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去寻找当初的那个她

有人说，老了就喜欢回忆，我想我应该是老了，因为我现在总时不时地想起小时候，想起年轻的时候。是的，我好想去找她。对她说一声：对不起！

这种想法不是现在才有的，听到她死讯的当时，我就想去，时间是1979年8月。但告诉我消息的女同事说，她也不知道她在哪。这是我与她分开四年来，第一次听到关于她的消息。我没有她们家任何联络方式，也不知道她们家的住址。严格说来，以现在年轻人的标准，我和她还不算不上恋人。但在我和她的心中，我们应该是相互思念着对方的人。

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十七岁。因为一点小特长，我被抽到公社宣传队。宣传队旁边有当时公社的供销社，她就是供销社的营业员。她下班后就喜欢到我们排演场去看我们排演节目。我在宣传队拉胡琴、吹笛子、编写节目，什么都做。应该算宣传队的多面手，小能人。一来二去，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也就认识而已，一般的认识关系。关系的升级是因为有一次我问她，有肉票没有。

说到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段历史对现在的年轻人是极陌生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我说的这些单位名称都不知道是什么，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人一看就明白了。那时想吃肉是要肉票的，但肉票只有商品粮户口的家里才有，农村户口没有肉票。社员自己家里养的猪是不能私自屠宰的，只能卖给国家，那时猪和粮食都是由国家统购，交售生猪的家庭可以领十斤肉票，凭这肉票再到供销社买肉。而商品粮户口的家庭每月是两斤肉票，是以户为单位两斤。我是农业户口当然没有肉票。公社宣传队每人每天补助两毛钱，叫基本生活补助，按天算。别小看这两毛钱，在那时可不少。街上的馒头一个才两分钱。在公社食堂吃饭一餐我们两分钱就够了。我们从家里带米到公社食堂兑成餐票，用这种餐票买饭，再两分钱打一个炒青菜，就是我们一餐的饭菜。宣传队不是一个常设单位。需要时就组建，不需要时就解散。

我也只是这么问了她一下，没想过了两天，她居然提了两斤肉到宣传队交到我手上。我想我当时应该是茫然无措。这是多大个人情，两斤肉票，还有两斤肉的钱。尤其是肉票那时该多金贵。那时的肉是八毛钱一斤，两斤就是一块六毛。我说钱我倒可以想办法还你，但我到哪弄到肉票呢。她瞪了我一眼说，谁要你的钱票，送你的。她见我还不接肉，就直接把铆子（系猪肉的稻草）递到了我的手上。我只得赶快接着。这天下午我没在公社食堂吃饭，而是走了八里路把肉送回家。

回到家，我娘见我手上的肉连忙问我，肉哪来的。我告诉她，是隔壁供销社的小李送的。我娘又问小李谁呀，我说是一个女营业员。我娘又问，她和你是高中同学。我说不是，就是认识。听到这，我娘叹了口气说，这不年不节的，她送你肉你也就敢接呀。我说我没接，是她硬㩙到我手上的。我娘只是又叹了口气，也没再说什么。问我今天晚上还回公社不，我说明天早晨回。但第二天一早，等我醒来时，我娘给我准备了一只鸡，还有二十个鸡蛋，对我说，这个月的补助你就别花了，还她肉钱。这里的鸡和蛋勉强可以换两斤肉票。临出门时，我娘叮嘱我，记住，我们是乡下人。

我那时是真不懂，我娘为什么要和说这话。

回到宣传队后 ，我就把鸡和蛋送到隔壁供销社，看见她在柜台后面，我就把鸡和蛋放到柜台上，跟她说，我娘说这是给她抵肉票钱的，我要等到一星期后才能还她钱，现在手上的钱不够了。她听到我说的话，很生气。说算她每天免费看我们的节目的钱成吗。要不你再给我拉几支歌听也行。我没办法，只好说行，我就给你吹笛子也行。从此，我就成了她的专属乐师，只要她有空，她就要我给她吹笛子拉二胡。

这事让宣传队的队长知道了，有一天，队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诫我，宣传队是不准恋爱的，你看这里的男男女女一二十人，恋爱就乱套了。我说我没有恋爱，就把事情的原委给队长说了。听到这些，队长站起来敲了敲我的脑壳说，你是装的吧，这不是恋爱？我说真不是。她爸是供销社主任，我一个乡下人，农业户口，我没那想法。队长说你明白就好，但你和她交往还是得注意分寸，不然别人会说闲话的。

我已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有一天，她突然和她妈一起过来看我们排演节目，她在台下给她妈对我指指点点。完后，她妈单独跟说了会话。就是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我明白她妈的意思，最后我说阿姨你别问了，我是乡下人，农业户口。您别看我在这宣传队弄得挺好的，其实说解散就解散。我也没有工资，每天就两毛钱的补助。她妈说没什么，我女儿说喜欢你，在我耳边说过多次了，我今天就是过来看看，了解下情况。

她妈把这话点明了，我心里这时才真正问自己，我喜欢她吗？说实话，我喜欢她。但我不敢想，两个人，两个家庭相差太远了，不可能。用那时的眼光，真可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最后，她妈也像我妈一样地叹了口气说，你明白就好，我就怕你也糊涂，最后搞出什么事来。我说阿姨你放心吧，我不会的。这应该算我给她妈的保证吧。

从这事后几天，她再也没有过来看我们排节目。我已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有一天我回家的路上，听到后面有自行车的铃声，我回头看见是她。她在我身边停下车，一起走着问我跟她妈说了什么，我说我没说什么。她说我肯定说了什么，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妈不让她过来看节目了，还让她弟看着她。我说那你就好好地听你妈的话没错。她也没再说什么，要我用自行车带着她一起回我家，说天快黑了。我说我不会骑。

朋友们真别笑，那时的农村孩子没有谁会骑自行车，说句丢脸的话，她把车给我，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扶着自行车。听了我的话，她说我真笨。她就非要带我，拗不过她，我只得坐在后座上，她骑车带我。车走得晃晃悠悠的，她说我的手抱在她腰上就不晃了。但我不敢。她就停下车两脚撑地，把我的手捉到她腰上。我就这样一路局促不安地坐着，一边给她指路。最后到了我家的公路边，我让她赶快回去，她非要到我家看看，没法，我只得带着她走进了我家。

我估计那天肯定是把我娘吓着了。她进门就叫婶娘，把我娘叫楞了，说她是来吃饭的。我娘就忙着进厨房做饭，我也跟着娘进了厨房间，我娘小声问我，问我上次说的是不是她，我点了点头。我娘的表情很复杂。家里能拿得出手的菜也就这几样，鸡、蛋，还好，那天我爹不知怎么在水田里抓了一条黑鱼。一切弄好上桌吃饭，她就嚷开了，你不说你家很穷吗？怎么还有这多菜呀，这鱼真好吃。我说是我娘做的好吃。她说你娘真好，她妈就没这手艺。

吃完饭，我娘要我把她送回去，因为天也黑了。她说送送也好，她出门时是跟她妈说去同学家给同学过生日的。要是晚了就在同学家过夜。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她在路上开玩笑问我，说这是不是她吃的过门饭。我说你想什么呢？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我单独和她一起走路的唯一的夜晚。因为这年的年底，我就被抽调到区里去搞亦工亦农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约定，自始至终，我和她之间从来没有说一个爱字。

所谓亦工亦农，就是那时一种招工的过渡形式，用人单位每月发我们37.5，但仍然是农业户口，所以我们没有粮票，每个月从家里背米。那时管我们这种人叫背米袋子的干部。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干部，是农村人这样叫我们。我由于一点小特长而做了亦工亦农，应该是很幸运的。吹拉弹唱，写写画画，那时很着这种人，我一个农村孩子不知怎么就爱好这些，而且还有点上路，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就这样被抽调到了区里。但真正的国家干部是瞧不上我们这些人的。

到区里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后的一天，我记得那天是个阴雨天，她的爸爸，就是公社供销社的主任找到我，问我你就那个xxx，我说是。她爸问我是不是和他女儿有什么约定，我说没有。又说了一些话后，他就说既然你们之间没有约定那就好，但你今天必须给我写个书面保证，保证你们从此不再见面。要不然，我会去找区里的领导反映你的情况，你这个亦工亦农也就别干了。看着她爸的那幅样子，我有些害怕，于是我就给她爸写了一个书面保证。

写完保证交到她爸手上后我回家躺了两天，我娘知道我是为她的事，也没劝我。第三天我娘冲了两个蛋放在我的床边，跟我说，男子汉拿得起放得下。饭总得吃，班还得上，你现在做的这事，也不是容易得来的，要好好工作，我们乡下人要懂得感恩。是她没这福气，我儿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我吃完娘为我冲的蛋就回区里上班了。但直到今天，我心里的这道坎从来就没过去。

1976年11月，我入伍到了部队。接着“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了。1977年高考恢复，由于我服役期没满不能报考。1978年我满服役期报名参加了驻地的高考，大学的第一年曙假我回到离开三年的老家。哥哥姐姐、同村的乡亲们都来我家向我爹娘祝贺。后来，原宣传队的同事们也来了我家，我才知道，她已经不在了。宣传队那个唱女高音的女孩子跟我说，她走的时候她就在医院，清理她遗物时，看到她的枕头下面有一双草绿色的军鞋和一封信。她说真的很佩服她。

但女同事的叙述在我的头脑里画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记得我给她爸写下保证书后，我和她再也没有任何交往，更不用说我在部队给她写信和寄鞋的事。她的信和鞋是怎么回事？但据女同事说，她给她爸说，他不用再逼她，她是我的女朋友，而且我已经是军人。女同事还告诉我，她是在我入伍一年后走的。

她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她得的是什么病？她为什么什么也不告诉我就走了？是的，我想去找到她的墓，我有好多好多话想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