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汉文化对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贡献

【接前文】

人类文明经历过石器时代、狩猎（包括狩猎采集和游牧、商盗发展分支）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石器、狩猎两时代是人类早期自由竞争阶段，但进入农耕时代后，自由竞争就演化为优势竞争，中国据文化优势而一枝独秀，将人类农耕文明一举推向顶峰。西方率先踏入工业时代大门，但面对全新的世界一片茫然，狂学汉文化后有些心得，依据汉文化开创了现代工业新局面，充分展现出工业经济形态的“中体西用”特征，因而将来把人类工业文明推向顶峰的必然是、也只可能是中国，除非别人汉化了。

▲西文化没有工业基因

【参阅“04为什么中国开启工业化后能够长期高速发展？”】

➤商业不是文明而是无奈

就经济角度而言，汉文化是产业文化，西文化是商业文化。

中国汉人核心区是地球上最好的农耕区（没有之一），因而基本可以在当地生产全部所需的农产品，不需要地域性交换。比如，南方人爱吃东北大米，并不是因为南方种不出大米。因此，古代中国村子里就能基本得到所需的各种生活物资，不需要远距离交换，因而被称为“小农经济”。也就是说，小农经济是一种地理气候的优势，地球上能够实现小农经济的地方，其实很少很少。比如欧洲，由于地理气候的限制，农作物的区域性特征明显，无法实现小农经济、以就地配套，只有通过运输成本极高的国际贸易，才能互补有无、实现物资保障。比如，希腊无法种植粮食，只能种植葡萄、橄榄，必须用葡萄酒、橄榄油去交换粮食，因而生活成本非常高。

为什么欧洲古代很早就形成环地中海经济圈，因为沿岸各地都难以自成体系、自我循环，无法实现小农经济，必须依赖便捷但危险的海运互补余缺，这也是罗马、阿拉伯、奥斯曼等帝国环地中海而建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生活物资的供给安全，好在地中海很小、而且风平浪静。

简单地说，商业文明并不代表先进，恰恰相反，其代表的是无奈。中国制造质高价低，低成本使然，当中国产业园区内企业就能相互配套，谁愿意接受园区外的高成本商业服务。因此，中国的产业园区制造模式，与“小农经济”类似，可称之为“小工经济”。为什么中国是世界工厂，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小工经济体”，联合国工业门类中，41大类、207中类、666小类，中国全部具备，不是金牌、也是银牌，因此我们有资格提出“国产替代”，即查缺补漏，将少量暂未“小工”化、还需外部配套的供应链全部内化，就像厨房里食材、调料齐全，就差味精需要外购，那就想方设法自制味精。毕竟中国已是世界产业链的核心，是唯一具有实现“小工经济”实力的国家，就像过去代表人类农业经济顶峰的“小农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是经济的脐带，是胎儿命之所系，因此西方将商业视为经济的根基。但是，这种思想并不适用于中国，当过去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发达时，脐带变成了盲肠，成年人还要什么劳什子脐带。中国经济发展之初，商朝以商业立国，但到东汉时各地产业基本能够自行配套，商业就从雪中之碳变成了锦上之花，从烧菜的食盐变成了添趣的味精。商业不再是经济的基础，而降为经济的催化剂，就像馒头的基础是面粉、而不是发酵粉。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说的就是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和工业、商业只是补充。

因此，基于经济形态产生的文化，汉文化重生产，什么都有、不依赖交换；西文化重贸易，到处都是缺胳膊少腿的，非得瞎子背瘫子，不交换活不下去。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中国的“小工经济”并非正面形象，比如“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显然不是什么圣母婊的溢美之词，自然也就引得洋人与狗必欲从我们内部攻破而后活。

➤商业文化无法支撑产业

产业发展离不开专业分工，就像秦兵工厂，分工必然依赖交换，但交换并非商业，商业只是交换的一个特例。男耕女织是分工、男衣女食是交换，多余的才会与邻里交换、昂或邻村交换，但等价交换不是商业、不等价交换才是商业。

商业的目的是以差价牟利，因而不能（等价）交换时，才会被迫接受额外成本，选择商业方式。也就是说，商业成本是自然的、必要的，但商业利润就是经济的非必要成本，是经济体系失能所付出的代价，就如大航海之前，西方必须承受丝瓷茶的昂贵，因为他们无力直接从中国进货，怨谁呢。

因此，试图以商业文化支撑产业，就必须面对三个风险，组织性、稳定性、计划性。

与冗长的产业供应链相比，商业链短得出奇，只有上下两家，只关注货源和钱源，其它任何因素都只是与货源钱源相关。

商业文化就是为商业经济量身定制的，贸易掮客不需要组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需要稳定、一锤子买卖不需要计划。但是，当商业文化遇见产业经济，问题就“脱颖而出”了：

其一，生产需要组织，商业文化难以有效组织规模化生产，以血缘凝聚的家庭作坊没问题，但要把一群没有关系、而又自由自在的人组织起来，从事规矩严密的生产活动，可就难了；

其二，生产需要稳定，追求自由的人总是跟着感觉走，向往诗和远方的文化，培育不出工匠精神，哪耐得住寂寞；

其三，生产需要计划。百年老作坊易、百年老企业难，当福特引入流水线模式时，商业文化的问题就充分暴露了。

计划性，是只有农耕文化才具有的特征，春种秋才能收，不计划不行。因此，计划是地球上人类特有的生产性经济形态的基础，没有计划、就没有生产，不论农业、还是工业，可不是“做一单吃一单”的商业。且不说西方文化的基础是狩猎经济形态，就是后续发展的游牧和商盗两个分支，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计划。因此，西文化天生缺乏计划基因，以至于他们至今仍将计划视为专制落后、视为非市场的魔鬼撒旦。

但问题是，当西方终于熬过分散原始的农耕时期，尚未产生农耕文化，就阴差阳错地开启了工业革命，怎样有计划、成规模地组织生产，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大难题，就像挑水喝的印度人，如何在卧室里建个厕所，毕竟文明是需要各方面都配套的。

不会，可以学嘛。苏州织造局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和经验，自然也就随着丝绸一并出口到了西方，只不过对他们而言，除了企业私有之外，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难以适应，堪堪忍受着直到福特建立流水线，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

实际上，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职业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作家、民族主义分子等等，几乎全部粉墨登场、兴风作浪，开始在各个领域颠覆西方既有的秩序、规则、传统与权威，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以颠覆和革命为己任的破坏者和反抗者。通常的说法是，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之后，欧洲的工业化、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高峰，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问题，使传统的价值观也受到了空前强烈的冲击。

其实，其根源就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西方用汉文化构建起工业体系初期，问题还不太严重，但当基于汉文化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与西方商业文化（即所谓的“传统的价值观”）冲突对立了，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转型”。

怎么办？还是得学习汉文化。学什么？强化企业管理制度，引入社会保障制度，培养以厂为家精神。

但是，学成了什么样？当西方经济靓丽的美女画皮，因年久失修而逐渐残破的今天，我们开始看清了里面，原来是个缝合怪。

其一，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躯体里，硬要塞进一颗个人主义的灵魂。现代工业最核心的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这颗心脏，正是汉文化所独有的；现代化大生产模式的三要素（规模化、标准化、流程化）产生于秦国兵工厂，并沿用至今，创建于中国农耕文明的生产模式，成为了工业文明的基础；生产组织无民主、生产过程无自由、生产结果无平等，这与西方文化严重对立的现代工业三无经济生态，本就是中国农耕经济形态的升级版，过去用于生产农产品、现在用于生产工业品。西方想用个人主义的灵魂驱动社会主义的躯体，不乱才怪，而这正是西方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种种问题的总根源。

其二，政府托底、个人努力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被西方东施效颦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深受鄙视的不劳而获，在西方却誉为智慧，因而中国扶贫济困的政府托底，传到西方后竟然“升级”为福利，成了国家级的贿赂行为。1942年11月，英国依据《贝弗里奇报告》设计的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很快就变成了懒汉培养制度，这种早产的“共产主义”提倡快乐学习、快乐工作、按需分配，政府成为“父母”有求必应，几代人不工作也能体面生活，谁还会努力。西方学走了“以民为本”的表象，并升级为“以（选）票为本”，却偏偏漏掉了“棒打出孝子，娇养忤逆儿”（《增广贤文》）的灵魂，看来抄作业也要有水平。

其三，本应协调企业与个人冲突的社会性组织，反而成为经济体的癌症。由于现代企业是以汉文化构建的社会性组织，而员工却秉持西文化的个人主义思想，因而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就必然会发生在企业层面，只不过因为西方没有社会意识，也就只好理解成个人之间的冲突，即劳资矛盾，也就是因对“不民主自由的企业行为”而愤怒的员工、与社会化管理需要而“苛刻”的老板之间的对立。为此，西方学中国而依葫芦画瓢建立了工会等社会性组织，以期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但西方人至今也未能明白的是，中国的行会之所以能够承担协调职责，是因为中国有“礼（社会规范）”，却不料南橘北枳，在无“礼”的西方，工会等组织反而成为了“吃完原告吃被告”的癌组织，比如强大的美国汽车工会将汽车产业逼到中国。

▲现代工业模式是基于汉文化建立的

现代工业最核心的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正是汉文化所独有的。

西方工业革命激起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习狂潮，当然也就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比如说，福特一改展现民主自由的家庭作坊生产方式，顶住巨大压力，背负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罪名，坚持采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模式，将两千多年前秦国兵工厂“规模化、标准化、流程化”的生产方式定型为现代工业的标准模式，只不过用现代人造动力（电力），取代了秦兵工厂原始的人力、畜力。

在福特建立现代工业生产模式初期，由于西方尚未进入福利时代，工人们挣钱养家比个人自由理念重要得多，因而能够忍受异种文化的冲击，勤劳工作守纪律，使得生产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非常显著，促进了西方工业领域普遍采用这个模式。

于是，现代工业型态就越来越背离西文化，逐渐演化成为汉文化所塑造的新型态，越来越体现出汉文化的支撑作用，比如，生产组织（公司）只有秩序、没有民主，生产方式（流水线）只有纪律、没有自由，生产成果（利润）只有协商、没有平等。

但是，由于这种经济模式越来越与西文化严重对立，使得西方工业生产龃龉不断，管理成本和难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尤其是当西方进入福利时代后，养家糊口不再是首要问题，个人主义思想就沉渣泛起了，力图将个人主义的枝条硬行插入社会主义的树桩，试图嫁接出基于个人主义文化的现代工业模式。

问题是社会主义工业形态的身体里，要移植入个人主义的心脏，抗排异的难度和成本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国家里，制造业逐渐空心化的深层逻辑。而接收产业转移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如上一波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实现不同程度的工业化，就因为它们都属汉文化区；而接收第二波产业转移的国家都在东南亚，越南本就是汉文化国家，其它国家虽有不同的宗教文化，但毕竟受汉文化熏陶上千年，汉文化的社会主义这种非宗教思想，与他们的宗教文化并不冲突，所以社会利益至上的儒家思想，在东南亚被广泛接纳，当然就与现代工业模式不冲突、至少是冲突不严重而能够维系。反观没有受过汉文化熏陶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哪个能够实现工业化？

自中国跨入现代工业门槛后，发展就一路如鱼得水、高歌猛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工业模式本就是西方用汉文化建立的。

▲未来经济形态也将基于汉文化建立

面对未来工业，中国更是得天独厚，不论是航天领域、还是网络应用，这些对国家的社会化程度要求极高的领域，中国更有可能一骑绝尘，远不是个人化的国家所能望其项背的。

➤汉文化才能够与时俱进

中国人为适应工业模式，可以放弃“父母在儿不远游”的农耕思想，举家迁徙。更可贵的是，过去老人都要儿孙绕膝，而现在愿意背井离乡、拋祖弃茔、随孙远徙，甚至不惜远葬他乡、叶落新根。连这都可以，还有什么不能变的，为了适应新形势，什么祖制家训、道德文化，统统都能应时而改、因势而变。

反观西方，工业革命两百年来，似乎无甚变化。西方人有三大自由，迁徙自由、社（乱）交自由、言论自由，喔，现在新增性别自由，都是原始的狩猎心态，连农耕经济形态都难以适应，更遑论工业经济形态。

迁徙自由是狩猎的最大特征，逐猎而迁比游牧商盗还更自由，但太过自由就难以适应新经济形态了，且不说农耕需要随地而安，就是工业也要随厂而安。当年西方总结日本经济模式的优势，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终身雇佣制，员工以厂为家、专工精进，东吃西睡的家伙肯定不是好员工。

社（乱）交自由固然可彰显自然（动物）人的“个性”，狩猎时期居无定所并不影响正常生活，毕竟是种本能，实际上大多数动物都依此习性。但问题是，不论农业还是工业，都需定居，而家是港湾，不论生理还是心理，劳神费力一天，总要回港休整恢复。太过自由恐不利于港湾建设，非工业文明所需。

言论自由是好事，业余时间畅所欲言有助心情舒畅，毕竟苦水吐尽更能轻装上阵。但问题是，团队协作更需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以促进团队的团结与和谐。

工业革命两百年了，西方这些与工业形态相悖的自由习性仍未见改观，矛盾日益凸显，西方人不爽、工业经济也不爽。

与工业形态冲突不大的原始观念，更是抱残守缺。比如说，当今美国仍在为妇女堕胎权争执不下，足见西方沐猴而冠。也许有人会从商业角度解释，增加人口有利于市场经济。农耕时代人丁兴旺是繁盛，但工业时代要求的是人的质、而非量，毕竟更有助经济的是消费能力、而非消费人数。

➤对社会性的依赖随经济规模而越来越大

虽然“精细化、人性化、定制化”生产方式被鼓吹了几十年，但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原因，无外乎成本太高、资源利用率太低。这种古时作坊式的生产观念，毕竟与工业文明理念格格不入，简单的小手袋、小汽车等个人消费的奢侈品尚可适量应对，但大规模的批量生产才是正道，毕竟地球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尤其是一些引领未来的尖端科技应用，如高铁网、5G网、互联网、物联网、能源网等网络，以及电动车、新能源、机器人、新材料、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无一不是需要超大规模才有可能落地生根、产生实效。

超大规模的生产应用，必定依赖超大规模的社会保障。网络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其间任何一个局部、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酿成大问题。但问题是，没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如何凝聚人心、如何凝聚社会力量，又如何提供强大的社会保障。

举个小例子，造辆小马车只需要个人小作坊，造艘航母则需要庞大的企业联盟，那造个空间站呢，这就不是个人层面的、基于契约的企业联合体就能干成的，需要的是社会化大协作。人类至今，能造空间站的只有两国，前苏联和中国，前苏联能造是因为全民所有制、全国一盘棋，能以制度保障项目的推进；中国能造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文化、社会意识支撑，基于文化就能够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美国无力制造空间站，不是因为没有技术、更不是因为没有资金，而是没有社会动员能力。空间站是新生事物，离成熟相距甚远，整个过程必定是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上万个参与方必须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否则想都别想。

美国的问题也正在这里，随便出个什么小问题，参与方首先要做的就是，停下手里的活、拿起法律武器、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解决问题就绝不干活。且不说官司旷日持久，上万个参与方，就像流水线上，今天你停、明天他停，相互纠缠、没完没了，而这正是个人文化的必然结果。反观中国，不论国有、私有企业，出了问题先干活、后处理，该干嘛干嘛，干活是第一位的，责任和赔偿事后再说，相信政府能够妥善处理。

人类文明发展，本就是个人向社会的进化过程，穿旧鞋如何能走新路。现在，俄罗斯的苏联老本也吃光了，那个美欧等出钱、俄罗斯制造的国际空间站，也走到尽头了，未来可预期的时间里，恐怕只有中国能造空间站了。

其他尖端领域更是如此。

➤社会人比自然人更易适应新经济形态

网络应用中国后来居上、捷足先登。

原因无二，汉文化造就的宽容，能够为新型态经济快速穿越雷区、到达胜利彼岸而保驾护航。

洋人与狗总是说，这是人口基数大和中国人的愚昧造就的。这话说对一半，人口基数大是真，那是我们的优势。但说中国人愚昧，则正好相反，突然想起热歌《罗刹海市》。

洋人与狗说中国人愚昧，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教化出人权意识，无脑般不会保护自己的利益。

1994年8月，一位79岁的美国老太太，在一个麦当劳分店的驾车外卖窗口买了一杯咖啡，当把咖啡放在两膝中间，正要打开盖子往咖啡里加糖，不料其孙突然刹车，咖啡洒腿而烫伤，其女儿决心讨个说法，要求麦当劳赔偿2万美元。而律师介入后，法院判决麦当劳公司赔偿原告16万美元医疗损失及27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

老太太受苦值得同情，16万赔偿也没有问题（只是不知律师拿走多少），但270万的“惩罚性赔偿”本人就多少有些感慨了。且不说律师扮演什么角色，麦当劳咖啡是非常传统、成熟的业务，发生过的、想到了的问题都已解决、避免了，尚且遭此横祸，那要是新兴业务呢？

网购早期，本人也赶过时髦，也上过一次当，收到货品的品质与标称严重不符，本地俗称“崴货”。本人没有拿起法律武器，因为货值不高，不值得浪费时间、精力，相信许多中国人也是如此。

是本人愚昧吗？可能。是本人不懂法吗？非也。是本人奴性吗？不像。

“吃亏是福”不是说吃亏是好事，而是说“差不多”就行了，中国人很忙，一般小事没工夫斤斤计较，人生路很长，今天吃点亏、明天占点便宜，终究“差不多”。这使得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成本、个人生活的额外成本，与美国相比极低，这也许就是“吃小亏能占大便宜”。

关键在于，对社会包容度要求较高的新型经济，在孕育期间极为稚嫩，经不起风吹雨打，在个人主义文化下，是难以发育成熟的。

随便举个小例，一个人人只顾个人隐私权的地方，能搞出智慧城市吗？个人存疑。

厨师给一个人烧菜容易，给一万人烧菜就难了，众口难调，就算上帝掌勺也是如此。怎么办？靠文化。如果今天有人嫌咸付诸法律、明天有人嫌淡要讨人权，这菜怎么烧。

个人经济形态过去了，未来的经济形态规模会越来越广大、涉及因素会越来越复杂，对社会的宽容度和包容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如何支撑？社会文化。

➤如何才能产生工业文化

洋人与狗拼命鼓吹，西方文化是先进的工业文化，而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农业文化。本人只能嘿嘿，非傻即坏。

经济形态是孕育文化形态的基础，中国一万年前就进入农耕时代，但三千年前才孕育出成熟的农耕文化，这还算是人类最快的了。而西方文化产生并基本成熟于启蒙运动时期，那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洋人与狗说工业革命孕育出了西方先进的工业文化，那就是说西方是“先生儿子后生娘”。

也有许多洋人与狗总喜欢说，西方先进的文化产生了先进的工业。本人没有资格反驳，因为那是他们的哲学，精神决定物质嘛，就像先进的厨艺产生了先进的食材，只是我们不太容易理解这个脑筋急转弯问题。

未来的工业文化长啥样？本人不知，不说几千年，恐怕最早也要几百年后才能初见端倪。但以多年（数千年）经验，社会化大生产一定需要社会化大文化支撑，也一定会孕育出与之匹配的社会化大文化。

西文化尚处于落后的个人文化阶段，要进化为社会文化尚需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要想一步到位、直接进化为工业文化，恐怕步子大了总会扯到什么。

因此，谁能进化为工业文化，汉文化不说唯一、至少也是离得最近。

个人以为，中国是否能够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并不重要，尽管是大概率事件，重要的是能否通过引领新工业革命，构建起工业文化的地基、至少是雏形，最好是连框架也搭建起，以便集世界之力，构建人类共同的工业文化，为工业文明建设和发展定准星、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