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又名阿萨息斯王朝或安息帝国，是亚洲西部伊朗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帝国。

帕提亚帝国建于公元前247年，开国君主为阿尔撒息。公元226年被萨珊波斯代替。全盛时期的安息帝国疆域北达小亚细亚东南的幼发拉底河，东抵阿姆河。安息帝国位于罗马帝国与汉朝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上，成为了商贸中心，与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为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

生民无疆最大的问题是对史料故意歪曲外加选择性挑选，没有讨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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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东西方古典世界的两极，古代的希腊和中国虽无直接的文化交往，但在历史时期却通过中介族群的传递作用确立了间接的文化交往关系。本文以帕提亚为对象，结合中外古典文献和近些年所见考古材料，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说明在汉代中国与帕提亚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希腊化文化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一、文献所记汉代中国—帕提亚交往与希腊化文化信息的入华

　　帕提亚帝国崛起于希腊化世界各文明相互交融的大时代，且又长期处于希腊化文化的浸润之下，希腊化是其一个明显的特征。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张骞凿空和汉与帕提亚外交关系确立，汉代的中国人便逐渐跨入希腊化世界的门槛，希腊化文化信息亦随之传入中国。根据汉籍的相关记载，在汉与帕提亚的相互交往中，传入汉地的希腊化信息大致有如下几类。

　　1.钱币。从司马迁到班固，汉代中国不仅如实地记载了帕提亚钱币的希腊化特征，而且还及时地记录了帕提亚历史发展的具体细节。此外，班固言“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也说明钱币正反面人物为夫妻关系，这可与约瑟夫所记弗拉阿塔克斯与其母穆萨祸乱朝纲的事实相互印证。

　　2.物产风俗。伴随着通使往来的频繁，希腊化世界东部地区的物产亦随之东来。研究者常举葡萄和苜蓿为例来说明问题。两汉史籍皆言大宛、乌弋山离和帕提亚有“蒲陶酒”，其原料即蒲陶。因此，两汉时期葡萄种植极可能是从帕提亚或其周边地区引入中原地区的。此外，希腊化亚洲产良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3.神话故事。希腊的一些神话故事也被带到了汉代中国人观念中。《后汉书·西域传》和《晋书·四夷传》关于甘英西使大秦行至帕提亚西界时所听闻的故事，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

　　4.书写。希腊化世界普遍的书写方式也通过帕提亚传入了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说帕提亚“画革旁行以为书记”。《汉书·西域传》亦有此言。服虔曰：“横行为书记也。”师古曰：“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之徒，书皆横行，不直下也。革为皮之不柔者。” 汉籍寥寥数语，却较为准确地传达了此类信息。

　　帕提亚是希腊化时代后期崛起于希腊化世界的国家，也是两汉时期汉与罗马丝路沿途中的“最大国”。正是通过这个中介，希腊化世界的很多文化信息逐渐传递到了汉代的中国。司马迁、班固以及范晔等人关于希腊化亚洲世界的诸方面记载，不仅与古典作家的某些记载吻合，而且也逐步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二、考古所见汉代中国与帕提亚的交流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国内陆续发掘的汉墓遗址中时有带域外文化风格的器物出土。这些发现不仅佐证了两汉文献关于帕提亚通汉的记载，而且也补充和丰富了以往研究汉与帕提亚丝路关系存在的不足。

　　1.青海大通银壶。该银壶独特之处在于，其口沿、腹部和底部分别装饰有波浪纹、卷草纹和雉堞纹。就其艺术渊源，学界大多数意见仍倾向于帕提亚说。银壶虽出土于匈奴墓中，但在该墓附近同一时期的汉墓中，还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驼钮铜印，即说明该墓主人系匈奴人，此地时已归辖于汉。因此，将银壶归于帕提亚与汉中国交往关系的物证，亦可说通。

　　2.凸瓣纹银盒。出土于广州象岗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墓。现在看来，作为东西文化交流见证的银盒应属舶来品，其伊朗渊源说应该较为可靠。因为此类银盒出土的年代，往往都在西汉早、中期，即都属于汉与帕提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流入中国的实物。因此，在汉与帕提亚确立官方交往之前，汉代中国显然早已与帕提亚时期的伊朗存在文化交流的迹象。

　　3.广西寮尾陶壶。出土于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总的来看，认定该陶壶属于自海路东来的帕提亚舶来品应该是成立的。

　　综上所论，我们可做以下总结和补充：

　　第一，以上三类物证，就其艺术风格论，大部分皆属于帕提亚时期的器物。其中可以肯定的是，青海大通银壶应该是从北方陆路传入的。

　　第二，凸瓣纹银盒出土墓葬的年代约为战国末年至汉初，其地点“既多毗邻沿海，又相距广远”。这表明在汉帝国依陆路正式通帕提亚以前，民间或地方已存在由海路通帕提亚的可能性。

　　第三，学界对于南越王墓银盒的舶来路线问题争议较多，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从海路传入，但仍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从陆路传入。不过，广西寮尾陶壶的发现似乎进一步支持了南越王墓银盒借由海路传入的可能性。

　　第四，以上物证的入华，虽不能排除其中的一两件存在“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可能性，但不一定皆通过“转送”而来。所以，张骞西使以前，汉代中国与帕提亚极可能已存在直接的交往关系。

　　第五，现结合考古物证来看，帕提亚与汉代中国海路关系的存在，不仅早有文献可作推测，而且也越来越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 

　　三、汉代中国—帕提亚交往与汉代艺术中的希腊化文化因素

　　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时发掘出土两汉时期带有希腊化文化特征的考古实物。这些实物有的具有典型的希腊文化特征，有的则表现出希腊化亚洲普遍流行的艺术风格。古典希腊和中国分处欧亚大陆两端，正是当道于丝路要冲的“希腊化亚洲”国家铺就了双方联系的桥梁。与汉代中国建立直接外交关系的西域“最大国”帕提亚为例，从相关考古实物出发，对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1.汉代有翼神兽。汉代有翼神兽的出现，与希腊化时期帕提亚帝国普遍流行的格里芬（Griffin）观念密切相关。汉通帕提亚后，汉代的石刻艺术中才普遍出现天禄、辟邪等有翼神兽的造型。这样看来，两汉时期艺术造型中有翼神兽和希腊装饰纹样的出现，显然是汉通帕提亚后，受希腊化文化影响至深的帕提亚艺术东渐的直接结果。

　　2.和田人首牛头莱通。就文化渊源和艺术造型而言，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的人首牛头莱通，应源于帕提亚时期西亚地区普遍流行的艺术式样，而帕提亚时期人首牛头莱通的出现无疑是希腊化时期这一艺术融合潮流的继续和延伸。约特干在两汉时期为和田国的重要城市，为丝路南道的必经之地，张骞两次西使皆经过和田。因此，可认为和田出土的人首牛头莱通应该是带有希腊化特征的帕提亚人首牛头莱通进一步影响汉魏中国造型艺术的有力实证。

　　3. 山普拉马人彩色壁挂。壁挂中的马人形象应系希腊神话中的喀戎无疑，且该壁挂所反映的文化主题应与希腊化中亚地区流行的文化大有关联。山普拉马人壁挂显然属于帕提亚时期西亚和中亚地区普遍流行的织物式样。而就其所体现的文化要素而言，马人吹长笛的形象在希腊罗马造型艺术中较为常见，站立的武士及其装束则又体现出其中亚身份和草原游牧民的属性。帕提亚人长期受希腊文化浸染，且本身又具有游牧民族的文化渊源，要说该壁挂出于帕提亚帝国的艺术家之手亦无不可。该马人壁挂在山普拉的出土，不仅反映了爱希腊的帕提亚对汉王朝边疆地区文化艺术的影响，而且也说明了汉代中国与帕提亚在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考古材料已说明前张骞时代的中国与帕提亚已存在交往关系。帕提亚时期希腊化文化因素的入华，是丝路初兴阶段内陆欧亚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在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构成的两极贸易体系中，帕提亚籍其地缘优势，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在汉代中国与“爱希腊”的帕提亚相互交往的300多年里，帕提亚本土的文化因素与帕提亚艺术中所混杂的希腊化文化因素亦逐渐地越过葱岭，东渐入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汉代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