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穷人”发福利，为什么在印度引发骚乱？

京报网

2023-05-10 07:49北京日报官网官方帐号关注

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多地5月初爆发的大规模暴力事件，竟然与这个人口众多、政治生态复杂、宗教种姓纷杂的国家独立以来推出的福利救济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触发骚乱的导火索是该邦主体民族梅泰族多次向政府要求“表列部落”地位未果。近些年来，不仅是印度中央政府，许多邦一级的地方执政党也实行更优厚的福利政策和直接补贴。客观说，这些福利救济政策和带有经济平民主义性质的帮扶措施既是印度决策者基于国情的选择，也是政党政治的需要。但这样的做法，不仅增加了财政支出，还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族群冲突和社会矛盾。

印度 资料图 新华社发

从为了公平到“新的不公平”

1947年印度独立后，在“贱民”出身的民权领袖安贝德卡尔的不懈努力和抗争下，印度政府开始对“贱民”和边远部落实行“预留政策”，即在政府、国企、高校为相对弱势族群预留一定名额。因这些族群在宪法中附表列名，因而被称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

在印度高校，《环球时报》记者确实遇到过不少因预留政策而改变自身命运的来自“弱势阶层”的大学生。某种程度上，这为促进印度的社会公平和均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举例来说，长期以来，印度医学界基本被高种姓垄断，因此，多招录落后地区低种姓学生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平衡和公平，受到低种姓和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但记得10多年前，也有高种姓印度人向记者抱怨说，按照规定，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等高校低种姓学生入学的预留名额要从原来的22.5%提高到49.5%，其他20所大学提高到27%，而这样的政策挤占了他们的名额，更重要的是造成社会上新的不公平。记者近日在印度媒体报道中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个报考古吉拉特邦政府职位的女孩分数很高，但因预留制度落选，比她成绩差很多的低种姓都被录取，这让她非常伤心。相关分析说，围绕类似的福利救济制度，印度社会各阶层论战和斗争已持续数十年，不仅引发各种冲突，造成社会的分化和撕裂，还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胡仕胜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印度的社会结构分层并非沿着收入层级来划分，而是具有种姓、族群、宗教教派等多个划分标准。印度政府针对特定人群提供的一些优惠待遇，如对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阶层”以及“经济落后群体”提供预留制。据介绍，印度平民主义经济发展主要有两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政府大力扶持小生产者经济业态（家庭工业、村办工业和小工业），间接补贴为主，以许可证制度为最主要工具，体现为生产预留制（2015年全面消除）；1991年以来，印度政府不断强化福利制度和特别预留制，以直接金钱、就业和机会补贴为主，主要体现为机会预留制。

资料图 新华社发

印度原定每10年举行一次人口普查，2021年因新冠疫情等原因推迟。2011年印度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表列种姓人口当时约为2亿人（1951年为5100万，占14.4%），占总人口的16.6%；表列部落人口则集中在一些地处偏远或经济落后的部落，2011年时有1.043亿，占总人口的8.6%（1951年统计时有1900 万，占人口的5.3%）。两者相加，占当时印度总人口的25.2%。其他落后阶层人口更多。印度最高法院1992年曾设定了50%的最高限，即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的特留比例不能超过整体的50%。为迎合选民，在邦一级，有些地方试图突破这一比例，但最高法院守住了50%的比例。

1989年4月，拉吉夫·甘地宣布推出贾瓦哈拉尔就业计划，该计划由中央负责80%的用以解决小农就业问题的经费，各邦负担20%。为确保预算，印度财政部还曾建议向高收入人群征收额外税收，以扶助贫苦群众，扩大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该计划的设想是，让一个有着三四千人的大村落，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能在附近工厂每年工作50天到100天，并且还要将30%新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预留给妇女。但在实际执行中，有大量资金流入承包人或中间人手中，还有缺少专业技术人员和培训等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为贾瓦哈拉尔就业计划是大选年提出的，因此，一些印度媒体猜测不排除中央执政党有拉穷人选票的动机。

“平民福祉”背后是票选政治

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拉奥政府为平息一些高种姓人群内心的不满，曾提出增加10%的预留名额给高种姓中的贫困人群的构想，结果在许多地方引发种姓冲突和骚乱。此外，一些邦为壮大自己的群众基础，还开始扩大预留比例。此举也引来一片“预留比例过高会扼杀竞争力，使民主制度丧失活力”的指责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高种姓群体认为扶助非弱势群体福利政策是“反向歧视政策”，经常举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市，甚至有过激者以自焚抗议。2015年8月，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发生大骚乱，有50万人参与的上街示威升级为“打砸抢烧”，并造成至少10人死亡。事件的起因是该邦人口众多、相对富裕并垄断宝石和石化等行业的帕特尔人不满政府过于偏袒和照顾低种姓阶层和穷人，要求将他们也列入“其他落后阶层”。因古吉拉特邦的预留名额比例已达到印度最高法院规定的50%上限，因此，一些对就业和教育现状不满的帕特尔人就在邦政府拒绝他们的要求后上街抗议。莫迪一面下令古吉拉特邦实行宵禁、派军队维持秩序，一面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力争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因为“骚乱和暴力对谁都没有好处”。

2018年9月，印度北方邦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准备招生时不给予低种姓学生预留配额，也引来巨大的争议。支持这种倾斜政策的人认为，预留制可以帮助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更好融入社会，但反对者强调“这样做有失公平”。

这些事件表明，预留制度等福利救济政策存在的缺陷以及带来的社会矛盾，也体现出种姓、教派、族群、党派、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如各种协会、工会、农会等）、大财团以及境外势力等都在侵蚀印度的国家自主性。当利益集团固化时，印度的国家利益就“难被有效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