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雄兵出击》：梦回二十年前，“游戏重制”式主旋律

《志愿军》是一次对同类题材的“返璞归真”。在近年间的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做出新意的作品，如张艺谋父女合作的《狙击手》，以绝对微观的视角出发，展现了普通一兵的奋战与牺牲，并将其表面上的“不为人知之微小胜利”放大，外扩到了结尾出现的军队集体之上，突出了小我奉献汇聚而成民族可观强盛的主题。而在陈凯歌的《长津湖》中，士兵以家庭与亲情的诉求出发，延伸出了对“每个人的家”之国家的奉献精神，形成了小我与集体的统一。

与之相应地，更加传统与经典的作品反而显得有些稀有了。上述的几部作品，包括更早一些的当代题材《红海行动》等，都证明了主旋律创作思路的一些新空间与可能性。而这样的新意或许也可以沿用到经典型作品之中，让它变得传统而不老套。在一定程度上讲，<志愿军>就展现出了新意方面的一些潜质，对经典主题进行了细化的多层次拆解，尤其是后半部，还是能看出陈凯歌在既定框架里的一些手法尝试。

当然，这并没有完全让本作实现“推陈出新”，依然有着旧日创作上的一些沉疴和固有缺陷，这也是无需赘言的，必须写在头里。整体而言，它就像是目前流行的老游戏重制，在机制上略有更新，全局上则依旧保持着原有系统的状态，不可避免地延续了昔日的战斗操作不便、交互逻辑尴尬、人物视角诡异、玩法设计落伍等“旧时代特色”。

在电影的第一个镜头中，我们就看到了陈凯歌对主题定向的坚决态度，即对朝鲜战争的定性：保家卫国的正邪之战。电影几乎没有用太多的镜头，就完成了根本性的交代：传统，经典，主旋律。前往北京的火车上，毛主席穿越了风雪的冬夜，镜头一转来到了中南海，春暖花开，这正是解放战争的意义，让中国渡过了严峻的时期。随后的快速剪辑里，电影迅速引出了朝鲜战争的一系列进展。这样的处理看上去有些粗略，实际上强调了一种迫切感，意味着外战阴影对我国的急剧紧逼，此前的“春暖花开”之成果面临威胁。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对此的反馈，中央领导人们始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运镜与剪辑的节奏之中，突出了对外敌进逼的沉着——虽然事发突然，情况紧急，在心态上却始终不慌，因为革命事业一路走来，始终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局面。

事态始终紧急，情况始终不利，威胁始终存在，这一切都是物质层面的劣势，但我方的信心却是坚定不移的。在开场的“粗糙”剪辑中，作品突出的便是这样的精神力量。它带来了建国一周年时口述的一系列安定和平之成果，也必须继续贯彻到外战中，继续捍卫。电影也设置了一个相对反面的角色，展开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即朱亚文饰演的武器专家。刚刚回国的他在会议上并不能融入集体，在会议的掌声中不知所措，这种不自如正说明了他对精神信念的感受缺失，并在随后发展成了他对开战的不认可。这一处带来了细微的表达，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之于精神力量的分歧，首先是朱亚文个人，他高度承认了新中国在推翻三座大山上的一系列努力，却不认为这种努力背后的精神足以撼动美国在物质上的巨大劣势，随后则是朱亚文留学所在地——即他这种意识的“来源”——的苏联，斯大林表示缺乏军备，不做支援。

由此一来，电影随后细化展开的战争内容，实际上就成为了对社会主义集体内部非精神阵营的一种“说服”。苏联拥有更强的实力，也是社会主义的扛鼎存在，却在美军面前止步不前。而朝鲜战争的过程则证明了，只有拥有精神力量的中国才是社会主义阵营真正的可依靠核心，而信仰也才是社会主义最宝贵的竞争力。在战争为主的后续段落中，本片在画面尺度上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度，我们很难看到国产院线电影展现出如此“暴力”的细节镜头，或许只有将人炸成血雾的《水门桥》可与之相比。在首战中，美军士兵的匕首在特写中几乎插入我军士兵的眼睛，反过来则直接被按进了军车的金属锐角，双方的军刀各自扎进对方的胸膛，随后则是我军士兵被炸弹瞬间点燃的身体，以及扣动扳机时的鲜血滴落。

在缺少分级制度进行“观众教育”的当下，本片能够获得如此尺度，特别是集中在我军士兵的身上，必然会让观众产生一些不适的体验。能够说服审查部门开绿灯的，自然是这种细节的用意。只有这种尺度的“惨烈”，才能展现出精神力量的强度，并由其“不顾身体痛感”来抹平物质力量上的巨大差异，将肉身作为我方独有的武器。事实上，影片对首战的设计以近战为主，甚至用台词直接喊了出来，并由一段全景的推拉镜头持续展现了双方在近距离接触瞬间的拳脚肉搏。这种接战正是最抹平武器差距，也最强调精神力量的打法，由此给全片的战斗表意做了定性。这样的中近距离战斗在全片中反复出现，积累了“匕首入喉”、“钢盔砸头”、“残肢爬行”等大量镜头，深化了这一层表达。

同时，在文戏方面，影片也用了一些“单元剧”程度的支线，来表现精神力量在我军身上的逐渐明确过程。梁师长畏惧美军的军备，想“再准备准备”，因此差点贻误战机，而通讯员小杨在首战中受到战友牺牲的打击，消极对待工作，并在辛柏青的奋战和毛岸英的鼓励中复苏。随后接力的，则是黄晓明所属团队的“血耻”，此前因军备差距的犹豫在下一次的战斗中洗清，这也构成了电影的主要战斗线索。在更细节的部分，还有“先没军裤，随后反脱掉裤子完成渡河偷袭”的“反物质匮乏”表达。而在电影的中后部，伍修权主导的联合国谈判线索出现，带来了一条比较独立的文戏，也是人物口中“必然谈不成”的“第二个战场”。它看上去以伍修权为主，实际上的主角是张子枫，她是这个战场里的“朱亚文”和“通讯员小杨”，以高度对等前者的方式出场，在周遭的热烈鼓掌中不知所措，并对前往联合国的目的缺乏了解，“是要我去翻译吗”。而伍修权等人的行为，便构成了对她的感染——因缺乏物质力量而必然被轻视，却依然要用坚定的态度面对世界，传达出自己的意志，从“国名不能拼错”到最后的演讲呐喊。

在后半部分中，电影始终保持着战争与联合国之间的双线平行，在两个战场中以精神对抗物质，也完成了各自角色的“成长”：黄晓明率领的团部在最后的战斗中彻底完成了血耻，张子枫也真正融入到了伍修权等人的表态之中。而“精神力量之结果”的展现，则是双方战场共通的“坚定与牺牲”。这个段落显然也是陈凯歌最投入的部分，他先建立了双线在牺牲精神上的关联，将特写给到了张子枫的家门钥匙，她的家庭付出了奔赴朝鲜战争的父亲，随后则是高潮的情绪共振——前线轰炸中重伤的士兵们与伍修权同步地举起了手，在各种战场中表态“再战”，这也让看似和平的后者同样具备了“不畏牺牲”的状态，要抵抗的是与会各国的冷眼抵制，随后则是进一步的同步，前线的牺牲为联合国发言的态度与说服力进行了程度上的佐证。

而陈凯歌同样非常为用心，也充分考虑到了创作客观条件的部分，则是对画面构图的雕琢，这正是最能直观凸显精神力量的环节。人物在逆光镜头下的伫立，面对炮火时的坚挺，遭遇热浪时的倒飞，在阳光之下的倒地，包括角色在牺牲瞬间的慢镜头和第一视角镜头，以及最终战时燃烧不止却依然站在战斗位置的尸体，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叙事基础与资源投入，就可以让情绪呈现在大银幕之上。事实上，上述的战斗段落同样如此，对惨烈性的大尺度表现也是非常直观的表现方式。

在本片的客观条件下，对此的侧重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本片的时间线从朝鲜战争爆发到圣诞攻势结束，对于单片而言显然过于绵长，出现的人物和事件太多，且涉及阶层也比较复杂，既要有最宏观的中央领导人进行“打与谈”的一级决策，也要有前线总司令对战争的二级指挥，还要包含最前线的指战员与士兵。在文戏层面，电影很多时候仅够做出基本信息的交代，很难有时间就部分角度与人事进行深入。因此，以战斗细节和构图画面进行直观渲染，文戏则在有限空间内进行辅助，在高潮段落做额外投注，便是几乎唯一的可行选项了。

在大量的战斗场面中，这样的支线并不能得到很多资源，因此没有持续的展开，但在功能上却提供了一些表达上的新意。精神力量并不先天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身上，就像苏联展现的那样，而是由战友的激励中得以确立，而战友对应的集体共同凝结起来的也正是“保家卫国”的热血，这让我们又一次与苏联拉开了区别——我们的集体拥有此等情怀，可以感染个人，而苏联在争霸世界的过程中早已变质，“保家卫国“退位，已经不具备这样纯粹的精神力量。而在影片的最后，始终燃烧着的士兵战斗尸体，事实上也成为了“抗战不息”的精神符号，抵抗住了美军的物力压迫，并引导出了伍修权在联合国的雄起——美国代表对圣诞攻势非常自信，它的第一次出现伴随着“感谢上帝”的自语，这其实是美方的“信仰”，并在战斗中不敌我国的精神，只成为了我国精神“真正强大可信”的反衬。

在传统的朝鲜战争电影中，这样以非绝对正面形象出现的解放军士兵并不多见，就像对苏联的表现一样，这也正带来了本作的新意。在核心主题上，它无疑是非常传统的，甚至也没有《长津湖》中陷入争议的“以个人诉求取代集体主义”之嫌。但对“社会主义精神信仰”这一核心主题的细化拆解上，它却做出了一定的独特性，罕有地强调了中国之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唯一性意义，区别了苏联，也用适当的我军人物之“觉醒成长”进行持续展现。而在以往作品中，则多因苏联的完全缺席，表达对象似乎被简单地归为了笼统的“共产主义阵营”，而我国则是它的代表。拍摄朝鲜战争的电影多如牛毛，往往表现的却集中在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比之上，却模糊了中国在阵营内部的独特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其实给出了战争之于未来的意义。在开场部分，美军轰炸了我国的生产基地，这说明了它对我国物质积累工作的破坏。这也正是战争的目的，为了在未来发展出物质上的深厚基础。电影强调了不畏牺牲的意志精神，它足以对抗任何敌人，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所有牺牲都是损失。精神力量当然可贵，但不应该是我们唯一依靠的东西，它支撑起了此刻的牺牲，而此刻的牺牲则是为了未来的不需牺牲。电影最后的雪中梅花做出了点睛，朝鲜战争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春天，带来的是“冬日中的生机希望”，真正的春天永远是战争胜利后的和平发展时期，由此完成的物质积累。

在很多方面上，本片都显得比较传统，文戏中的叙事与人物甚至有些《大业》系列的ppt走马灯之感。最典型的让步例证是，它完全可以从“父亲、妹妹、兄弟”的人物角度出发，聚焦于前线战场进行叙事，却选择了淡化个人线索，甚至以一些并不润滑——音乐、情绪、内容——的方式切到国内的领导层。然而，在客观条件较多的情况下，陈凯歌依旧展现了自己对这一传统主题的细化思考，选择表达效率与性价比最佳的环节做出了侧重设计。同时，它也不同于近年来的同类作品，反“微观个体视角”而行之，包括了从领袖到士兵的全国全民。这是《长津湖》等聚焦前线、国内带过的作品所缺少的部分，绝对突出了集体主义，并用毛岸英作为中央与前线之于牺牲奉献精神的两极连接，再以张子枫作为武战与文斗的双线连接。

在此支撑下，陈凯歌的起手虽然有些俗套，但随着影片的展开，作品逐渐在传统里做出了新意。而在“反传统”为主旋律大方向的当下，这样一部作品的出现也必然有其独特的存在感。虽然受限传统，但并不算彻底老旧，经典打法亦仍有可为。而对它的感受如何，并不仅仅关于电影本身，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观众个体对“经典传统主旋律”打法的受容度。

我们很难说《志愿军》是好还是差，只能说它很“经典”，“经典”得就像二十年前的那些同类题材一样，只是不再有它们身上的时代滤镜与先天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