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毯先生》撤档，其实改变不了什么

《红毯先生》撤档其实改变不了什么，它之于票房的“问题”不在于档期，而是表达内容和方式本身。事实上，这种票房结果很大程度上在宁浩的预见范围之内。作为最懂市场的商业成功导演之一，这并非他的能力不足，而是有意为之的“放飞自我”。

这一次，他主动地放弃了票房，选择了“自己”。这种心态与他的自我认知相结合，形成了电影的主要内容。这让它的现实结果---票房与大众范畴里的反馈---与作品表达之间，形成了微妙的互文效果。

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求仁得仁”，当然也可以叫成是“自作自受”。

《红毯先生》拍摄了影视行业里的各个环节，展示了它们对于自我诉求的强调与彼此的不合作。这源于各人在行业内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也同样来自他们自身身份的不单纯。

这也造成了一种观感和表达上的错位。在很多人看来，作品是在嘲讽刘伟驰代表的明星与其背后的“奢华浮躁演艺圈”，因此他们应该都呈现出绝对的负面形象。如此一来，对刘伟驰内心纠结与矛盾部分的表现，就变成了“不够彻底”和“什么都想说”，成为了影片的巨大缺陷。

然而，宁浩其实并不想将刘伟驰和行业完全放置在反派定位上，他的核心目标是“表现个人的自相矛盾，行业内各环节的交互矛盾”，由此让行业成为升级的“个人”而产生下一层的“自相矛盾”。通过对刘伟驰的内心拆解，他试图展现出大环境发展到这一步的内在过程，带来一种相对客观的角度。对现状的态度是讽刺的，但对其发展的观点则是相对克制的，看到其“不受任何微观个体控制”的必然性。

影片呈现的生态带有“交流”的阻碍，因为每个人都会以自身的立场、角度出发，寻找自己的需求满足，又因自身的复杂性而难以真正厘清“我想要什么”。“交流的不畅”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发生在人对自己的内心层面。面对时代变化给予的行业多层面性加剧，影视行业需要更强的“放下自我高墙的合作与融入”，实际上却反而是变本加厉的“强调自我”，而这种“自我”甚至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不能找到自己唯一且真正想“强调”的东西。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各自立场与身份差异之间的交流错位与诉求壁垒，自我内化的定位与诉求迷惑，在若有若无之间，事实上暗指了影视行业之外的更多对象，针对着“后天”的思潮与“先天”的本心在当代愈发巨大风浪之下的恶化混杂。这显然有些敏感，电影里也有些表达模糊，就不必做太多展开了。宁浩想要达成的其实也就是这种模糊而泛指的效果，意喻着我国各界在当下时代的某种统一共性。

这种表达凝聚在了刘伟驰的身上，他的商业、流量、娱乐巨星属性，与非金钱、电影、艺术的演员属性，在身份立场上是电影作为艺术与商业并立存在的具象，也牵起了行业的两极。刘伟驰想追求后者，又放不下前者带来的舒适区与思维定式，于是变得极度“拧巴”，这种极度的矛盾从他个人出发，成为了对行业乃至于“华语电影”的讽刺式表现。这也由他在片中的角色变化而得到了象征：他饰演了很多角色，有着很多形象，每一个却都是拧巴的状态，他找不到真正relax而舒适自洽的“自我”，只是在徒劳地“扮演”某个定位与身份，因为他原本就不是任一确定形象能对应的“单一之人”，而是一个混乱的集合体。

电影作为一个商业与艺术共存，表达与感受并立的多层面存在。所有人原本应该是互相尊重彼此诉求并达成合作的关系，实际上却是泾渭分明的各自高墙。在现实中，从初心而言，导演只为了纯粹的艺术，演员只为了取得商业价值成功后的大奖，投资人只为了商业赚钱，影评人只为了抒发主观感受与语不惊人死不休。更甚的是，由于身份立场的复杂，他们又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寻求其他的目标与诉求，做出或过激或不足的反向调整，却都无一例外地勉为其难、生硬刻意。这一切共同形成了行业整体与个人内心的乱相。

宁浩以演员刘伟驰作为切入点。他实现了大明星的商业价值，又想转攻艺术奖项，本身便是导演和投资人这两极的中间点，然而却牵绊于商业成功，留恋于娱乐光环，而无法真正地放下既往的自己，投入到表演艺术之中，不能完成自洽平衡。这并非完全出于他的主观愿望，而是在行业内形成的潜在意识。在愈发商业、娱乐、离地化的大环境之中，他已经在无意间将这样的自我定位当作不可撼动的真理，一旦用原初的“演员”触及，就会产生激烈的排异反应，因为二者的目标诉求和自我认知是冲突的。这种不可解的冲突凝聚在他的身上，也象征着行业各环节的无法合作。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影和演员必须实现“娱乐”爆点带来的热度话题榜效应，也必须下沉到短视频和直播之中，这让刘伟驰的“娱乐”属性都被进一步拆解，分出了“熟悉可接受的传统娱乐”与“不可接受的新娱乐状态“，“艺人”刘伟驰同样需要寻找到新的平衡，让表达的多层面程度更加升级。

电影的落点是“平衡”，是刘伟驰自身的平衡，试图找到明星与演员的平衡点，开解人生的困境，也是我国的影视行业与电影艺术的平衡，困境格局上升。这种平衡是他自己对于不同定位的平衡，也是对行业中各个环节人员要求的平衡。如果达成平衡，才能形成彼此之间、自身侧面的“交流”畅通，理解不同立场与身份之下的所想与期待，实现进一步携手与共融的和谐前提。这可以让我们想到很多层面上的内容，而本片具体呈现的影视行业是一个切入点，并由片中的设定、背景新闻，隐约之间完成了对更广义范畴的扩展辐射。

刘伟驰努力地进行平衡，在导演和投资人之间游走，既放下商业明星身段搞艺术，也拍摄短视频”双击666”，还要在颁奖礼上面对主持人的恶作剧而故作风度。这象征着行业各环节的“务虚表面上的合作态度”，实际上却在项目洽谈的务实中各自只强调自己，就像电影展示的交流困难与激烈矛盾。而作为“中间平衡状态”象征的刘伟驰则夹在外界各方与自身各层面身份的中间，成为了“平衡无能，交流困难”的表现形式。

宁浩无限放大了刘伟驰在多层面的左右矛盾中的尴尬，用嘲讽的方式展现从业者与行业本身的夹缝困局，这也是更“经典”的人物戏剧塑造，给予生活困境，并试图找到开解之道。刘伟驰在短视频里念词口音尴尬，并不能真正融入其中，只是在颁奖礼的“公关务虚”时故作不在意恶搞的样子而已，内心则非常不开心。

这种拧巴直接体现在了刘伟驰在两极之间的拿捏失当。他是商业化高度发展之后的明星，寻回艺术初心的方式是深入逆转当代商业发达环境的农村题材，对应他从明星云端到接近地气的生活调整。而从结果上看，他无法融入农民角色，拍不好农村题材，找不回纯粹艺术之心，也无法走进平民的生活状态。

开头的刘伟驰就在最放松的环境下听着心灵按摩一样的“relax”，试图让自己从纠结与拧巴的紧张状态中放松下来，在生活中找到自如的平衡点。但直到结尾，他也只能摇摇晃晃地保持着平衡，与relax全不相干，依然是紧绷的状态。这种平衡透出了无限的不真实：曾经想下乡村追求艺术，结尾却只能骑玩具一样的平衡车，无法彻底变成非奢华明星的演员去骑真正的马体验生活，马不至于再被虐待，却只是被他养在了家里做摆设。他无法从真正达到“原初”的纯粹生灵（对等于猪）获得真正放松自如，以其纯粹艺术状态找到在当下行业中的平衡自处方式，满足自己“不甘于纯粹商业娱乐艺人”的寻找艺术原点之意，而是需要依靠科技造物（对等于机器人）的平衡车。

在登上平衡车的结尾之中，宁浩完成了一种微妙的暗喻。对于刘伟驰来说，真正的艺术原点依旧未能寻回，此时的他或许依然不满足于彻底的“商业终点”，或许已经在“寻回原点”的失败中甘于娱乐的一边。但无论如何，二者的平衡都必然仍是摇摇晃晃的状态，无法完美自如。他想维持平衡，也看上去经历了磨难教育而完成蜕变，“重新学习平衡“，事实上却终究会是难寻艺术初心的结局，脚下永远只能是平衡车而不是马，且始终摇摇晃晃。

宁浩无疑展现了自己对电影与行业的悲观态度，它已经在不纯粹的道路上走了太远，只有最象征“原始回归”的自然生灵，那头猪，才能在纷乱如麻的行业象征场景中，暂时地解决一切，但行业整体显然是无法“回归”的，甚至猪自己的统一乱局方式都是自杀式的“不可持续”。我们都想找回原点，回归初心，但已经不可能了。这正是刘伟驰陷入最大漩涡的节点安排所表现的信息：当他终于明确自己的初心，不再拧巴，找到一件“做对了”的事情的时候，却反而被完全击入了深渊之中，因为大众已经由自己的“当代”价值观立场给出了“保护动物”的抨击，与他从电影艺术出发的“原点”完全错位，所处的时点阶段与身份立场都截然不同。

在全片中，宁浩始终使用着一头猪和一个机器人，它们分别是生命在原始与科技发展之两极的形式，而科技发展对应了时代的推进，二者的碰撞意味着电影行业的起初原点与理论终点。

猪是纯粹的生命，以其科技的生命属性对应着其他层面上的“农村与平民阶层”，拥有情感与灵魂，具体地作用在了刘伟驰的身上，成为了他在片中激发的“回归艺术之心“投射。当猪走丢的时候，他会在追逐“回归”的行为中陷入“是否真的要如此”的迷茫，而一旦猪开始爆发，他就会陷入激烈情绪，“本心”让他无法再在艺人明星的既有舒适区中自得，二者同时存在引发了崩溃。

在另一边，机器人则完全不具备心灵，以其高科技非生命而对应“商业发达与云端阶层”，也就没有了电影作为艺术一面的感性能量，不足为创作时的驱力，也谈不上接收时的触动，艺术完全消失，只剩下了彻底的“理性商业”。它第一次出场，刘伟驰接受着“当下行业”的规则待遇，享有众人追捧，优先坐电梯，却在机器人面前吃瘪，因为后者才是更极致阶段的“商业化存在”，而“当下”处于“商业环境胜者“状态的刘伟驰则不过是“不完全阶段”。他有艺术之心，大体上却弱于商业属性，这也是环境的状态，就像背景音中的几次电视节目切换，先是严肃新闻，后代之以娱乐八卦。

猪是从业者在进入行业（科技赋加其力）之前的原始状态，而机器人则是彻底被行业的商业娱乐一面改造后的终点状态。猪和机器人在交互之中的突兀和尴尬，发生在代表“当下行业环境”的影视相关空间之中，与其间的人事相结合，意味着“当下”尚未达到任何一极的中间拧巴状态，身份、诉求、心理并不够提纯的复杂性才导致了对外人与自己的“交流”不畅。二者的交流伴随着舆论对刘伟驰的批评，舆论是当下的环境，以“沽名钓誉，佯装艺术”抨击刘伟驰，自身似乎出于“艺术”，实际上却也是对明星进行过度消费的“娱乐“，而刘伟驰身处其中，受压的原因同样是艺术与商业的平衡无当。这个微妙的场景中，环境与个人都兼具了两种状态，个人的拧巴与痛苦同时源于环境的外在评判，以及对其自身思想之“内在”影响，“外在”甚至就是“内在”的显化。而机器人和猪的无结果对话，则在象征层面上隐喻了这一点。

更有趣的是，对话中的猪和机器人事实上进入了一种潜在的和谐氛围，彻底的无结果其实也是一种别样的默契。宁浩的讽刺表达便又升级了一层：只有站在两极，方能用彻底的“对立与不理解”达成一种微妙的“相互理解”，因为它们彼此就是对方的完全敌人，只要视为自己的绝对反面，就可以明白对方的所思所想，相比之下，当下环境的“中间状态”无疑才是最混乱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与其他人想要什么。而“猪”之于“纯粹创作者”的象征意义，自然也是宁浩对自己“本心”的又一种自嘲---在当下的很多人眼中，这种初心状态无异于“蠢猪”。

《红毯先生》从嘲讽喜剧的形式出发，夸大地再现了行业内的各种现象。它用一种极简主义的风格贯穿全作，以“简约“而凝炼出一幕幕平衡失当的拧巴状态，将它以各种行业里的局部、环节、形式，具体地展现出来，似乎是“东一下西一下“地雨露均沾而浮皮潦草，实际上却是对行业全局的拼凑过程，在表面的“不同”之中引出了内里本质，“对人与对己均是平衡失当、交流无能”的共性。

乍看上去，它似乎没能触碰到内里本质，没有思考“行业”为何如此，只是在玩弄表象。但事实上，宁浩让刘伟驰象征了一切，他的个人生活矛盾，在两种身份下的难以纯粹之困境，被嘲讽地无限放大，对其内心的剖析恰恰就是对行业与电影的指射，二者的成因与问题并无区别。只要我们真的去关注刘伟驰，就可以把握更宏观的内容了。

同时，极简主义的风格也是对本片思考态度的表现形式。它无疑带来了一种表达语感的克制与拍摄镜头的客观，在画面内容嘲讽之表的后面，带来了宁浩更具有思考意味的审视视角，他通过摄像机的画面，以理智而冷静的眼光在“观察”、“呈现”、“解析”。他的观点虽然是讽刺式的“尖利批评”，但批评的姿态却是端正的，幽默而不“轻浮”，解构而不“消费”，喜剧而不“低俗”。

同时，它的程度控制也体现在了对解构复杂度的安排上。它对现象的呈现相对静态而“简化”，一个接一个地串联、并列起来，组成了“行业”，而对单一事件则没有更复杂的深入展开，因为那样的话就会让“思考”露出表面，让“严肃”显得外化，结合嘲讽式的解构形式，而让宁浩的态度过于”偏激”。他对行业有情绪，有态度，有观点，却不想在一本正经的姿态中失去冷静与克制，让自己显得过于刻板或愤青。对环境内里的主题表达寄托于刘伟驰的个人象征性，而片中的事件则负责组成环境表象之大观，以简单形式来淡化过度的现实主义与思想痕迹，将它们藏得更深，放在“解构讽刺现象”之外的人物之上，避免它们与“讽刺”形式结合导致的”偏激与极端”之误解。

如此一来，影片就可以用嘲讽的方式展现“思考”，带有更符合宁浩个人倾向与性格的强烈情绪，而不必非得一本正经地严肃“上课”，那不符合宁浩的个人风格，其实也不如嘲讽来得尖利，还会削弱影片在宣传包装层面的商业属性。

由此可见，《红毯先生》还是很聪明的。它就像宁浩的过往作品一样，带有艺术表达与商业类型的平衡之意。宁浩在电影里展现了“无可平衡”，但他自己却一贯是中国电影行业里少有的“平衡”大师。这有天赋与“客观“（个人风格恰好契合观众接受的成熟类型“都市喜剧”）的原因，也有他的个人努力。他在其中所下的心力，或许才让他对其中的艰难格外有感，拍出了这部作品。高概念，强解构，高级别的讽刺，嬉笑怒骂之中的“认真”态度与“强烈”观点，让人想到了当代欧洲电影的一大创作倾向。像近期大热的《可怜的东西》，将弗兰肯斯坦的故事进行性别倒置，解构成当代的女性主义议题，就是这样的作品。即使在欧美，这也是“冲奖标准答案”，宁浩将之搬运到国内的商业主流院线之中，其商业诉求的让位之意就已经体现无遗了。

《红毯先生》的聪明，还体现在宁浩对表态攻击性的处理之上。他拍的内容其实针对了全体行业，把所有人都骂遍了。但他使用了夸张戏剧化的方式，让里面的内容和大家熟知的现实又有了微妙的距离与区别。于是，观众直接就明白了“这不是完全的现实”，而从业者也不会感觉到被很严肃地冒犯攻击，而是“大家一起被恶搞”。在《心花路放》中，宁浩嘲讽了文青群体，又用一种实贬明捧的方式包装了意图，弱化了文青观众的愤怒，甚至让他们有点难以理解。而《红毯先生》里，宁浩则对自己更大的“冒犯”完成了更难的处理。

如果宁浩使用了完全现实主义的风格，有一拍一，正面严肃思考，那么效果显然就完全不一样了。影片就变成了“客观反映”。现在的《红毯先生》，似乎攻击性很强，实际上却是指向“非完全现实”人与事的，反而淡化了其严肃认真的批判意味，有攻击而无抨击。

或许也正是由于“长年平衡创作与商业“的“格外有感”，让宁浩在《红毯先生》里投放了比以往更多的自我成分。他玩得更开，形式更不“类型”，态度也更尖锐，因为这是他最触及本心情绪与思想的电影，让他在有意无意之间都变得更加“忠于自己”了。

如此一来，曾经拿捏得当的“平衡”也就不再成功，《红毯先生》的主题成为了宁浩个人在此片创作的映射，现实里的他从片中的导演变成了“刘伟驰”， 身份复杂性与失衡程度在自身层面上完成了两个人物转换间的“升级”。

宁浩拍摄了一部反映所有人都“不够也找不着自我”的电影，却是用一种绝对“自我”的创作态度。这是他对其展现世界的“打样”，更是“我不像你们一样”的宣言。他在片中是一个心怀愤怒却只能无奈地倒向“商业”资方的导演，坐在戏中戏的摄像机后面保持着无自我的被迫状态，“一切听资方的”，即使反抗资方塞人进组，也是用“假戏真做打一顿“的求全下发泄，依然是“听资方的（让关系户演）”。这是很多导演被行业规训后的“结果”状态，虽然本心仍在，却只能用阴阳怪气的方式略作挽尊，在切实的创作行为上却是“配合”，其挽尊不过是维护面子的故作清高。而在现实的《红毯先生》摄像机后面，真正的宁浩本尊则是截然相反的绝对自我姿态，“我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于是，元电影形式带来的两重嵌套结构之下，“导演宁浩”就具备了高度的两重性，在两极之间并立。这是宁浩的自我展示，他兼具了两种状态，就像此前几乎每部作品都在实现的那样，但从自身而言，戏中戏里的“商业宁浩”应该被抛弃，而拍摄《红毯先生》的他才是真正的本心所在。在这一次的放飞之中，他言明此前的自己终究是在妥协与平衡，而现在则无需如此，因为就像片中展现的一样，平衡始终是一件痛苦而无法relax的事情，他也需要偶尔地回归到创作者的原初状态。

而对于这种状态，他事实上也进行了极其幽默且有态度的自嘲。两极化的“宁浩”显然分别对应了猪和机器人，而创作《红毯先生》的那个宁浩恰恰就成为了“猪”。这正是宁浩对这次放飞后得到反馈的预判，他会成为投资人与商业操盘者眼中的“猪头”，也会成为最广大观众群体口中的“笨蛋”，他难得地回归到了本心的艺术创作者形态之中，而这种形态在当下的环境里即是“猪”一样的存在。这是自嘲，也是自觉，但同时也是又一层的对外讽刺。

这让本片在大众范畴里的商业与口碑难以成功，却与影片的表达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效果，反而升华了影片的水准。于宁浩而言，他既然选择了“更强更纯粹的自我”，那么也就等同于是让步了商业诉求。在这个前提之上，影片被大众一致追捧的“成功”，是否变成了一种“自我艺术得还不够”的失败，而票房与公共平台打分的“失败”，则反而恰恰是于宁浩而言的成功呢？

就像“用猪自嘲”一样，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自己这次与相当部分观众群体的不容，乐于去做对方眼中的“猪”，那么这还能算是一种失败吗？于客观的票房和打分来说，肯定还是失败。于他自身而言，则反而会是成功，因为这恰恰是他提前预想、片中预言，甚至未尝不是隐约“期待”的结果。他选择了绝对的自我，那么自我面对的一切排斥、不理解，都会是一种荣誉勋章，证明着“自我”的极致。

无论如何，当宁浩“自我”了这一把之后，他还是必须走进现实里，面对影片高昂的制作与后期成本，处理商业层面的不小亏损。《红毯先生》肯定是他的任性，放在群体最下沉的春节档更是任性中的任性。但宁浩的心态或许就是于和伟饰演的刘备，“我打了一辈子仗，不能享受享受吗？接着奏乐，接着舞。”他当然可以享受一把，但后续影响如何，需要怎么应对处理，还需要他拿出比刘备更多的心力。

这其实又互文了影片的关键表达情节，只有“回归纯粹的猪”才能暂时解决乱局，带来一种“简单”，在《红毯先生》拍摄中的宁浩成为了那头猪。但他也像猪一样，不具备日常的可延续性，猪会退场，他则要变回到当代行业现实里的“导演宁浩”，继续处理平衡失当的问题，在更多的作品里努力平衡，就像每个导演所做的日常工作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看，宁浩或许会与现在的冯小刚“心有戚戚焉”。完全自我的《1942》后，冯小刚就给出了完全不自我的《私人订制》，为了弥补商业缺口。而到了2023年，冯小刚的《手机2》继续使用“小崔”这个角色，无视了曾经与崔永元的口头默契，这也是他的又一次自我，于是也要用《非诚勿扰3》来进行又一次的非自我之弥补。他在《非诚勿扰3》里努力地自嘲，嘲讽“拍了这部片子”的自己，试图展现残存的创作态度与自觉底线，却显然不足以争回什么，只是因拧巴的态度与不投入的状态，导致了票房与“面子”（让人意识并尊重到他的自觉意识）双输的局面。

作为最终的结果，《非诚勿扰3》远远不足以代表冯小刚的创作水平，反而表现出了他在愈发拧巴的自我定位之中，难以自处的窘迫。作品显示了他作为导演的聪明，也无疑体现了他在创作信念与行业内人情世故之间的纠结，以及“只留下一点挽尊余地”而几乎放弃前者的现实状态，这会带来他在创作结果上的巨大退步。而最遗憾的是，他的所谓挽尊，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不过是一种无用的自我安慰。

冯小刚是曾经的平衡大师，宁浩也是。冯小刚的两次自我都带来了下一次的“不自我”，且在第二次中由于不够“不自我”而失败，这说明了他毕竟并非“纯粹行业零部件”的必然矛盾性，而宁浩又会如何？他会拿出一部“不自我”吗，他会真正接受“零部件”身份，哪怕只有一次吗？

可以想见的是，这种放飞的relax必然不会成为常态。宁浩会用“离场感”的说法建议王子昭，将《二手杰作》的结尾改成“虚化的大圆满”，哪怕那同样是一部讽刺喜剧，甚至出自于以鼓励创作闻名的坏猴子计划。

这才是宁浩的常态，是他自己可接受的思维方式与电影创作观念。而《红毯先生》的relax，则更像是一次减肥人士偶尔为之的放纵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