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下乡第一课

      公元１９７５年９月，一群心比天高，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血青年汇集在西安市的胜利饭店，准备去陕北的延安地区插队落户。我本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时的我，踌躇满志，大有“火旗飞舞冲天笑，赤遍全球是我家”的雄心壮志。经过团省委的组织调配，从六十多个志愿去老区的应届毕业生团干中抽取了包括我在内的１5名同学，给安排到延安市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插队。带队的是团省委的干部，我们这个知青点同时也是陕西省团委的工作点。

     这个知青小组虽然只有１５人，但来自不同的７所中学，而且每个人在各自的学校都是“头”，不是团总支副书记，就是红卫兵大队长。但当时只有我一人是党员，顺理成章被选为组长，成了“头”中“头”。这是一个比较难当的组长，且不说由团省委蹲点干部的因素，就是小组同学里，也有在当时响当当的市级模范，同学之间谁服谁呀？

     好在我没辜负每位同学的期望，带头吃苦，严格要求自己，以小组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使每个同学在他们各自的人生中，度过了最精彩的一段。当然，这是后话了。

     记得那是1975年底的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们西安市赴延安插队的60多名知青，分乘几辆大轿车，在西安市开完欢送会后，浩浩荡荡向革命圣地延安进发。一路上，大家高唱革命歌曲，畅谈着各自的宏伟蓝图和理想，说说笑笑，全然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的苦在等着我们，更不知道，把自己的城市户口挪到农村，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令人发昏的年代，自然也会产生头脑发热的人，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青年。

 到了延安市后，知青和送知青的干部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冲突，干部是想把知青送到目的地了事，而知青们到了延安，想享受一下革命精神的洗礼，要求增加参观宝塔山的项目。双方争执不下，后来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次日清晨各县来领人之前上宝塔山。

     次日清晨，知青们都起了个大早，做好了登山的准备。只听一声令下，大家如离弦的利箭，向宝塔山飞奔而去。宝塔山并不高，它当时是红色延安的象征。站在宝塔山下，延安市尽收眼底，延河像一个白色的丝带环绕着延安而过，风景极为漂亮，气势好不壮观。据说70年代初，周总理重回到延安时，汽车曾陷到宝塔山下，当时总理曾感叹的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怎么还没一座桥呀，就这样，宝塔桥由此而生。所以同学们在晨曦中，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但更多的人还是沐浴在老一辈留下的延安精神的境界之中。

      经过数不清的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１５人终于来到了自己的点上－－延安市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这是一个完全隐藏在沟里的村子，从公社的大马路上根本看不到有人居住。延河水从沟前流过，在通往村子的路上有一座３０米长的吊桥。同学们一个跟着一个上桥，由于人多，桥剧烈地摆动起来，吓的有的同学当时就站住了，不敢再往前走。但替我们背着行李的老乡们，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在摇摆不已的桥上悠闲地走着。老乡们看到我们的尬境告诉说：“你们一个一个的单个走，晃动会小一点”。此办法果然灵验，不一会大家都过去了。这时我们这几天的的高兴劲和狂劲一扫而光，还没有接受实实在在的劳动，仅仅过了一座桥都那么费劲，还有什么脸面大谈建设新农村的蓝图？

     到了驻地，村里的老乡送来两筐苹果，大家乐滋滋地品尝起来，窑洞外有个同学喊了一声：“社员正在送粪呢，咱们也参加吧”。同学们像听到了出发口令的战士一样飞快的冲出窑洞，从社员手中抢过担子便担了起来。由于是走下坡路，同学们又拼命往自己筐里装，所以挑起来特别费劲，男同学还好一点，女同学强忍着肩膀的疼痛，一步一晃地往坡下走，让人看了真有一点悬乎，其实每个同学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少唱一些高调，能不能吃苦，劳动上见。就这样一堆粪很快就挑完了。我们由此开始了艰苦的劳动，并领悟到插队绝非是简单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