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雕都督之故纸堆：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

落雕都督之故纸堆：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

李斯对自己的老师荀子说：“秦是能够统一天下的，所以我要去给秦王搬砖。”

于是，荀子在给李斯做毕业答辩时，两人在重仁义还是重权谋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李斯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

荀子评论道：“你懂个屁！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

李斯所说的“以便从事”，是说怎么有利就怎么去干，进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荀子认为这是不便利的便利；施行仁义，才是“大便”，是真正的便利。荀子对李斯重权谋而轻仁义的思想，认为是本末倒置，是致乱的根源。

【李斯的做法不仅遭到了身为儒家的老师荀子的批评，也违背了法家的原则，惑于术而失于道，专注权谋而忽视了民心所向。法家也是有道的，法家的道也是以民心为本的，《管子》第一篇第三小节《四顺》就专门讲的民心问题——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与儒家强调“君子喻于义”不同，法家重视的是“小人喻于利”，即通过顺应人民呼声、实现人民基本利益（例如：佚乐、富贵、存安、生育等）来获取人民支持，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目的。】

荀子对于秦国军事力量的强盛，是肯定的，但他认为仁义的力量比军事的力量更强大。

荀子在为楚兰陵令（春申君的马骨）之前到过秦国，会见了秦昭王和范睢，陈述自己的政见。荀子称赞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

范睢问荀子在秦国看到了什么？荀子回答说：“秦国边塞险固，地理形势有利，山川秀美，资源丰富。民俗朴素，百吏严肃认真，大官奉公守法，朝廷清明，处理政事的效率高。”他认为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四代之胜，不是侥幸，而有必然的道理，但如用王者之功名来衡量，却又相差很远。所谓王者之功名，即同胜人者之道。

荀子更早见齐湣王时也重点推荐“胜人之道”，希望齐湣王通过施行“胜人之道”来统一天下，结果是不被待见。历史证明，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胜人之道”要想得以施行，必须先统一天下，实现顺序与荀子的设想正相反。

听荀子讲了胜人之道后，秦昭王说：“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则回答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

儒家的“法先王”与法家的“法后王”理念正相反。《管子·正世》讲“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西魏时与宇文泰彻夜畅谈讲述“申韩之要”的苏绰说：“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无假萧曹之佐”。估计秦昭王听到荀子讲“法先王”的时候，心里就开始皱眉头了。

荀子接着又说道：“儒者当官，就会使朝政完美；儒者当百姓，就在乡间形成美好风俗。儒家的政治能使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人迹所到），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荀子的发言，最终得到了秦昭王礼节性的称赞，却不采纳他的主张。正如刘向《叙录》所说：“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汉朝时为了避宣帝刘询的讳，改荀卿为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范雎），皆不能用也。”

【荀子讲的很好，但是不合时宜。战国之际，铁血实践检验的结果就是：法家管用，兵家管用，农家管用，纵横家管用……儒家不管用。所以尽管儒家提出了很好的观点，却与战国现实不合，解决不了小国救亡图存的问题（韩国用申不害变法，效果虽然有限，却也吞并了停止变法改革的郑国），也解决不了大国攻伐统一天下的问题（分裂是战争之源，只有消灭了分裂，实现了统一，才有长治久安，才有儒家学说得以应用的环境），所以战国君主们对儒家也就只是点头称赞，而不予采纳了。】

战国时期并非只有秦国“好战”，燕齐，燕赵，韩魏，赵魏，魏齐，魏楚，齐楚之间都有深刻的矛盾，互相打来打去才是六国间的常态。秦国甚至不用连横，只要闭关两年，合纵内部自己就闹翻了，苏秦对此心知肚明，愁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