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美国涉犹法案，勾起了中国人那段不堪回首的回忆

当美国大学生的抗议活动正在星火燎原的时候，美帝再次展现了其统治力的强大，众议院于5月1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如破竹，通过了一项犹太人保护法案。

这件事再次刷新了我们对美帝的认知。纵然主席说过美帝是纸老虎，但必须得承认纸跟纸是不一样的，有的纸是牛皮纸，有的还加了厚，有的覆了双层膜，有的可能还擦过屁股。

美帝这个纸老虎一定是特殊材料经过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看上去松松垮垮，其实结实得很，关键是什么屁股都能兜得住（包括拜登的屁股），无惧干稀，都不侧漏。

就拿这项犹太人保护法案来说吧，对拜登政府来说简直是一场及时雨。那感觉就像正想窜稀，突然发现没带纸附近也没厕所。绝望之中，有人却给自己裹上了纸尿裤。

美国的众议院目前由共和党控制（共和党222：213领先），按说拜登是个蹩脚总统，一般情况下，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一定会想方设法给拜登政府设置重重障碍。

但是在平息大学生的抗议活动上，众议院竟然高度配合拜登政府，以320:9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让拜登政府镇压学运更加有法可依。

这个效率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2021年在南海撞山的康涅狄格号核潜艇还没开始维修；3月26日被撞的巴尔的摩大桥，一个多月了才刚刚清理出航道，事故船还没拉走，完全修好可能要十年。

这个法案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其内容，竟然从法律上规定了犹太人和以色列在美国享有至高无上和不容置疑的地位。

比如该法案规定，不允许对犹太人进行“妖魔化”的指控，不得宣传“犹太人掌控了美国媒体、经济和政府”。然而这一条款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变相承认了这些事实。

该法案规定，不得指责犹太人和以色列在中东针对其他民族搞“恐怖袭击”、“种族灭绝”和“大屠杀”，不得指控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是一种“种族主义”行为。

该法案规定，不得指责犹太人“更忠于自己的种族和以色列”，不得指责犹太人抱团取暖，而不是融入所在国的民族和社会，不得指责犹太人热衷于捍卫“犹太人的利益”，而不是捍卫所在国的利益。

更离了个特朗普的是，不得用《圣经》新约的神话故事来“丑化犹太人”，比如说犹太人杀死了耶稣。这下就搞笑了，耶稣成了哈马斯，圣经搞不好在美国会成为反动书籍。

有一说一有一万说一万卡尔马克思自己是犹太人，但他对犹太人评价挺客观的，也十分到位。

他说：“犹太人的世俗道德观就是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信仰就是讨价还价，他们的世俗上帝就是金钱。犹太人的真正上帝是汇票。”

也因为这句话，卡尔马克思跟耶稣一样，搞不好也成了哈马斯了。怪不得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呢，原来是因为马克思得罪了犹太资本。

还有，批评以色列政府现行政策、将以色列暴行与纳粹相提并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使用反犹主义相关的符号和图像来描述以色列或犹太人，都会被扣上反犹主义的罪名。

事实上这个离谱的法案，这么高的众议院支持率，说明了犹太人已经控制了美国的精英阶层，已经实现了对美国全方位渗透和控制，成了美国隐形的太上皇。

从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已经接近亡国了，至少是已沦为半资本半殖民地社会，白宫和国会，已沦为了犹太人统治美国的工具（晚清民初的即视感）。

美国缺的不仅仅是五四运动，还缺义和团，缺太平天国，缺虎门销烟，缺中务运动，缺辛亥革命，缺《呐喊》《狂人日记》，缺《猛回头》《警世钟》——

“这美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国会，原是个，名存实亡。替犹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白人，拱手投降……”

虽然这则法案，只是在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和总统签字的流程还没走，但也只是走个流程。因为美国社会已经被犹太资本渗透得万劫不复了。

大家可以看一则拍摄于2023年底的视频，感受一下美国在涉犹太人、涉以色列、涉巴以问题上的舆论氛围，已经极度不正常。

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被学生问及巴勒斯坦人是不是人这个简单问题时，他竟然开始闪烁其词。不想回答或者不敢回答也就算了，他居然认为学生是在威胁他。

无独有偶，众议院于4月16日，以377票赞成44票反对，通过了一项法案，公共场合说“从河流到海洋，解放巴勒斯坦”这句话可能会被逮捕。

因为国会山的老爷们认为，这句话是大逆不道的反犹口号。为啥说大清正宗在美帝？毕竟文字狱玩这么溜的，除了大清就属美帝了。

一个国家通过法律和政治文件，不允许国民批评另一个国家和民族这种荒唐事，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回顾我们国家这段最黑暗、最无望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

近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暴露出侵略扩张的野心，甲午战争只是第一步而已。从此以后鲸吞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是昭然若揭。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后不久，就主持召开了研究积极侵华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后向日本天皇递交了书面报告——《田中奏折》。

其中提到：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该奏折一经披露，立刻引起了世界哗然。虽然日本从一开始就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但此后日本的侵略行动，与该奏折的战略规划几乎分毫不差。

从1927年日本加快了蚕食中国的步伐——1928年4月17日，日军强行登陆青岛，5月3日又在济南屠杀了上万中国人（济南惨案或五三惨案）。

惨案发生时，常凯申装备精良的十万大军就驻扎在济南城外。蒋介石不但见死不救，反而下令北伐军绕道北上，同时还答应日本，禁止一切反日宣传。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炮制了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然后嫁祸给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几个月后，东北全境沦陷。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突然夜袭上海闸北，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毙伤敌军万余人。

然而常凯申却无抗战决心，希望能及早结束淞沪战争，因此一边寄希望于欧美列强调停，一边另辟蹊径派何应钦悄悄直接与日媾合。

最终常凯申答应了日本多项无理要求，换取了日本的《淞沪停战协定》。其中包括，中国放弃了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的驻兵权，上海非军事化，而日本则可在上述地区驻留若干部队。

此外国民政府还承诺，取缔反日宣传和反日言论。浙江省主席张难先，就是因为“侈言抗日”于1932年5月被贬的。被贬后，他回到老家沔（miǎn）阳当起了县长秘书。

1933年元旦，日军向山海关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在喜峰口和古北口给了日军沉重打击。

然而由于常凯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长城守军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后伤亡惨重，至5月被迫撤离长城各口，热河省沦陷，造成日军包围平津的态势。

1933年5月，常凯申派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进行谈判，签署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这份协定是日方提供的，不允许修改一字，并且要求中方在一个半小时内答复。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的天羽英二发表了一则声明（天羽声明），声称中国必须和日本一同努力完成所谓东亚和平与秩序的使命，不得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云云，反映了日本企图独占合众国的野心。

193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大连举行会议，讨论拟定侵华计划。随后不久，日本策动了察东事件，企图进一步蚕食华北。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你猜怎么着？1935年6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敦睦邦交令》，强调对日本“务敦邦谊”，禁止发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爱国言论，禁止组织抗日团体，“如有违者，定予严惩”。

这个有多荒唐？当时台湾早已割让，东北和热河已经沦陷，河北省东部也已经非军事化了，华北五省危在旦夕，常凯申竟然发布这样的命令，严禁反日言论和反日活动。

除了取缔抗日团体，《敦睦邦交令》还成了日本侵略的重要工具，也成了套在国民政府各级官员头上的“紧箍咒”。日本以此为工具，威逼国民政府撤换有抗日倾向或者对抗日活动取缔不利的官员。

1935年9月，武汉举行了防空展览，场地之一位于武汉警备旅司令部铁纪兵营。结果9月17日，日本驻汉口的总领事通知武汉警备旅旅长叶蓬，要求立即会面。

结果他们是来告状了，理由是警备旅的某处悬挂有排日图画，射击场有“复仇”二字，且人形标的上有日帝国××字样，而叶蓬则表示保证没有。

然后日本总领事三浦义秋坚持认为有兵营里反日言论，并且指出，只需承认有此事实便无问题，否则事态严重。随后他们还恶人先告状，在汉口的日文报纸上报道了这个子虚乌有的事。

事情越闹越大，酿成了所谓的外交事件。日本总领事拿出了《敦睦邦交令》，要求叶蓬下台。十几天后（10月2日），常凯申发电湖北省主席，表示叶蓬被停职或免职均可，最后叶蓬真就被免职了。

总之，在叶蓬事件中，《敦睦邦交令》大显神威，国民政府上下官员都明白了一件事，就算你再听党国的话，再努力工作，只要没把日本老爷伺候好了，也白搭。

只要日本老爷不高兴，随时可以用《敦睦邦交令》让你就能让你下岗。《何梅协定》谈判过程中，日本要求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谔、天津市公安局长李俊衮，依据的也是《敦睦邦交令》。

张学良也因此感慨：我方官吏之任免竟受外人之支配，而官吏中之奉公守法者纵能忠直供职，亦竟无以自全，诚恐一般官吏将趋入媚日之途，影响所及，至为重大，国家前途，勿堪设想。

《敦睦邦交令》发布后，处在半自治状态的两广，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文件的“重要历史意义”，所以没有立刻跟上常凯申取缔抗日言论的步调，结果遭到了日方的责问。

日本驻广州领事直接照会两广当局：曾否接到中央《敦睦邦交令》，何以仍有排日言论。两广当局感到十分错愕。

《敦睦邦交令》之后，大量亲日、媚日分子甚至汉奸走上国家重要岗位，这使得全面抗战开始后大量汉奸能够“无缝衔接”粉墨登场。华北战场竟至一溃千里，速度超过以“不抵抗”闻名的九一八。

《敦睦邦交令》颁布之后，国民政府干部的任免受到极大影响，而媒体宣传也受到很大干扰。由于不允许出现抗日反日排日的字眼，所以日本只能用××或者〇〇，亦或是囗囗代替。

大家看1936年11月25日上海发行的《良友》报，正文中“西安抗日情绪”只能变成“西安抗×情绪”，“立即发动抗日战争”只能变成“立即发动抗×战争”（左上角是照片）。

七七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开始，但是国民政府并未对日宣战，《敦睦邦交令》也并未失效，所以当时的报纸上全是××〇〇，本来是让人热血贲张的抗日战报，弄出了《废都》的感觉。

比如关于七七事变的报道，赵登禹身中三创犹复大呼杀囗囗。这里的大呼杀囗囗，实际上指的是杀××，也就是杀〇〇。

1937年淞沪会战时，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但出现在报纸上，只能说他们是抗×英雄。1938年淞沪一周年纪念时报纸上常公还在××〇〇。

由于英国也对日绥靖，所以也对香港反日言论进行了管制，但由于香港文化官员汉语水平太低，无法对中文媒体进行有效管理，于是致函国民政府要求予以协助。

国民政府就选派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前往，结果香港的中文报纸成了下面的风格。比如这篇社论，能从头一直××〇〇到天亮。

1939年08月01日香港工商日报有这样一篇报道，××残杀下，南鹏厉症流行，×拒给医药死者日多。阳江南鹏岛，×兵减至仅得数十，唯唆使汉奸驱策我民众日夜采钨，无时刻停息……

就这样，日机变成了×机，日舰成了×舰，我日双方变成了我×双方，敌我情势成了×我情势，中日关系变成了中×关系。

不遵守这个敦睦邦交令行不？在边区可以，在国统区风险很大。1935年7月9日，《新生》周刊主编因登载涉嫌辱日文字而被判入狱1年零2个月。

1936年《社会生活》，第一卷第一期38页刊载：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市公安局请求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配合，查抄救亡刊物若干……

《现实》，第一卷第三期第二页记载：“……派市党部查抄救亡刊物三十余种”。当然，查抄已经算是常公如天之仁了，如果执迷不悟，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

总之，常凯申治下的国民政府，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渗透得体无完肤。全面抗战都打响了4年了，报纸上还是一片××〇〇，荒唐至极。

所以越来越认识到，多亏中国出了个伟大教员，多亏了中国共产党，仅仅用了28年就把中国从亡国亡种的边缘给抢救回来了。

再看美帝，竟然也开始了常公一样的微操，通过立法禁止批评犹太人，禁止批评以色列，反映出美帝精英阶层早已经被犹太资本所控制，沦为了以色列的殖民地。

从此起彼伏的大学生抗议活动来看，美国的普罗大众正在觉醒，他们与美国精英阶层的矛盾将会日渐加深。当矛盾不可调和时，只有通过革命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