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Getty Images

原文截图

《美洲季刊》2022年第4期封面

译按

  本文作者安德莉亚·蒙卡达（Andrea Moncada），是秘鲁记者、政治分析人士，目前定居英国。

  本文原题“Latin American Millennials Want Reform, Not Revolution”，由美国《美洲季刊》网站发布于2022年10月25日。原文改编自《美洲季刊》（Americas Quarterly）2022年第4期有关拉美千年一代的特别报道。《美洲季刊》专注于美洲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事务，2007年创办于纽约市。

  除截图外的所有配图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为原文中的图表加上图说，为一些人名加上了头衔，对原文有多分段。

拉美千年一代：要改革，不要革命

安德莉亚·蒙卡达（Andrea Moncada）

已经开始发生了: 千年一代正在接管拉丁美洲。

我们这一世代眼下占该地区人口的23%，约1.55亿人，这是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青年人口激增。最年轻的千年一代今年26岁，最年长的今年41岁，这意味着他们越来越有能力左右拉美的政治和经济。少数人，如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和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已掌控各自的国家，这预示着其他千年一代领导的政府未来的可能走向。 

他们代表与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不同的一个世代，这个不同体现在一些重要的、有时是积极的方面。除委内瑞拉等少数明显的例外，今天的拉美年轻人，在我们成年后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里，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下，能够自由表达我们的观点，选举我们的领导人，没有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军事独裁统治的困扰。我们在拉美的这样一个时代长大成人：经济发展，贫困率下降，教育覆盖面扩大，此外，技术进步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拓展了人类的视野。 

但近年来，进步之感显然已经消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和普遍的不安，尤其是在新冠大流行病爆发之后。今天，失业和就业不足高居千年一代关切事项的前列，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普遍悲观情绪。在许多国家，一系列看似无休无止的腐败丑闻玷污了政治精英，强化了那种政治只会令少数手眼通天之人获益的看法。尽管精英承诺建立更选贤任能和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年轻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面对歧视和根深蒂固的阶级结构。在整个地区，从2019年的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到最近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墨西哥，年轻人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政治精英和生活水平整体的不满。 

拉美更年轻世代更少信任选举：以7分为满分，认为他们国家的选举值得被评为5至7分的受调查者百分比。

拉美更年轻世代较少支持资本主义。当被问及是否自由市场是实现发展的唯一途径时，不同世代受调查者的回答略有不同。

拉美更年轻世代对民主的支持是更有条件的。不同世代受调查者被问及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民主（红色）、在某些情况下会支持威权（黑色）以及是否无所谓（灰色）时的回答。

于是，不足为奇的是，较前几代人，对民主和资本主义，拉美的千年一代表达出更强烈的矛盾心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因国家而有显著不同，但据拉美晴雨表（Latinobarómetro）2020年的一份重要区域性调查，32%的拉美千年一代认为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没有区别”。相比之下，在41岁至60岁人群中，这一比例为29%，而在61岁及以上人群中，这一比例为23%。与此同时，近三分之一的千年一代不同意“市场经济是我的国家唯一可以用来实现发展的体制”的陈述，而在接下来的更年长两代人中，这一比例分别为26.1%和22.7%。（拉美晴雨表，是一个年度公共舆论调查，在十八个拉美国家进行，由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非盈利、非政府组织Latinobarómetro Corporation唯一负责数据的制作和发布。——译注）

但这些数字是有细微差别的。不是说千年一代突然放弃了民主，转而支持独裁领袖（caudillos），抑或我们这一世代正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一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愿望所左右。在所有情况下，仍有52%的微弱多数受调查者支持民主而非威权主义，支持市场政策的比例甚至更高，达63%。2021年，前学生活动人士博里奇当选智利总统，自那以后，智利被称为千年一代激进主义的堡垒。但哪怕是在智利，也有55%的千年一代支持市场政策，而且最近，各年龄段选民都拒绝了原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进步宪法之一的一部宪法。

那么，拉美千年一代究竟想从政治中得到什么呢？我们是在走向一个健康民主的时代，抑或这一世代会受到威权统治的诱惑？不平等、气候变化和反剥削等当务之急是会成为国家议程的重中之重，还是会基本维持现状？为寻找答案，或至少是对这些问题的部分洞见，我专访了这一世代中的十几位政界人士。这些个人来自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危地马拉、巴拿马、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他们是在任官员，或最近担任过官职，或正在自己国家筹组政治力量。他们的观点涵盖进步左翼、中间派自由主义和右翼的自由至上主义。 

当然，不同之处有很多。但尽管他们的取向是多元的，一个首要主题仍凸显出来。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他们的政治精英，不论是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未能实现建设更加公平和公正社会的承诺。而且，除非他们自己能够迅速成功，否则他们这一世代对政治家(或许还有民主本身)的耐心可能确实会耗尽。三十三岁的加布里埃尔·席尔瓦(Gabriel Silva)是巴拿马国会议员，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他告诉我: “年轻人和其他人一道倾向于威权主义，我能理解其中的原因。人们非常沮丧……非常不满。”

要改革，不要革命

我专访过的许多年轻政界人士表示，近年来的危机，加上他们觉得不能将解决方案留给更年长世代，呼唤他们采取行动。

对二十八岁的巴西社会党（PSB）联邦女议员塔巴塔·阿马拉尔（Tabata Amaral）来讲，呼唤他们行动起来的是2013年针对巴西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抗议活动。三十岁的塞缪尔·佩雷斯(Samuel Pérez)是危地马拉中左翼政党塞米拉运动(Movimiento Semilla)的国会议员，他认为，2015年反对奥托·佩雷斯·莫利纳（Otto Pérez Molina）政府腐败的示威活动是自己的分水岭时刻，当时他是一名大学生。三十七岁的前巴西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州长爱德华多·莱特(Eduardo Leite)表示，2010年代的“洗车行动”(Lava Jato)腐败丑闻玷污了整整一个世代年长的政治家，这意味着拿出解决方案的任务留给了他自己这一世代。自由至上主义者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是阿根廷总统职位的有力争夺者，其外交政策顾问、四十岁的阿尔瓦罗·齐卡雷利(Álvaro Zicarelli)认为，阿根廷过于繁重的新冠限制措施刺激了他。（奥托·佩雷斯·莫利纳，生于1950年，2012年1月至2015年9月担任危地马拉总统。洗车行动，是巴西检察机关2014年3月发起的一场大规模反腐行动，持续数年，多名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受到指控。现任左翼总统卢拉·达席尔瓦曾因相关指控而获刑。——译注）

我专访的所有人士都克服了进入步入政界的重要障碍，包括他们自己对这个行当的厌恶。三十九岁的毛里西奥·托罗(Mauricio Toro)表示：“我通常是排斥政客的。我感到失望，甚至厌恶。”他是前哥伦比亚国会议员，代表绿色联盟党（Partido Alianza Verde），2018年至2022年间任职。三十七岁的路易斯·多纳尔多·科洛西奥（Luis Donaldo Colosio）是现任墨西哥蒙特雷市（Monterrey）市长，尽管很早就有政党提供机会，但他最初对参与公共服务的想法并不舒心，直到为他的小型政党公民运动（Movimiento Ciudadano）担任顾问多年后，才开始热心于公共服务。（绿色联盟党，原文写作Partido Verde。——译注）

尽管厌恶现状，但我专访的绝大多数年轻政界人士并没有提到激进、结构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虽然他们谋求更新本国的政治和经济，但与更年长世代持有的刻板印象相反，这一转型并没有被纳入革命的、甚至尤其是意识形态术语的框架中。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经济机会增加、教育质量提高、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包容的捍卫只是他们的天赋权利。事实上出现的情况是，千年一代并没有终止对民主和市场理念的信任。他们对这些理念的实际效果感到失望，希望改善现有制度，而不是取而代之。

实际上，我听到的诉求本质上更为务实。消除腐败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其他主题包括更多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巴拿马国会议员加布里埃尔·席尔瓦表示：“绝大多数年轻人不支持(巴拿马的)激进议程。他们对具体问题有兴趣。”墨西哥哈利斯科州（Jalisco）三十二岁的前州议员、现市议员佩德罗·熊本（Pedro Kumamoto）发现，他这一世代普遍感到焦虑的是有关住房、工作时间、退休和社会保障的物质性关切。换言之，“那是上世纪的革命本应给我们的”。对三十四岁的智利民主革命党（Revolución Democrática）成员安娜·马丁内斯·查莫罗(Ana Martínez Chamorro)来说，这些需求都是“常识”。（佩德罗·熊本，全名José Pedro Kumamoto Aguilar，生于1990年，曾祖父为日本移民。——译注） 

三十九岁的哥伦比亚前国会议员毛里西奥·托罗(Mauricio Toro)。摄影：Martin Galindo/Long Visual Press/Getty

受访政界人士表示，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方式是确保拉美的政治精英切实履行他们代表职能。巴西国会议员阿马拉尔表示：“(巴西)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与人民脱节。”哥伦比亚前国会议员托罗同意此说，他表示，在哥伦比亚，传统政党做出的决定与选民经历的现实毫无关系，这激发了普遍的不信任。在整个地区，年轻世代并不认为自己的意见反映到了政党政治中，他们希望见证老派的政治精英被取代。2020年，秘鲁总统马丁·比斯卡拉(Martín Vizcarra)遭国会弹劾，该国绝大多数人认为国会此举严重腐败，且缺乏民主。之后，走上街头抗议的绝大多是年轻人，他们高呼: “那些守旧落伍的人快要消失了。” 

这些担忧看上去直截了当。为年轻人的生活提供更好的机会，你很难不同意这一点。乍一看，要求更多的政治代表权并非一个争议事项。至少从理论上讲，民主关乎为社会中的所有群体都提供一个席位。但尽管拉美千年一代可能认为他们的诉求合情合理，他们仍面临一个重大挑战: 统治拉美几十年的精英阶层没有多少改变现状的动力。

系统性挑战

为理解其中款曲，我们有必要回顾拉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 

近在1977年，这一地区还只有三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这有点讽刺）委内瑞拉。相较而言，今天该地区超过90%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国家，尽管其中许多国家的民主正在倒退或面临威胁。这一转变也见证了其中的进步: 支持土著代表权、两性平等、堕胎和保护性少数群体等事业的社会运动成功争取到了更多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但正如俗话所说，事物改变得越多，它们就越多保持不变。本世纪初，左翼政府当选上台，历经多年的结构调整政策，这些政府谋求提高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承诺为弱势群体带来社会正义。尽管如此，拉美的寡头统治倾向和高度不平等一如从前。

一个解释是，该地区的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由精英掌控的事务。在巴西和秘鲁，军事统治集团基本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下台，且保留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这有助于维护既有局面。1990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独裁统治的结束见证了同一批独裁者中许多人的回归，其中有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Patricio Aylwin)和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他们在1973年那场政变前的智利政坛早已举足轻重。在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其他地方，统治权也回到了那些在民主被中断之前已经掌权的精英手中，而且他们的选择往往是政治稳定而非大规模改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生于1915年，卒于2006年，1973至1990年先后作为军事集团领导人和法律意义上的总统执掌智利。帕特里西奥·艾尔文，生于1918年，卒于2016年，1990年至1994年担任智利总统。爱德华多·弗雷，全名Eduardo Frei Montalva，生于1911年，卒于1982年，1964至1970年担任智利总统。爱德华多·弗雷之子Eduardo Frei Ruiz-Tagle，生于1942年，1994至2000年担任智利总统，1973年之前尚不在政界。原文讲述存疑。——译注）

另一个障碍是，拉美各国建设经济的方式使不平等根深蒂固了。在本世纪头十年大宗商品繁荣的推动下，各国加倍下注于采矿、天然气和石油等初级资源开采，作为主要财富来源。但这些都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精英没有理由投资于他们的劳动力。左翼政府仰赖影响有限的福利政策，如针对极端贫困人口的有条件现金转移。但那些可能更广泛改变人们生活条件的措施，如税制改革、高等教育改革或简化劳动力市场，要么违背了精英利益，要么不受民众待见。

换言之，千年一代继承了一种不利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眼下，那些谋求改进体制的人面对另一个障碍: 该地区的政党体制在过去二十年里变得愈发僵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签名、附属机构数量、避免合法取消的选举门槛等条件方面，各国总体而言对注册政党的要求都比较低。这是因为，在民主转型时期，政党成为基础性力量，并被视为引导公民政治观点的一种渠道。但自那以来，政治精英就试图封闭政党体制，加剧创建和注册新政治力量的难度，由此继续维持权力，防范分裂。

二十八岁的巴西社会党国会议员塔巴塔·阿马拉尔。摄影：Patricia Monteiro/Bloomberg/Getty

对今天的年轻政界人士来说，这是一宗尤其困难之事，他们通常不愿在被认为不受欢迎、缺乏合法性的传统政党领导下竞选。我专访的那些政界人士表示，在组建自己的政治力量时，他们遇到过重大、有时甚至是令人震惊的官僚障碍。

例如，危地马拉的立法正式要求各党派提交2.5万个签名用来进行登记，但危地马拉国会议员塞缪尔·佩雷斯告诉我，因选举委员会通常会拒绝大约已提交签名的80%，塞米拉运动必须总计提交10万个签名才能达到门槛，每个签名还必须由一名律师认证。在墨西哥，市议员熊本的未来党（Futura）被要求举行八十八次市政厅集会，每次集会至少要有哈利斯科州人口的0.2%出席。三十四岁的英迪拉·韦尔卡(Indira Huilca)是2016年当选的秘鲁前国会议员。她指出，虽然秘鲁立法机构取消了10万人签名的注册要求，但目前，各政党必须在该国至少三分之二的地区、至少三分之一的省份设立委员会。年轻人可能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和动力，但作为新人，他们通常缺乏经验和资源，因此很难驾驭错综复杂的法律体系。 

纵使千年一代的政界人士能跨行政障碍，成功当选，但随着时间推移，保持反体制姿态且置身事外也几乎不可能。在秘鲁，前国会女议员和两届总统候选人维罗妮卡·门多萨（Verónika Mendoza）一度被认为是令人兴奋的进步派新人。但在她的新秘鲁党(Nuevo Perú) 2019年与左翼强硬派弗拉基米尔·塞隆(Vladimir Cerrón)结成选举联盟后，事情就开始变化了，引发数十名党员辞职以示抗议。在加入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的政府后，新秘鲁党现在被许多秘鲁人当成另一个腐败、自私的政党。这方面的终极警示寓言可能是博里奇：他在2022年3月上任时，是新一世代令人兴奋的代言人，但仅仅一个月后，他的支持率就跌至30%左右，因为他无力处置通胀、犯罪和政治僵局之类麻烦。

三十三岁的巴拿马国会议员加布里埃尔·席尔瓦作为独立派人士当选。图源：GabrielSilvaDiputado.com

社交媒体与民主

即令是那些本应有利于千年一代政界人士的工具，实际上也可能对他们不利。

拉美是世界上 脸书和推特等平台使用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一些千年一代的政界人士，如秘鲁前国会议员韦尔卡、巴拿马国会议员席尔瓦和哥伦比亚前国会议员托罗，认为这些工具令他们比年长的同侪更能适应选民。托罗表示: “年轻的政界人士更善于联络人们的真实需求，更善于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参与。”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社交媒体提升了选民投票率之类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事实上，欧洲的研究指出了相反的情况: 在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互联网的使用降低了人们的投票率。

事实上，比较明显的一点是，社交媒体对个人如何评价民主有负面影响。2018年的美洲晴雨表（AmericasBarometer）报告显示，在拉美，只有37.7%的重度社交媒体用户对民主满意，相比之下，43.8%的非社交媒体用户对民主满意。据该报告，人们对司法系统、议会和选举等机制的信任度较低。这并不一定会让他们成为威权主义者，毕竟社交媒体用户表达了对民主作为一种理想的更高支持，但不断接触信息会让用户高度意识到他们的政治精英那里存在的缺陷，尤其是在这些平台也是他们主要新闻来源的情况下。[2018年美洲晴雨表报告，官方英文名称是“LAPOP’s AmericasBarometer takes the Pulse of Democracy”，实际记录的是2018年晚些时候至2019年夏季的田野调查结果。美洲晴雨表，是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拉美公共舆论项目（LAPOP）中心负责实施的一项地区性公共舆论调查，2004年启动，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提供支持。——译注]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社交媒体政治影响的研究员巴勃罗·阿尔戈特(Pablo Argote)表示，社交媒体还可能加剧政治精英内部的极化。他发现，在智利，过去十年中，政治精英在脸书上的互动刺激他们发表更极端的观点，因为负面和愤怒的帖子会得到更广泛分享。在这样的环境下，政界人士要通过次要立法已经变得极其困难，更不用说去处置气候变化等困难而紧迫的优先事项了。

我们已在见证，当一位年轻政界人士将社交媒体与一种威权主义、民粹主义的治理风格融为一体时，会发生什么。萨尔瓦多的争议总统布克尔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威权主义的千年一代，因为他通过社交媒体确立了一个现代的个人品牌，这使得他可以枉顾民主制度。他在推特等平台上直接与民众和官员对话，这令他显得一目了然、风度翩翩，这是对政治不抱幻想的选民，尤其是年轻人，所珍视的特点。但同时，他在一些民调中接近90%的强大支持率令他有胆量采取威权行动，比如命令军队进入议会，施压议员批准一项安全法案。 

要民选领袖，不要个性领袖

确实，一些人担心布克尔意味着拉美的未来; 他腐蚀性的政治品牌将收割信徒的支持，那些人将民主机构视作自私精英的绝望堡垒，反而信任所谓的纯粹个人。他们提到包括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和阿根廷国会议员米莱在内的其他个性十足的领导人，并表示这一进程已经在进行中。假如各国经济在新冠大流行病之后继续受损，社交媒体继续推动极化并使妥协变得不可能，那么他们的千年继任者来年可能会变得更加不民主。

要避免那一可怕局面，该地区的政界和商界精英务必坚信，真正的改革符合他们的利益。那种改革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差距，并为绿色未来提供激励。必须动员大部分人口，不只是社交媒体用户，还要在街头动员，并利用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实施动员，以帮助确保这样一种转变。尽管这听起来或许是个矛盾，但公民必须理解结构性改革需要时间，并给他们选出的领导人以成功的空间。

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任务。但我们已见证了拉美前几个世代的民选政治家取得了虽不完美但积极正面的成果。眼下，轮到千年一代拿出更优异的表现了。

原文链接：

https://www.americasquarterly.org/article/latin-american-millennials-want-reform-not-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