国人往往是工人阶级，通常是农场工人，而且持有激进的政治态度。

尽管这个群体规模很小，但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好几代。18 世纪和 19 世纪，一大批人乘坐捕鲸船和洋基快船抵达美国。在海上旅行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肯定遇到了一位名叫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涂鸦水手，他在《白鲸记》（Moby-Dick）中提到了一位南亚鱼叉手，即一位名叫费达拉 （Fedallah）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梅尔维尔写道：“头戴头巾的费达拉一直是一个模糊的谜。”现实生活中，类似费达拉这样的移民者定居在新英格兰，他们倾向于与非裔美国女性结婚，并作为一个独特的移民群体消失。19世纪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的锡克教农场工人同样通过与墨西哥裔美国人结婚而融入美国。

这些印裔美国先驱者组成了一个小型的边缘化工人阶级社区，其人口在数千人左右波动。一项学术研究指出，在1940年的人口普查中，“亚裔印度人的教育水平是所有族裔群体中最低的”。1914年，加州众议员丹佛·丘奇（Denver Church）在一次听证会上表达了当时的普遍情绪，他说：“我们这些与印度教徒接触的人普遍都把他们视为威胁......他们就像马一样读不懂我们的语言。”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诉巴格特·辛格·廷德案（Bhagat Singh Thind，1923）中，最高法院裁定，尽管一些学术权威将印度人归类为“高加索人”，但在“普通人”和法律眼中，他们是非白人。这种既是非白人又是高加索人的双重类别表明，印裔人扰乱了美国人的种族理解。换句话说，印裔美国人有潜力朝两个方向发展：成为白人或非白人，而这取决于白人社会制定的专断规则。

1965年移民法案改变了这一切，这是美国人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民权运动反对种族主义的1924年移民法，冷战自由主义优先考虑迅速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群体。在此背景下，这项新法律为许多国家的合格移民打开了大门。

与其他新兴独立国家一样，印度完全有能力成为研究生专业人才的净出口国。英国统治时期，印度已经建立起教育基础设施，英语教学十分完善。作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印度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巨资，尤其重视科学和技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个缩写直2001年才出现，但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印度就已在其首任总理尼赫鲁的领导下致力于成为STEM强国。

尽管尼赫鲁的教育政策本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最初的受益者是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其中婆罗门种姓占多数。新的民主规范削弱了高种姓的传统特权，婆罗门在独立后印度的安全感日益下降。移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逃离这种不友好的环境的机会。印度大学开始培养出大量的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和学者的同时，也造成了人才大量流失的局面。

第一批受益于冷战开启的美国移民主要为STEM精英。他们包括哈里斯的母亲（生物学家Shyamala Gopalan，1958年移民）；妮基·黑利的父母（生物学教授Ajit Singh Randhawa和公立学校教师Raj Kaur Randhawa，1969年移民）；以及维韦克·拉马斯瓦米的父母（工程师兼老年精神病学家V. Ganapathy Ramaswamy 和 Geetha Ramaswamy，1980 年代移民）。

除了更早移民的戈帕兰，这些家庭都受益于1965年移民法。黑利扭曲的种族政治观点的一部分就是否认这段移民历史。2016年，她坚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我们从未通过过任何基于种族或宗教的法律，也从未做过任何基于种族或宗教的事情”。这当然是荒谬的，黑利不仅在迎合白人对非种族主义过去的幻想，也是在否认她本人及其家族从黑人主导的民权运动中获益。承认这种事实将瓦解黑利的伪装，她声称自己是美国成功故事的例证，她的崛起归功于她自己的勇气，与反种族主义政治毫无关系。

黑利和其他印裔美国政客乘着移民浪潮而来，这波移民通常是医学和工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在酒店业找到一席之地的企业家，他们淹没了当时几乎察觉不到的早先印裔人口。20世纪90年代，硅谷的崛起引发了另一波印裔移民潮。2020年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印裔美国人有440万，比2010年的280万增长了50%以上。

这些统计数据需要加以限定，因为“印裔美国人”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语义上的泥潭。以印度总理莫迪和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India这个名字本身就怀有敌意，他们认为这个名字过于包容和世俗。在印度人民党内部掀起了一场将国名改为Bharat的运动，这个词来自印度教经文，意为“追求光明的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和印度共享英国统治历史以及诸多文化传统。卡内基基金会发表了大量关于印裔美国人的研究报告，报告称，在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自称为印度人的外国出生人口中，只有80%出生在印度。根据卡内基的一项研究，“6%的人出生在孟加拉国或巴基斯坦。其余样本则来自从英国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肯尼亚等一系列国家。”

由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犯下的世界历史性错误，“Indians”也被用来描述西半球的土著民族，加重了术语使用的混乱性。与该词的模糊性相比，“南亚”和“desi”（源于梵语，意为“国家”）可以更好描述次大陆移民的实际范围。尤其是在第二代移民中，由国家边界定义的自我认同往往会让位于对南亚或 desi 身份的更广泛认识。但“Indians”仍然是政治学家使用的术语，因为它最容易以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

现在谁穿纱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和她的女儿阿什利在2022年白宫排灯节庆祝活动上迎接宾客。图源：Yuri Gripas / SIPA via AP Images

无论如何定义他们，印裔美国人正在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投票群体。卡内基的同一项目指出，“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印裔美国人投票人口对于美国的政治选举具有了新的意义。事实上，印裔美国人的合格选民人口已经大于2016年总统大选中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地足以定胜负的两党票差。”《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将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列入了印裔美国人选民“数量足以在边缘产生影响”的州行列。

换句话说，印裔美国选民很可能在2020年大选中投票给拜登，这些选民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民主党，他们必然会在未来的总统竞选中发挥同样关键的作用。目前，印裔选民投票给民主党的比例与犹太裔美国人相似。但想象一下，印裔选民的投票方式更像富有的美国白人——他们在社会学上更接近。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摇摆州都有可能支持共和党。对于共和党而言，拉马斯瓦米和黑利的政治潜力在于他们可能会引发这种转变。

除了选民人数不断增加外，印裔美国人在国家政治中也越来越多地担任领导职务，因此出现了哈里斯、贾亚帕尔、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拉马斯瓦米和黑利等人物。政治人才蓬勃发展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印度公共政策和1965 年美国移民法造就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而接替他们的是在美国出生的一代，他们在精英社会空间中游刃有余。

除了这种结构性解释，还有一种文化解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公共政策学教授卡蒂克·拉马克里什南（Karthick Ramakrishnan）告诉《纽约时报》，印度精英阶层长期以来接受英语教育的传统使他们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这可能有助于他们在政治上崛起（而且还可以在文化上崛起）。根据桑乔伊·查克拉沃蒂（Sanjoy Chakravorty）、德维什·卡普尔 (Devesh Kapur) 和尼尔维卡·辛格 (Nirvikar Singh) 2016 年发表的研究《另一个百分之一》（The Other One Percent），美国的印裔在教育和世俗成就方面是一个“异类”，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国家] 之一和毫无疑问最强大的国家中最富有、经济上最成功的群体”。

卡内基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印裔美国人对拜登的支持率是特朗普的三倍多：72%的人投票给拜登，而只有22%的人投票给特朗普。他们对共和党持怀疑态度，认为该党对移民怀有敌意，而且过于依赖福音派基督教。（只有10%的印裔美国人是基督徒；54%的人是印度教徒，13%的人是穆斯林，8%的人信奉其他宗教，16% 的人宣称没有宗教信仰。）在这些问题和意识形态自我认同方面，印裔美国人倾向于左派：47%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派，29%的人认为自己是温和派，23%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

除了对特定问题和候选人的立场之外，印裔美国人在美国还被视为自由精英政治的典范——尽管即使在这一框架内，左翼激进主义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已故的LGBTQ权利开创性活动家乌尔瓦希·瓦伊德（Urvashi Vaid）等人物就是这种左翼激进主义的典型代表。正如历史学家兼记者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告诉我的那样，他经常对社区进行尖锐的社会批评，比如“这些人是技术官僚。他们相信历史通过公共政策文件向前发展。”这种世界观也使他们非常适合拜登的民主党。

这样来看，拜登对印裔美国人“不可思议”的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似乎让民主党人的梦想成真：一个快速增长、蓬勃发展、政治参与度高、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坚定地支持民主党。

阿齐兹·安萨里（左）可能比桑达尔·皮查伊（右）更出名——但作为 Alphabet 和谷歌的首席执行官，皮查伊的权力更加持久，影响也更加深远。

但那些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通常都是假的。自由主义技术统治是一种脆弱的意识形态，即使在其受益者中也是如此。事实上，印裔美国人无法避免受到身份和不平等离心力的影响，而这些离心力正在分裂美国和印度。莫迪版本的印度民族主义在印度本土乃至海外侨民中都正在走向两极分化。印裔美国人在宗教、种族和种姓问题上既在崛起，也在分裂。

11月初，拜登和哈里斯邀请南亚名人参加白宫一年一度的排灯节庆祝活动，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日益加剧的分歧。排灯节是印度教的光明节，印度的非印度教徒也会庆祝这个节日，就像西方的非基督徒庆祝感恩节和圣诞节一样。受邀参加活动的人中包括锡克教加拿大诗人鲁皮·考尔（Rupi Kaur）（锡克教徒有自己版本的排灯节，称为Bandi Shor Divas）。但考尔拒绝出席，理由是拜登“支持目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并补充说：“我不会允许我的肖像被用来粉饰政府的行为。”考尔的抵制很快得到了其他印度名人的支持，其中包括女演员里查·穆尔贾尼（Richa Moorjani）、投资人安朱拉·阿查里亚（Anjula Acharia）、电影制片人施鲁蒂·甘古利（Shruti Ganguly）和《棕色女孩杂志》（Brown Girl Magazine）。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宗教分歧而是政治分歧，抵制者并不是穆斯林，相反，他们反映了各个信仰的印度进步人士对巴勒斯坦事业的长期热情。

抵制排灯节活动是自由派技术统治破裂的一个方面，与巴勒斯坦人的团结已经削弱了一些印裔美国人对拜登的支持。与之相反，右翼印裔美国人认为应该为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欢呼，甚至效仿。2023年11月的迈阿密共和党辩论会上，黑利被问及以巴冲突，她回答说，目标应该是“消灭他们（哈马斯）”并“随时随地为以色列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支持”。拉马斯瓦米不甘示弱，说道：“我会告诉内塔尼亚胡，在他的南部边境消灭那些恐怖分子，然后我还会告诉他，作为美国总统，我会在我们的南部边境消灭恐怖分子。”将美墨边境变成像加沙那样的废墟可能不会吸引所有人，但这无疑表明印裔美国人并不能免受仇外心理的影响。

黑利和拉马斯瓦米都可以被描述为不自由的技术官僚。黑利的政治宣传源自其家族在美崛起的历史和其个人履历，重点强调与商界合作的能力、担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经历和担任联合国大使的经历。拉马斯瓦米也将自己塑造为美国精英政治的证明，大肆宣扬印裔美国人在科技领域的典型成功。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模范少数族裔”的叙事也迎合了反黑人情绪，奥巴马等非裔美国政客被指责制造了一种受害者心态，与移民的成功相悖。

如果黑利和拉马斯瓦米加入总统竞选，他们都有潜力扭转部分印裔美国人的选票至共和党。作为在美国长大的有色人种，他们都是熟练的代码转换者，深谙向不同的受众展示不同的面孔的方法。在这方面，他们比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有所进步，金达尔倾向于强烈否认他的印度身份，并声称他是没有连字符的美国人。黑利出生于锡克教家庭，后来皈依了丈夫的卫理公会。有时，她将自己展现为移民能够在美国蓬勃发展的证据，并谈到她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种族歧视；其他时候，她更看重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拉马斯瓦米是一位真正的先驱，他是一名保守的印度共和党人，在开展全国竞选的同时还坚定了印度教身份。拉马斯瓦米试调和兼容印度教信仰和保守的基督教信仰，这两者都反感文化自由主义，因此拉马斯瓦米一再声称只有两种性别。

综合起来，黑利和拉马斯瓦米代表了印裔美国右翼的新特点：候选人似乎有能力跨越种族鸿沟。用杜波依斯的话来说，他们在努力将印裔美国人社区拉向白人一边。

波莫纳学院政治学家萨拉·萨德瓦尼（Sara Sadhwani）对印裔美国人进行民意调查，以测试种族认同是否能克服党派认同。她发现，“近60%的人……表示他们会支持印裔美国人竞选公职，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党派，这一比例相当高。”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米兰·瓦什纳夫（Milan Vaishnav）观察到，2020年后“亚裔美国人整体上出现了一些右倾趋势”，尤其是在犯罪和通货膨胀等问题上。他认为，黑利作为更建制的共和党人的形象有助于她在印裔美国人中“取得进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德维什·卡普尔（Devesh Kapur）对此表示赞同：“我的直觉是，如果黑利变得更加出名，她毫无疑问将得到社区的更多支持。”

锡克教社区中贾卡拉运动的执行董事纳因迪普·辛格（Naindeep Singh）认为，在诸如性别（一些年轻的印度人反感推翻父权制规范并开始转向右翼）和种姓（困扰包括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在内的许多社区）等一系列问题上，印裔移民群体出现了分裂。

1965年后的早期移民一代往往来自高种姓群体，但随着印裔群体扩大，其成员也逐渐多样化。在美国，与印度一样，达利特激进主义的兴起遭到了右翼的强烈反对。最近，硅谷还出现了歧视达利特人的高调指控。面对婆罗门捐赠者的压力，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等民主党政客已搁置反种姓措施。

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也正在分裂印度侨民。卡内基的一份报告指出，“印裔美国人普遍对莫迪持赞成态度。近一半的印裔美国人认可莫迪作为总理的表现。”但莫迪对穆斯林和锡克教徒等宗教少数派的敌意使他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2023年秋天，有证据表明他的政府正在美国、加拿大和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展开对锡克教分裂分子的暗杀行动。这是一个爆炸性问题，将莫迪的印度教支持者与他的批评者（包括世俗进步人士和宗教少数派）区分开来。

杜波依斯问道，印度人将落在全球肤色界线的哪一边。我们可以补充一点，现在全球不仅存在种姓界线，也存在宗教界线。这些界线不仅分割了印裔侨民，也分割了印度本土。

印裔美国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大规模转投共和党。然而，右倾并不一定意味着党派转变。20世纪60年代，美国犹太人中出现的右翼思潮培育了一种新保守主义，这种新保守主义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都有所体现。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认为，印裔美国人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一种印度新保守主义，以及一个在政治影响力方面可与以色列游说团相媲美的印度教游说团体正在诞生。拉马斯瓦米和黑利催生了印度新保守主义的出现，这一现象将在未来几年挑战自由派技术。

作者简介：Jeet Heer是印裔加拿大作家、漫画评论家、文学评论家和记者，《The Nation》杂志的国家事务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