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猫外卖空包”事件背后，应警惕社会“同情和共情”空包

编者按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游戏ID名为“胖猫”的网络游戏代练，因与女友的感情纠葛，在重庆跳江身亡。“胖猫”与27岁女网友网恋一年半，之后前往女方所在的重庆，这期间“胖猫”依靠游戏代练挣钱，经常通宵，为了省钱连续几天下单10元左右的素菜外卖，而其微信签名为“我不要吃菜，我要吃麦当劳”。“胖猫”去世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网民通过外卖平台购买奶茶、汉堡等物品送往涉事大桥。不料，多位网民发现，送到现场的有不少是空包外卖。对此，茶百道、牛约堡、华莱士等多家品牌已就“空包外卖”致歉。

本次事件中，有两点需要进行追问和反思：一是“胖猫”去世后，相关媒体的评论中不乏恶意评论，戾气严重，如将“胖猫”调侃成为“纯爱战士”“恋爱脑”；二是外卖空包事件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引发了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诚信的追问。而这两点问题背后的共通之处在于，对“胖猫”进行网暴和送外卖空包的人缺乏“同情与共情”。对此，本文指出，同情之心，不仅是人之本性，也是构成现代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基石。在我们这个似乎无情更趋膨胀的世界里，显然需要更多的机制和机会，在保障权利和相互善待的同时，让我们自然地释放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同情与共情：迈向更为友善的社会

成伯清 |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1期

为方便阅读，有删减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当今社会之复杂多元，很难用一种笼统的说法来予以概括，目前社会，“底层互害”的说法不胫而走。这种论调，尤其容易得到既得利益者的由衷认可，这样他们可以将底层人的不幸视为咎由自取。

相信不少人想要痛惩让自己深受其害的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最终只能通过精神胜利法获得满足，或者将怒火发泄到更为弱小者头上。这种层层传递的报复式伤害，到了最底层也只有在同类身上逞能了，这大概就是底层互害的依据罢。所以，以互害来解释当前社会的问题，确有遮蔽问题之根本症结的可能。不过，也存在着一种极端的情形，即所有人的活动均唯利是图，而非以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为目标，此时倘若通过提供假冒伪劣的产品或服务即可实现利益最大化，不用多久真有可能落入所有人相互戕害的境地。

一

但无论怎样，既然产生了互害型社会这种说法， 至少表明公众缺乏安全感，感受到了不友善，必得时刻提防着，不能随意地释放和展示善意，否则可能遭到利用而落入别人的圈套。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不鼓励友善，乃至利用他人的友善而害人的局势?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而任何走出这种困境的尝试，需以我们准确辨识出肇因为前提。

第一种众口喧腾的解释是道德滑坡和诚信缺失。各种指控和罗列，就不必赘述了。国人善于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诊断问题和寻找出路。但在日益去道德化的现代境况中，泛道德化的指责，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恰恰是道德的转型。传统的美德固然需要继承，但复杂的现代社会不能单靠传统的美德来治理。社会形态不同，构成原则和运作逻辑也截然不同，所需的道德及道德的内涵自然也不一样。

第二种常见的解释是原先的社会连结纽带松懈瓦解了，整合机制失灵。社会仿佛陷入了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围绕名利展开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为了不受限制的欲望的满足而不择手段。若说这种因素确实存在的话，倒也有点从特定文明(强调等级和特权)走向野蛮的意味，但这也可能是走向新文明 (强调平等和个体)的前奏。此外，正如涂尔干所言，“社会的发展绝对不是一种持续的解体过程，恰恰相反，人类越是进步，社会对自身与自身的统一性就越有深切的感受”。

第三种解释是逐利冲动。英国经济学家登宁关于资本说过一段话，因马克思的引用而广为人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倘要追逐较高的利润，必须使用非常手段，加之缺乏有效监管，结果可想而知。至于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金融诈骗和电子诈骗，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第四种解释是结构紧张。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布上，阶层界限明显，非此即彼，从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 “结构紧张”状态。“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 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矛盾或冲突的状态，社会价值观念分裂，生命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成为李强教授所说结构紧张的典型效应。

第五种解释是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如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我们跟他人的交往原则， 依随着关系的亲疏而不同。跟家人形成的是情感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遵循需求法则，即我们会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跟熟人形成的是混合型关系，即其中既有情感性因素也有工具性考量，在这种关系中我们遵循人情法则，即礼尚往来，相互报答；而跟生人则形成工具性关系，至于在这种关系 中遵循何种法则，存在着不同看法。最先提出这个分析框架的黄光国认为遵循的是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而杨国枢则认为是利害法则。对照现实，显然 杨国枢的观点更为符合当今的中国，即在面对陌生人讲利害的时候经常忘记了讲良心。急剧的社会流动和空间迁移以及城市的人口聚集，使大多数中国人仿佛一下子就从熟人圈子坠入到陌生人社会之中。而如何跟陌生人相处，对于国人来说似乎还是一个陌生的课题。我们经常教育孩子的就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而在这样言传身教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其实都是其他人的陌生人。

二

对于心态秩序危机与结构正义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复赘述。关于中国传统的特殊主义文化，其实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固然具有凡事讲究差序格局的倾向，但在我们的文化库存中还有天下为公、众生平等之类的理念。即便是“爱有差 等”而不能“一视同仁”,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制衡。简言之，中国文化是一个带有异质性且不断变动的复合体。我们应该探究的是，何种结构条 件可能选择性强调何种文化特质?特别是不同的结构性条件可能诱发出怎样的人心反应?

美好生活，惟有在美好社会中方能实现。而美好社会，必是一种休戚相关的共同体。爱茨尼在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就职演讲中，比较了诸种关于共同体的界定之后，认为“共同体可以根据两个特征来界定：其一，一个共同体必须要有一群个体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网络，而且是彼此交织、相互强化的关系(而非仅仅是一对一的关系或者链条式的个体关系);其二，共同体需要有对一套共享的价值、 规范和意义，以及对一种共享的历史和认同——简言之， 一种共享的文化——的承诺”。可见，共同的情感和共享的文化，是共同体的核心基础。当然，倡导共同体并非重回乌托邦，而是明确好社会的发展方向。

何种文化适应于当代文明社会?这是一个棘手得让人无从下手的问题。但在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文化问题，就是在陌生人社会中根据什么原则来共处?如何将公平法则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 其中既涉及现代社会中公民权利与义务观念的确立， 也涉及如何将这种抽象理念跟深层的情感结构融贯起来。跟人相处的道德或伦理判断，是一种自发的直觉结果。看到意外倒地的老人，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前去扶助，而利害的考虑则可能阻止我们采取行动。现在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在利害权衡上的结果，也就是整个社会认为应当根据什么原则来处理此类救助行为可能诱发的纠纷。最终的趋向，应该是鼓励公众毫无顾虑地顺从自己良心的召唤。

关于共享的情感或“充满情感的关系网络”, 在我们传统社会中就极为重视。《礼记》有云：“何 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 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 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礼运》)“人义”就是带有情感的关系原则。当然，除了各种单一的角色关系之外， 还必须要有整体的情感，而这由乐来完成，礼以节 情，乐以发和。“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 异则相敬。……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记》)

当然，今天不会再有人相信礼乐可以治理复杂社会了。但即便是现代社会，不只是有理性或利益，情感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维度。揭示了“看不见的手”在现代社会中的关键作用的斯密，专门论述了同情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 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 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和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同情之心，不仅是人之本性，也是构成现代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基石。这种同情的理想状态，当然不仅仅是涉及个人的小圈子，而必须是基于“想象的公正旁观者”斯密的观点，得到了当代生物学家德瓦尔有关共情 (empathy) 研究的支持与佐证。“纯粹依赖自私动机和市场导向的社会，也可能创造出很多物质财富。可如果没有了团结和彼此的信任，就会是一个非常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因此调查显示最快乐的国家并不是最有钱的国家，而是国民彼此信任度最高的国家。”同情和共情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但在特定情境下也会受到抑制。在我们这个似乎无情更趋膨胀的世界里，显然需要更多的机制和机会，在保障权利和相互善待的同时，让我们自然地释放和表达自己的情感。而由同情共感的公众所组成的社会，相信一定更为友善。这种友善，即刻就能让我们体会到人生和生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