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工业形态对汉文化的重大冲击

对汉文化冲击最大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西方经济学。人类生存发展，要的是画卵雕薪、还是半碗豆浆？这是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如果把管子经济学称为雕薪经济学，那么西方经济学就可称为豆浆经济学。也就是说，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经济哲学，是雕薪还是豆浆？或者说，本次经济领域的文化冲击，是让汉文化接受西方的半碗豆浆思想、还是坚持经过几千年实践检验的画卵雕薪思想？

清末以来，汉文化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冲击，虽然只是第五次落后文化的冲击（前四次敬请参阅上文“17遍体鳞伤的汉文化”），但这次冲击的广度和强度远远超过前四次，因为这次是中国必须面对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新的经济形态的冲击，那就是工业形态。

西方用汉文化构建了现代工业经济形态，但却产生了变异，成为一个怪胎，在经济的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相离、相悖、相杀，管子完整、协调、相得益彰的经济学理论，被西方文化污染得面目全非。一方面，在生产环节严守汉文化的组织、纪律、克制，以极其节约的方式实施社会化大生产；另一方面，在消费环节拼命发泄西文化的个性、自由、恣意妄为，以极其浪费的方式灌输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思想；再一方面（后文探讨），在交换环节尽显商盗文化底色，敲骨吸髓、饮鸩止渴。

当农业发展到工业、短缺经济变为过剩经济，狩猎激进、农耕保守、工业过剩，是百花齐放、还是群魔乱舞，节约与发展的矛盾如何解决？

▲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李鸿章说“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有三个点：三千年、未遇、大变局。

三千年说的是，汉文化晋级为社会文化的三千年历史。之前我们经历过宗教文化和更早的图腾文化，那时候遇到些什么变局？现在已经无可考证了。

未遇是指，三千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方综合实力超过中国的情况，这是第一次碰到。

那么大变局什么意思呢？这才是关键，这是农耕文明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那么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有什么区别呢？

➤工业和农业都是生产型经济

其实，就某种意义而言，与西方狩猎的掠夺型经济形态不同，农业与工业是内容相同、形式不同的两种同类经济形态。内容相同是指都是生产型经济，形式不同是指生产方式不同，农业是在自然环境中、以自然方式生产自然产品，不论是粮食还是猪牛；而工业是在人工环境中、以人工方式生产人工产品。

问题是，汉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因而勤俭节约是汉文化的基调，本来这与资源有限的大自然完全吻合，所以天人能够合一。但是，西方工业形态对汉文化的冲击，主要就体现在这里，因为西方经济理论要求工业生产过剩，过剩的商品才能刺激消费、才能使利润最大化。

尽管西方工业形态是西方人用汉文化构建的，在生产阶段也体现的是勤俭节约，但在消费阶段则暴露出其狩猎思想的本来面目，即宁可过剩导致浪费，也不能短缺导致饥饿，因为在没有冰箱的时代，猎杀的食物不能储存，无法实现计划经济，只能即时出售剩余猎物、频繁购销，习惯于市场经济。

农业的关键优势就是粮食能够低成本地长期储存，因而能够实现计划经济，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自然资源。

也就是说，本来工业和农业性质相同，都是生产性经济，西方因此很容易依葫芦画瓢、用基于农业的汉文化构建工业，中国也因此很容易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避免过大冲击。

但是，以浪费、纵欲为特征的西方商盗思想，对以节约、自律为特征的中国农业思想，产生了我们三千年未遇的冲击。

那么，这究竟是西方工业形态的原因、还是西方工业思想的原因。

➤节约型文明与浪费型文明

表面上看，农业和工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农耕文明是一种短缺文明、工业文明是一种过剩文明。我们习惯了短缺文明的生存技巧，即勤俭节约、细水长流；但狩猎文明，对于供给的理解是有很大弹性的，时而短缺、要挨饿，时而过剩、要浪费，所以他们很适应他们构建出的工业文明，这种能够过剩的文明；但是这种供给能够过剩的文明，中国人很不适应。

过去，中国的农业经济是短缺经济，但现在得益于化肥、农药，中国已告别了短缺时代，但我们仍秉持节约的文化理念，对农产品仍保持着有节制的生产和消费。

本人好喝酒，尽管酒量不大，但经常在端起酒杯的时候内心很纠结，好端端的粮食怎么就变成了酒？这不是浪费嘛。

这酒喝到肚子里还好理解，美国人把大量的玉米制成酒精，作为汽车燃料烧掉了，更让本人难以接受。因为本人受农耕文化影响太深，把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东西、视为一种特殊的物质，它不是商品、而是生存的保障。

狩猎文化的西方人看待粮食、对粮食的理解，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把粮食作为一种普通产品，和别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粮食多了就变燃料烧掉，牛奶多了干脆倒掉，就像我们扔掉一只淘汰了的手机。汉文化这一次受到的冲击，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西方的工业思想动摇了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支柱，过去我们秉持的勤俭节约文化是不是大错特错？

其实，工业文明对西方的冲击远大于对中国的冲击，只不过工业革命时，西方文明尚未成型，因此一步到位工业了，只是工业经济的新思维对西方狩猎文化的冲击，至今仍在一浪高过一浪。

也就是说，工业经济究竟是可以有节制地生产和消费、还是必须过剩和浪费？为什么西方生产阶段厉行节约、而消费阶段就要鼓励浪费？过剩经济究竟是工业形态的必然、还是落后文化的扭曲？

画卵雕薪。中国先贤是如何看待生产与消费的？

《管子·侈靡篇》有两段内容：

“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桓公问：如何根据时代不同而改变政策呢？管子答：最好的办法是发展侈靡消费。不看重“有实”之物，而看重“无用”之物，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这就是说，不看重粮食而着重珠玉，提倡礼乐制度而看轻生产事业，就是发展农业的开始。）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让富人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就业。这样，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需要在上者替他们蓄积财货。）

什么意思？主要三点：

其一，资源不能浪费。“贱粟米而敬珠玉”就是说，要将消费热点，从粟米转移到珠玉，因为粟米浪费了就没有了，而珠玉不会消失、只会转移，不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

其二，财富应当均衡。贫富悬殊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因此财富应当均衡转移，让穷人能够从富人的财富里获得收益，因为财富均衡才能大幅提高有效消费，毕竟富人也一顿吃不掉一头猪。

其三，提倡精神消费。要让财富转移，富人就得有能让穷人获益的消费，物质消费会导致浪费，那就提倡精神消费。比如，“画卵雕薪”不会产生物质浪费、却能获得精神享受，因为能够彰显有“品味”的人生价值，不论轻奢还是重奢。当然，画工雕匠也能因此收益。

也就是说，管子提出的经济发展之道，是重消费而非浪费、是不浪费的消费，也就是节约型消费。

➤奢侈型消费与快消型消费

有个段子：等咱有了钱，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其实，本人家乡早前就有嘲讽万元户的段子“半碗豆浆”：豆浆整大碗，喝一半，倒一半。

也就是说，中西方消费观念的区别，就是画卵雕薪与半碗豆浆的区别、奢侈型消费与快消型消费的区别。

比如说，买一个数万元的名牌手袋、和买一百个数百元的普通手袋，经济贡献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人，用一个数万元的手袋是奢侈，用一百个数百元的手袋就是浪费，因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相差一百倍。

画得再精美的蛋、一顿只吃两个，雕得再精致的柴、一顿只烧两根，并没有因为奢侈而增加资源消耗，但半碗豆浆则是妥妥的浪费资源。也就是说，管子提倡的奢侈其实是一种节约，奢侈的是精神、节约的是物质。

本人幼时用的是尿布，洗尿布可是脏活、苦活、累活，儿子幼时升级了，改用纸尿裤，本人解放了。这也许是中国一次性消费的开端，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从一次性碗筷、到一次性服装，愈演愈烈，并被涂描成西方先进的消费文化。

快消本指饮食、药品等的一次性消费，但当耐用品如服装、手袋也成快消品时，性质就变了。

问题就在这里。

经济本来是生产和消费的对立统一，通过交换连接，是一个有机整体，但传到西方后，就被硬生生地切为两半，生产和消费分家了。就像中国唯心唯物对立统一的哲学，传到西方就变成了完全对立的两半，唯心论和唯物论不共戴天了。

当西方爆发工业革命后，西方并不知道如何构建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因为他们连稍许精细一点的农业生产都还没有学会，更遑论复杂的工业生产，因而只能采用汉文化来构建生产环节，即在没有社会意识的社会里构建社会化大生产模式，当然就无形中将中国节约型的经济理念，作为生产环节的基本思想。尽管洋人与狗刻意地宣传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但难以回避一个问题，社会化大生产是与个人主义思想截然对立的，这显然不是西方个人文化能够产生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早就有人鼓吹，要用先进的个性化定制生产模式，取代落后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个性化才符合个人主义思想，因而只不过是宣传而已。（敬请参阅拙文“04为什么中国开启工业化后能够长期高速发展？”）

但是，经济另一半的消费环节，却因关联简单，无需高级文化的支撑，而被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所垄断，即浪费性消费，因为大自然及异教徒本就是上帝创造来供基督徒恣意享用的，因而西方人并不在意浪费资源。比如说，过去西方养鸡场割下两片鸡胸肉作为食材，其它都扔了，那些是贱民才吃的。直到肯德基老爷爷卖汉堡包、炸鸡块时，才把别具风味的“垃圾”鸡翅用上了。

也就是说，西方人把经济搞得“一事两制”了，生产要节约、消费要浪费，生产用汉文化、消费用西文化，生产搞社会主义、消费搞个人主义。

因此，当中国人遇到西方消费理念时，爽了，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人的动物性本能嘛；但倒推生产理念时，懵了，是不是农业文化真的跟不上工业时代。

▲要雕薪还是要豆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汉文化受到西文化如此强悍的冲击时，除了坚定地捍卫我们的先进文化，也能沙里淘金、从落后的西方文化里学点什么，只不过要先搞清楚，是沙、还是金。

一次性尿裤是金，洗尿布苦、用尿布也苦，布不太吸水、又易侧漏，糟红小屁股、污染衣裤被，所以超强吸水、保持干爽的纸尿裤就是好。但一次性服饰却是沙，本人家里有个习惯，新衣服、特别是贴身衣物，要先卸妆、洗净才穿。快消衣物倒好，带妆亲热，既不卫生、也不节约、更不绿色，无非是偷偷懒、日日新，仅此而已。

但是，草木蝼蚁皆众生，万物皆有灵，即便是造张纸、也是要砍树的，更何况造件衣服。

问题是，西方文化可不这样想，他们的想法与我们截然相反。

➤西方消费主义的兴起

消费主义文化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二战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蔓延，是当今西方资本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对物品的绝对占有和追求享乐主义为特征，把消费当作唯一目的、为消费而消费，背离了消费是满足人需要、促进人发展的手段，成为一种极端的文化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影响深远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现象。

“消费”的本意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进行物质消耗的行为。但西方的消费主义理念，主要是两个含义：一是逐步增长的商品消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二是对物质和财富的极度痴迷，热衷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

主张追求消费的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消遣与享乐主义，以此求得个人的满足，并将它作为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终极价值。消费主义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以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奢侈消费、攀比消费为人生的价值体现方式。把消费活动当成是实现自我个性的主要形式、和寻求身份认同的主要方式。将消费等同于事业的成功、人生的幸福，消费成为人存在的目的和人生的支点，人为了消费而消费，为了消费而存在。

➤西方消费主义是对汉文化的反抗

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中最直白的，虽然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圭臬，但当市场hold不住了，还得政府亲自下场。但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终究还是文化问题，如果为来世幸福购买的赎罪券，在现世也能带来享乐，何乐而不为。

同时，被汉文化的节制理念压抑得太久了，总得有个宣泄之法，会憋坏的。

☯西方政府刻意引导消费

20世纪初，师承秦国兵工厂的美国福特主义，带来了工业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但西方学走了中国的“术”、却没有学到中国的“度”，无度的结果就是30-4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争夺殖民地，战争就不可避免，那就是二战。

而为了摆脱战后危机，管子的传人凯恩斯开出了药方：鼓励消费、增加投资，只是忘了管子配套的第三招“扩大贸易”。【相关内容后续“经济篇”展开探讨】

该药方显然成为美西方国家的指路明灯，但问题是增加投资谈何容易，鼓励消费当然就成为止渴的鸩酒。鼓励消费的经济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实施，为摆脱经济危机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不安，寻找快乐、创造快乐、享受快乐的本能追求，使西方人沉溺于传媒的舆论引导，不可避免地在那一特殊时期，开启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

既然官方鼓励、政策引导，资本家们当然就更坐不住了。伴随着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人们对消费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企业借助广告等大众传媒手段而传播的意识形态，成为西方人消费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随着信用或信贷消费的出现，花未来钱、及时行乐和享受，成为二战后西方大众消费者时髦的消费生活方式。

☯可享受的赎罪券

卢卡奇曾指出：消费文化是一种肯定文化，它为社会提供一种补偿性的功能，它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自由和快乐的假象，用来掩盖现实中的真正缺憾。

老百姓的说法是：一醉解千愁、吸毒赛神仙。

于是幸福被等同于消费，幸福的“大小”取决于物品的“大小”，成为一种受控制、被操纵的商业模式。

追根溯源，还是文化问题，人为什么活着？

基督文化的要害之处就在于，人活着是为了赎罪，至于原罪何来并不重要。那么，赎罪的目的又是什么？对地狱的恐惧和对天堂的向往。如果难以理解、毕竟越藏越深，可参考印度教徒的苦修，现世太苦、希望能修个满意的来世。

过去，基督教有一种清修的方法，就是在大腿上绑上带刺的苦修带，每当人活动的时候，倒刺扎在皮肉里带来剧痛，血肉模糊、灭绝人欲，这样才能更接近上帝、以赎清原罪。苦修确实苦，于是基督徒们更愿意选择一种舒适的赎罪之法，就是购买赎罪券，就像佛教信徒敬香火钱。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味觉失常），驰骋畋猎（打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盗窃掠夺）。是以圣人为腹（内在自我）不为目（感觉世界），故去彼（外在）取此（内在）。”（《道德经》第12章）

这对于西方人过于深奥，他们只能理解简单问题，比如说，如果买来的赎罪券，不是一张无用的废纸、而是花花绿绿的消费品，他们能够拒绝消费型赎罪吗？

横竖都要花钱，何不来世、现世“一鱼两吃”。

商汤的为民赎罪思想，两千年后成为基督教的根基，只是罪从何来？基督教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被蛇引诱，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伊甸园的禁果，这一罪行遂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罪过，并且就是人类一切罪恶与灾难的根源，即原罪。比如奥古斯丁就曾解释：原罪是不按照上帝给的规范行动的倾向性。

原罪教义的主要根据，《圣经》见于保罗书信，《旧约·诗篇》、《新约·提摩太前书》中也有关于原罪的阐述。但历史上，神学家和教派之间对于原罪存在诸多争辩。

原罪存在没有争议，但能否赎、怎样赎却争议颇多。比如说，1.不能赎，原罪是先天缺陷、后天不能弥补；2.耶稣赎，只能通过圣子耶稣才能代赎；3.自己赎，教会可以代表神决定什么罪可以被赎清，但需要个人付出，比如购买赎罪券。

不能赎、绝望，耶稣赎、未遂，看来只能自己赎，怎么赎？付出。于是做义工、助困扶贫等等，中国的说法是“积阴德”。

买赎罪券是付出、能赎罪，消费也是付出、当然也能救赎，只不过赎罪钱不是交到教会，但马丁·路德说过，教徒可以直接联系上帝、不必通过教会，毕竟消费主义盛行的美国是新教国家。

☯长期的压抑需要宣泄口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中的核心问题是：1.通过消费品之间存在的暗示性意义链，来说明消费关系的符码控制；2.通过广告对他者欲望深层情境控制，来说明消费现象中无动机的强制驱动；3.在大众传媒对现实社会大量符号解读、否定真实的基础上，消费关系已由物转向人（即使用价值被符号象征价值所取代），生产社会已经被消费社会所取代。

翻译成老百姓的话：1.人的价值取决于脖子上大金链的重量；2.婚姻能否久远，依赖“钻石恒久远”的广告宣传；3.茅台酒就烧饼，真假不重要、喝的是酒瓶。

为什么西方的生产社会会被消费社会所取代，众说纷纭，但底层逻辑是，主导生产社会的是汉文化，组织、纪律、节制是核心约束；西文化只有在消费社会才能大放异彩，个性、自由、纵欲是核心放纵。过去，工业产品不够丰富，消费想放纵也难，但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消费的作用超过了生产，逐渐成为“作为生产的消费”，消费在生产体系中的主导型地位逐渐确立。于是，工业革命后被汉文化的节制理念压抑了两百年的西方人，其文化深层原始的纵欲本能，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从肉欲的性解放、到物欲的消费狂，西方人终于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现在自由了，豆浆整大碗，喝一半、倒一半。

既然在生产环节摆脱不了汉文化强调节约的“桎梏”、在交换环节摆脱不了商业的重负，那就在消费环节放飞自我，这是西文化对汉文化的反抗，当然，现在流行说抗争。

▲我们怎么办

西方人高喊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什么可喊。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基于选票党争的政治民主、基于政治正确的言论自由，都是瞎扯淡。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茶余饭后，淡定地嘲笑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其前提是我们的汉文化还没有被深层污染，我们还有老本可吃。

但是，当我们的天人合一、自然和谐、勤俭节约、克制适度的绿色消费理念被污染了，问题就严重了。

历史上，汉文化所经受的四次大冲击，周朝弃神打破了精神封闭、秦朝统一打破了政治封闭、唐朝开放打破了文化封闭、清朝广纳打破了疆域封闭，都是对汉文化伤筋动骨的影响，但也提升了汉文化，那么这第五次呢。

在这第五次冲击中，我们要抵御什么、我们能获得什么？

自从两千多年前庄子把人一劈两半，即物质人和精神人。物质人即肉体，精神人并非灵魂，而是意识、思想。庄子认为人的肉体是不自由的，受制于自然规律，但精神是自由的，而且是绝对自由。

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也是如此，其创建的文明也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部分，理论上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其中，经济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科技，政治同样如此即军事。因此，要完整全面反映国家、民族或某种文明，可能包含某些特色或趣闻，但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和文化五个方面是标配。

由于汉文化的先进和强大、现今中国的逐渐复兴，绝大多数中国人文化自信已逐渐恢复，西文化要想全面污染汉文化，已无可能，洋人与狗妄图让我们全盘西化，就更无可能了。89年的颜色革命、90年代的河殇洗脑、21世纪始的自由风潮，都没有能够撼动汉文化的根基，每次都被顶层化险为夷，文化冲击虽非高枕无忧、但也无惧蚍蜉撼树。

科学和军事较为中性，对文化的影响不大，顶多就是说汉文化缺乏科学精神，补上就行，而军事方面也只是“狼性”、“羊性”之辩。

政治制度是个问题，但中国人早已深谙成果决定论，好不好、看结果，现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普遍认为现在似乎找不到成果能够比肩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我们换个制度，那就看看休克疗法的疗效。

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现今汉文化的阿喀琉斯之踵、死穴、蚁穴，就在经济哲学。西方经济哲学的基点是个人主义，豺狼虎豹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警觉，我们怕的是蚂蝗，无声无息、不疼不痒，因而防不胜防。

个人以为，最应警觉、最应防范的是，借由貌似人畜无害的经济理论、消费理念，悄无声息、潜移默化地将个人主义思想，植入我们的潜意识中，使得我们逐渐丧失社会意识，从已修得正果的社会人、渐渐退化回原始的动物人。比如，奉行“客人就是上帝”的女游客强上龙舟、以捍卫人权，强行截车解救猫狗、以谴责“不安全、不道德”的商业活动，等等。在这些事件里，经济理念被意识形态化，充分说明了有的人已经开始丧失尊重别人的意识、变得只有自我了，突然想起一句名言：“我要的是我觉得、不是你觉得”。神的儿子果然霸气外泄。

这恐怕才是汉文化面临的最大威胁。

当然，吐出炮弹、吃进糖衣，我们也应该能从这第五次冲击中，有所精进。比如说，个人以为，在生产和消费环节，管子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源头，但在交换环节，管子经济学则相对单薄，毕竟农耕经济天然就是自给自足，因而去伪存真、汲取西方商业理论的精华，以完善我们自己的经济学，使其进化为与工业文明配套的经济学体系，应该成为当前的一项要务。

要成功需要朋友、而要成就则需要敌人，相信这次冲击必能激发汉文化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祖屋久了、垃圾必多，希望借此机会，汉文化能够弃糟粕、修精华、重塑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