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和钱三强,父子二人,为什么三次改名?(辅导女儿初二历史第12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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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聊初二历史第12课,新文化运动,我们由面到点,收拢视线,聚焦到两个人身上:钱玄同,以及他的儿子、后来成为我国原子弹工程元勋的钱三强。
先说钱玄同的一些历史贡献,我总结了三个词语:中国印度、鲁迅和李大钊。
说贡献,不是应当说他取得了哪些学术成就,有哪些文化影响吗?为什么是这三个词语呢?各位客官,且听我慢慢道来。
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起码有三项基础条件差不多:印度是1947独立,摘下了英国殖民地的帽子,而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两个国家又牢牢占据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口大国的位置、并且人口规模远远甩开其他国家;中国和印度又同样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的曲折道路,总体上看,两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初始条件差不多。
(龙象之争,是一些西方人玩心思,这些年开始炒作的一个概念)
那,从今天的发展成就来看,中国比印度好上不少,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得益于中国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支持了中国快速的的工业化进程,而印度的工业化由于文盲率很高,人口素质拉后腿,从而步履缓慢。——扫盲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之间,存在很强的因果关系,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连钞票上的本民族文字都认不全,你有什么办法教他能够操作稍微复杂一些的机器呢?
那新中国能够快速扫盲,实现绝大多数人能够识字,除了强大的国家动员和组织能力之外,有一个作用不容忽视。
周恩来总理说过: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的恩泽。
(前排左2-4: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
我们的历史上,文言文虽然美而雅,学习难度却很大,传播范围也小,非常不利于文化向大众渗透和普及,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正是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员干将猛将,他大幅度的降低了汉语汉字的学习难度和使用难度:
他不仅大力推广白话文,还创建了白话文的语文教科书;
他起草了第一批2300多个简体字,使汉字的书写变得简单;
他使用汉语拼音,大幅度的降低了中文的学习难度;
他又使用标点符号,使我们的阅读不再由于断句麻烦而倍感艰难。
有人统计过,民国时期,全国人口大约4.5亿,而从1912年到1946年,三十多年时间里,全国总共培养专科以上学历人才,18.6万人,平均每年几千人的规模。
这么小的知识群体规模,在社会文化的革新方面,或许会显得精英荟萃,但撒到一个巨大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转型中,将会只有骨干而没有血肉,因为没有基层人才的支撑,而不能全面发力运转起来。
今天,我们每年毕业超过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享尽工程师红利,虽然也有幸福的烦恼,但总比新中国成立前,超过80%的文盲率,强上太多。
从这一点来说,印度想要在将来,向中国看齐,除了精英教育之外,恐怕还得大力加强普通人的受教育水平。而这项任务,还得印度人自己努力来做,而不是西方精英多夸几次印度,就能凭空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回顾钱玄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鲁迅这个名字,从新文化运动中一跃而起,是跟钱玄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许,没有钱玄同,就没有鲁迅的喷薄而出。
(或许,没有钱玄同的激发,就没有鲁迅的喷薄而出)
到北京的头几年时间里,周树人心情苦闷,在琉璃厂的故纸堆里“抄古碑”寄托情思,日复一日,可能,一个不上不下的公务员,也就这样走完自己沉寂而凡俗的一生。
1917年夏天,张勋复辟失败后的一天,钱玄同和周树人之间,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老槐树下,发生了一段激烈的对话:
钱玄同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周树人答:“没有什么用处。”
钱玄同接着追问:“那,你抄它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钱玄同又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抬头问:“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断然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重复一下,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彻底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从此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多了一个鲁迅。
话说,钱玄同原名叫钱夏,字德潜,他改名叫钱玄同,是在五四前夕,就像这个出自《道德经》第五十六章的名词一样,表达自己虽是从旧的文化中走出,本质却不同,名如其人,做冲在新文化运动最前列的急先锋。
钱玄同第二次改名,却是改回原来的名字。因为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他的身体极度虚弱,不能走远路,无法随学校南迁,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志,他又一次改名字,再叫“钱夏”,夏正是华夏的夏。1939年的1月,他奔波于帮助李大钊的子女,筹措路费秘密到延安,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平去世。
(钱玄同夫妇和儿子钱三强 抗战前夕)
钱三强,是钱玄同第三个儿子,原名叫钱秉穹,新文化运动之时,1913年出生的钱三强,是一个才几岁的幼儿,不成想,这个孩子到了中学时代,爱上了打篮球,体格健壮,和同学来往之间,常被羡慕身体素质好。其中一个同学,就自嘲自己是“大弱”,而夸赞钱秉穹,而这正合钱秉穹的心意,考虑到既然在家里正好排老三,那就叫“三强”吧。
1937年七七事变这一年,改变了很多事情。对于钱家,一边是老父亲忍痛留居北平,一边是三儿子作别故土,踏上法国留学的路途,钱三强从事研究的,已经不是文字文学,而是核放射科学,他的导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1935年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伊雷娜·约里奥·居里。
不知道中国的抗日硝烟,怎样影响了在异国他乡求学研究的钱三强,我们只知道,父辈在他们从事的专业上虽然学富五车,内心却常有民族积弱的无力感,深深的刺激着钱三强内心的思考和努力的方向,他和他从事原子弹研究的领导工作后,推荐的一个人,邓稼先,两个人,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心愿。
而这,成了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坚毅前行的不竭动力。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课原子弹,如愿,爆炸成功。
(王菲演唱的如愿)
你是 岁月长河
星火燃起的天空
我是仰望者 就把你唱成歌
你是 我之所来
也是我心之所归
世间所有路都将 与你相逢
而我将 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笑颜
你的手我蹒跚在牵
请带我去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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