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文明破解“美国棋局”｜独思录 x 郑永年

编者按

美国设下“二元对立”棋局，中国如何破解？

当前，中美博弈和竞争日趋激烈，尤其在南海问题上摩擦不断。然而，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美国来说，“客观”和“理性”却是十分短缺的。郑永年教授指出，目前我们对美存在四种“极端”认知——轻美派、恐美派、亲美派、仇美派。但中美博弈应该是“理性人”之间的博弈，不是“情绪人”之间的博弈。

如何“理性”博弈？

就要先看破美国设下“二元对立”棋局的本质——二元对立不是一种共存思维，而是一种零和游戏思维——背后是适者生存“你死我活”式的残酷竞争。对此，郑永年教授提供了独属于“中国文明”的破解之道——从自身的文明传统出发，展现世俗性、互相依赖性、开放包容性和长期主义等特质，确立不称霸、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良性竞争和包容共赢的原则。这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间的竞争并非必然是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共赢的。

中美竞争升级导致南海领土争端日益尖锐，美国邀请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即将举行首轮美日菲三边领导人峰会，同时加快与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之间的合作，旨在从安全与经济方面深化印太战略、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美国的意图很明确，即建构两个三边同盟（美日韩+美日菲）。之前，美国已经形成了美英澳组成的“奥克斯”联盟（AUKUS）。如此，亚洲版“北约”就若隐若现了。冷战以后，北约是欧洲分裂和战争的主要根源之一。同样，一旦亚洲版“北约”形成，也必然会成为亚洲分裂和战争的主要根源。这对中国和东盟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南海问题上，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典型的博弈态势。我们首先需要问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与美国博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很简单，中美博弈关乎世界和平，而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区域性的事情。中美在南海的博弈是中美在国际舞台上总体博弈的一部分，因此，在讨论“如何与之博弈”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如何理解美国”这一问题。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有必要提出来好好探讨一番。

2023年3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圣地亚哥海军基地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和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图源：路透社）

 01   “理性人”博弈

所谓博弈便是两个理性人之间的博弈。博弈的主体是理性人。很显然，在和美国博弈时，我们首先必须是理性人。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理性人”依然是一个问题。尽管研究美国的人很多，但很少看到基于理性的研究。尽管在中美关系中并不存在学界所说的“中立”，但“客观”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经验地看，“客观”是短缺的。我们对美国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情绪状态，或者态度状态。

概括地说，我们对美有四种态度或者四种“极端”认知。第一个极端是轻视美国，或者“轻美派”，即认为美国仅仅是“纸老虎”，做什么都是吓唬人的，根本就不用怕；第二个极端是恐惧美国，或者“恐美派”，对美国恐惧得不得了，中美之间一旦发生些什么，就和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第三个极端是“亲美派”，美国做什么都对，我们做什么都不对，中美关系搞不好，应该是我们需要反思；第四个极端是仇视美国，或者“仇美派”，无论美国做什么都是和我们作对。

当然，人们还可以细分出其他态度。但这并不重要。这里的重点是，只要我们还停留在情绪或者态度的阶段，我们就不可能和美国进行理性博弈。道理很简单，博弈是“理性人”之间的博弈，不是“情绪人”之间的博弈。情绪是我们最大的短板。在以往和美国的交往中，我们一直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因为美国人知道我们的情绪，利用我们的情绪把中美关系引导到美国人想要的方向。这种博弈非常不公平，也很危险，迫切需要改变。

 02   美国设下“二元对立”棋局

回到中美博弈，应当指出，这个“棋局”是美国设置的。我们必须回答的是：美国如何设置这种棋局？为什么会这样设置棋局？美国的棋局设置是其“二元对立”文明思维的产物。“二元对立”表现在西方文明几乎所有的领域当中，宗教、种族、民族、党派、阶级等概念都包含对立的意涵，甚至是直接表达为对立。

“二元对立”更体现在国际政治层面。历史上，“一神教”、宗教战争、联盟都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直到今天，这种思维不仅没有些许改变，反而在一直强化，尤其表现在中美关系上。在政治层面，美国总统拜登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争。美国把中国定义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竞争的国家。“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分便是要实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和中国的“对立”。尽管美国学术界一直自诩独立，但实际上一直在为美国的“二元对立”提供哲学和思想基础。或者说，美国学术界本身也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只不过是包装不同。美国学者近年来所“提炼”的“修昔底德陷阱”便是从古希腊的外交实践中而来。近来，美国学界更是制造出一个“全球东方”的概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本来就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但美国见不得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因此先动用其“政治力量”，把中国“开除”出发展中国家阵营，进而开启与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竞争进程。但美国深知这一进程的难度，因此“另起炉灶”，构建了一个“全球东方”的概念。今天，很多美国学者便认为今天和今后的世界由三个政治集团组成——“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全球南方”。第一个由美国和欧洲领导，第二个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第三个由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无定形集团领导。如果考虑到美国一直在构造的“印太战略”，美国的“二元对立”不言而喻。

二元对立不是一种共存思维，而是一种零和游戏思维。“和平共存”不是西方思维的一部分。西方只认可“互相威慑”的“共存”，但这种“共存”只是暂时的，因为“互相威慑”背后便是适者生存式的竞争，直到另一方的失败。

至少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西方的“二元对立”都非常成功。“二元对立”通过制造恐惧，迫使各国“选边站”。一旦各国站队，设局者就开始了“赢”的过程。因为设局者是根据自己的优势而设局的，一旦对立的“阵营”形成，设局者就可以“分而治之”（二元对立思维的又一逻辑结果），直至把对手打败。

2022年3月2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一名男子观看屏幕上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合影的画面（图源：新华社）

于中国而言，前述四种态度或者认知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理由轻视美国，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一个拥有巨大毁灭能力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理由恐惧美国。中美两个大国谁也打不败谁，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自我击败，而恐惧便是自我击败的开始。

“亲美国”是一厢情愿，不要幻想中国变成了西方那样的国家，美国就接受我们。经验地看，对美国而言，“二元对立”不仅适用于对苏联和中国那样的“竞争者”或者“敌人”，也适用于其联盟内部——日本、德国和法国等盟国——一旦对美国构成竞争，美国同样进行打压。“仇视美国”也要不得，如同其他情绪，一旦仇视占据主导地位，理性同样会消失。

 03   以中国文明破解“美国棋局”

中国要破解这一困境，就必须脱离美国设置的“二元对立”思维。如果被美国的“二元对立”思维牵着走，那么我们就会很快再次看到美苏冷战模式和苏联解体式的结局。中国变成“苏联”也正是美国冷战派所迫切希望的。而这样的结局是我们谁也不想看到的，也是世界所不想看到的。

正如美国思维来自西方文明，中国思维也要诉诸于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体现为几个主要特性。第一，世俗性。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根据事物本身的面貌，而非根据人的主观意志。因此，我们的文明中并没有类似美国那样的“使命性”，即根据人的主观意志来改变世界。第二，互相依赖性，或者英文中的embeddedness，即“嵌入性”。在中国文明有阴阳观，但“阴”与“阳”并非互相排斥对立，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相包含，和平共处。第三，开放包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对“水”的崇拜。水向任何事物开放，也包容任何事物。第四，长期主义。数千年不中断的中国文明使得我们具有了特殊的长期主义，我们不以一时一刻的得失来衡量成败，而是具有长远的战略考虑。当然，长期主义并非一些美国人所说的“马拉松主义”，即中国具有百年的计划最终打败美国；恰恰相反，中国所追求的便是“和谐”“和而不同”，即和平共处。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图为甘肃敦煌莫高窟窟区（图源：新华社）

根据这些特质，我们可以确立我们自己的博弈原则。实际上，在国际事务层面，我们一直在践行源自上述中国文明特征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还没有形成源自中国实践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罢了。至少如下的一些实践是显性的。

第一，“不称霸”。在中国意识中，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参与中是要争取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非与美国争霸。尽管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这样认为，但中国并非要取代美国自己成为霸权。在这一点上，历任中国领导人是具有高度共识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反霸权。邓小平时代更是表明中国要“永不称霸”，或者“永不当头”。今天，中国争取的是自己的发展空间，而非和美国争霸。所谓的“地球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就是意味着中国要和其他大国和平共处。中国提倡国际权力多极化，并往这个方向努力，主旨是要各国承担维护国际和平发展格局的责任。中国的不称霸意识，不仅对当今的霸权（即美国）重要，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对美国来说，中国的“不称霸意识”表明中国无意取代美国而成为另一个霸权，也不是站在美国的“对立面”。而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在冷战期间经历了美苏争霸、在后冷战时期又经历了美国的“独霸天下”。不管是苏联霸权还是美国霸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是霸权的受害者。他们并不希望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或者“美国”，他们希望的中国是一个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型大国。

第二，开放。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其本身的开放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公共品。就国际公共品而言，大国需要负主要责任，而小国则倾向于“搭便车”。中国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崛起的，开放促成了当代中国。开放也使得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较之其它大国更大的贡献。因此，中国对未来的开放比任何国家都坚定。在2022年中国共产党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制度型开放”。之前中国在谈到开放的时候，就会谈到开放的政策，但是现在强调的是“制度型开放”，即高水平的开放。在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八项新措施。就“一带一路”倡议来说，这些措施无疑是高质量、高水平开放的内容。

第三，全球化。中国努力在开放状态下继续推动全球化。在过去的40余年当中，全球化给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今天，当全球化遇到困难而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之时，中国不仅没有关起门来，反而是在加大力度推进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的最好、最有效的国际公共品。

第四，良性竞争。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将与中国的关系界定为“竞争关系”。中国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中国认为，当今世界的乱局更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尽管如此，中国并不怕竞争，也欢迎竞争，但中国提倡和践行的是良性竞争。例如，为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美国提出了自己版本的“一带一路”倡议，G7集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欢迎竞争，但相信竞争的目标是哪种方式更能推动当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的方式好不好，是当地社会说了算，而不是美国和西方说了算。

第五，包容共赢。在中美竞争中，两国在推动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多边主义。美国在推动的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exclusive multilateralism)，或者中国所说的“团团伙伙”，是针对第三国的；而中国在推动的是包容性多边主义(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是针对成员国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的。前者是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而后者和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促进。在其他国际事务领域也是如此。

建设中的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图源：新华社）

 04  南海问题的破局关键

中国需要意识到，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正在进行，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并非必然是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共赢的。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比谁“更加封闭”，而是竞争谁“更加开放”。历史地看，最终的赢家一定是更加开放的一方。

回到南海问题，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基于中国文明这些特性的外交方法至少可以为东盟国家提供一个“不选边站”的前提——既符合东盟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东盟双方的利益。针对菲律宾的行为，我们并非没有能力来解决目前的对峙局面。不管学美国还是学往日的苏联，就中国的能力和意志来说，要解决和菲律宾的南海纠纷并不难。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既不想成为往日的苏联，也不想成为美国。这些年，美国一直在指责中国不按现存规则博弈，这是很自然的。对我们来说，如果按照美国主导的规则博弈，我们必然会被牵着鼻子走。如果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只要中国不进入美国设置的“二元对立”棋局，那么美国的“二元对立”战略会使其投入美国越来越多的精力，消耗美国越来越多能量。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因此，美国并不想在南海问题上和中国从“对立”升级成为“战争”。拜登政府所谓的“护栏”规则就是这一考量的结果。

无论在南海问题上，还是其他所有国际事务上，我们需要改变美国的博弈规则。这不仅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所需，也是世界和平发展所需。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世界地缘政治大变局之际，我们都必须重估中国文明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

*本文内容根据作者根据在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南海主题分论坛“以合作为引领，共建南海命运共同体”（2024年3月28日）上的主题演讲整理和扩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