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索尔兹伯里讲述我们前所未闻的长征故事（二）

二、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主要战事

（一）广义上的红军长征与长征的象征

广义上的红军长征，包括当时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计有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从鄂豫皖转战至川北已创建起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来自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贺龙、萧克）和在鄂豫皖地区重建的红25军（吴焕先、徐海东），这些部队各自战略转移行动的总和。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根据红一军团的《阵中日志》公布的统计数）。

自1934年10月开始，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主要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包括遵义大捷）、跨越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占腊子口、劳山-吴起打败东北军等战斗战役，1935年11月，在吴起镇同“老刘”创建的陕北红军（此时已经编成以徐海东为首的红15军团）在陕北苏区胜利会师。在下寺湾，再次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的陕甘支队，在随后一年里，先后同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于甘孜境内编成）分别会师于会宁县和将台堡镇。

在此之前，中央红军和同红四方面军曾经在川西北高原的达维镇，实现了这两支当时最强大的主力红军的首次会师。

（二）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主要战事经历

在湘江血战中，“少共国际师、（五军团）34师、三军团的18团，还有八军团的几支重要部队都被打垮了。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如长征开始时，第1师第3团有2800人，过了湘江后只有1400人了”（P118）。“李德估计，红军过贵州边界时已损失了一半新兵和75%的‘后备兵’”，“八军团的21师和23师，九军团的22师都被消灭了”（P119）。“久经战斗的红军指挥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将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P120）。

而此时“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的扫射之下行军”（P114）。

红军在云贵川机动作战阶段，国民党的情报始终是不准确，并大大低估了此时的革命力量。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经失势，对朱德也是一样。蒋介石自始至终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和朱毛的红军作战，不知朱毛的关系。共产党人对内部的争吵是严守秘密的，有的至今仍秘而不宣”（P195）。在遵义地区，红军的“征兵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又增加新兵四千人。清点人数后证实，红军现在只有三万人”（P143）。然而，“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在甩掉……之后，红军又恢复了快速和灵活机动的特点，这是红军最宝贵的财富”（P148）。

在云南境内的皎平渡口，“离金沙江边50英尺处，有块10英尺高的圆石。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过江时，红军的“整个行动没有损失一个人，渡江自始至终顺利地进行”（P211）。而“把北京、成都和康定以及拉萨连接起来”的泸定桥，由“十三条铁索由碗口粗的巨大铁环组成。当年这些铁环是在炭火上由人工锻造出来的，桥面是九条铁索，两边各有两条”（P258）。她还是中华民族工程工艺的一个奇迹，甚至象征。而飞夺泸定桥的22位英雄得到的奖品是，“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P267）。

“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P305）。“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P312），“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一军团留下的）四百具尸体”（P314）。

在甘南地区的哈达铺，当地居民看到的是“红军战士讲究礼貌，行为端正，纪律严明”（P331）。并且，“这时的毛泽东开始越来越强调抗日的路线了”，“他们不再是一伙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化为胜利”（P332）。

我们不但由此敬佩这些红军官兵在衣着单薄、缺乏食品的情况下，克服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而走向胜利的非凡意志和追求信念无畏的革命精神。也能想象得到，工农红军在此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共和国的历史史册上，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三）红军成功的军事技术侦察活动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红军（包括张国焘部）在武器装备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所拥有的对国民党军取得的军事技术侦察的优势，后人不能不被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超前观念与行动效率所折服，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一次次转危为安的一个重要前提。

具体主持此项工作的是由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主要成员有王诤、戴镜元等，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有蔡威、宋侃夫、王维刚等人。

其实，人民军队的技术情报工作一直是非常成功的。建国初期就在总参建立了技术部，首任部长由作战部长李涛兼任；空军也陆续组建了多个侦察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