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克什米尔问题

2022 年 12 月 16 日

《反击》

在我们时代的自决斗争中，克什米尔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遗忘的危险(巴基斯坦除外)，而其人民继续忍受印度已经持续了75年的不断加强的军事占领所犯下的严重罪行。2019年，由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单方面和武断地废除了《印度宪法》第370条中关于克什米尔治理的特殊地位安排，尽管这些安排在精神和内容上经常遭到违反，但至少给了克什米尔人民一定程度的保护。

1947年对南亚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英国的殖民统治结束了，随后是印度的分治，导致在建立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和世俗印度教占多数的印度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量流血事件。当时，克什米尔是印度560个“土邦”之一，由印度教王公统治，但人口77%是穆斯林。印度和巴基斯坦达成的分治协议给予这些“邦”的人民部分的自决权，其形式是自由选择是继续作为印度的一部分，还是与巴基斯坦的命运相结合，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自治的方式保持相当大的独立。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印度人口是印度教徒，这些选择将有利于印度;如果巴基斯坦人口是穆斯林，这些选择将有利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人和其他人对克什米尔的领导权提出质疑的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印度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大规模军事干预，以避免及时举行承诺的由国际监督的公民投票，并逐步胁迫地把克什米尔越来越多地视为印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印度对分治协议的背叛导致了与巴基斯坦的第一次战争，并导致了1948年克什米尔的分裂，这显然不是一个国际边界，而是作为一个临时的“控制线”，分隔对立的武装力量。从此以后，它引起了两国之间不断爆发战争的严重紧张局势，甚至现在分裂的克什米尔之间也不存在国际边界。巴基斯坦领导人一直认为克什米尔是其自身的自然投影，认为印度作为占领国的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和不合法的，大多数克什米尔人也是如此。

印度背叛的实质是剥夺克什米尔人民表达他们愿意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机会，大概正确地认为，如果举行适当的公民投票，它就会失败。早在1947年，印度世俗的自由主义领导人本身就作出了强有力的保证，即一旦秩序恢复，将允许克什米尔在国际监督下的公民投票或公民投票中决定其未来归属。两国政府甚至同意将这一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也重申了克什米尔享有议定的自决进程的权利，但印度逐渐采取措施，显然是为了阻止这种在国际监督下解决克什米尔未来问题的做法发生。看来，印度寻求控制克什米尔主要是出于战略和民族主义原因，特别是与管理克什米尔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有关，并将克什米尔转变为印度的缓冲国，使其获得所谓的“大国战略深度”所伴随的安全。不出所料，巴基斯坦对印度未能履行其承诺做出了好战的反应，克什米尔问题的结果是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和较小的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之间的第二级分区。实际上，印度的单边主义毒害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后来成为核武器的拥有者，并产生了克什米尔人民，他们觉得自己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伴随而来的暴行(包括酷刑、强迫失踪、性暴力、法外处决、过度使用武力、集体惩罚、反叛乱罪的垄断)，这些都构成了反人类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巴勒斯坦和西撒哈拉的剥夺。

克什米尔这场旷日持久的悲剧的部分责任反映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其特点是把殖民地留下了支离破碎和派系化的政治现实，这是殖民主义者在执行其控制和剥削政策时依赖分而治之的战略的明显后果。可以理解，这种策略加剧了不同种族、部落和宗教社区的内部关系。英国在爱尔兰、塞浦路斯、马来西亚、罗得西亚和南非等不同国家的非殖民化经历，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管理的巴勒斯坦的准殖民托管地，都重复了这个印度故事。在这些案例中，种族和宗教多样性被英国操纵，以管理对殖民地人民的整体征服，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行政挑战，这在20世纪面对汹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时变得越来越麻烦。

更令人痛苦的是，英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留下了这些裂痕，作为开放的伤口，对以前被统治的土著居民的福祉表现出了粗暴的不负责任。各种后殖民时期未解决的政治冲突使这一历史结果变得戏剧化，这些冲突导致了长期的冲突，在应对这些后殖民挑战的同时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痛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在少数几个移民殖民主义的“成功”故事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才避免了这些不利的结果。这些成功是通过定居者依靠种族灭绝战术取得的，他们通过消灭或完全边缘化敌对的土著居民来克服土著的抵抗。南非是一个定居者殖民事业最终失败的显著例子，以色列/巴勒斯坦是一场尚未结束、但现在正处于高潮阶段的模棱两可的持续斗争的唯一重要例子。

尽管拒绝自决，但克什米尔的地位使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获得了大量自治权利，尽管印度在75年的占领期间进行了多次侵犯，其中最主要的是阻止克什米尔人民行使其国际认可的自决权。然而，莫迪在2019年8月5日的所作所为肯定让事情变得更糟。它结束了克什米尔在印度宪法中的特殊地位，并将该领土置于印度人严厉的直接统治之下，伴随着各种宗教清洗政策和做法，以反叛乱为借口，旨在毫不掩饰的统治和歧视框架中促进印度教至上，突出的是改变居住和土地所有权法律，以有利于印度教定居和少数人控制的模式。在以一种令人惊讶的不加评判的方式对这些事件进行新闻报道之后，世界，特别是西方，沉默了，尽管对克什米尔人民犯下的罪行每天都在增加，包括将克什米尔人对印度行为的各种形式的反对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这让70万或更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印度占领部队在没有问责的情况下过度使用武力，并对全体人民施加镇压条件。

克什米尔的这一结果不应引起太多困惑。国际社会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反应很少反映其严重程度，而是反映了地缘政治的作用。华盛顿对古巴和委内瑞拉被指侵犯人权的行为流了很多眼泪，却对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放任不管。更能反映国际政治对政府间和联合国人权讨论的影响的是，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权在国际层面上不受任何惩罚性反应的影响，同时在同样的制度背景下呼吁对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远为温和的管理举措采取行动。印度和以色列一样，是西方非常宝贵的战略伙伴，不能通过反对莫迪的行为来疏远莫迪领导层，无论莫迪的行为多么极端和违法。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权维护者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保持沉默。

印度是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核武器的大国，在最好的情况下，考虑到后殖民世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律权力分配，在其领土主权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几乎是正常化的，很难对其提出挑战。许多重要国家在其境内都有“被俘民族”，并联合起来反对内部自决要求。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印度政策的严厉和残酷已经引起了克什米尔人的反叛情绪和运动，他们现在似乎在渴望加入巴基斯坦和独立建国之间有些分裂。尽管自分治以来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只要联合国能够履行其长期被忽视的责任，在克什米尔组织和管理公民投票，就应该向克什米尔人民提供这样一个选择，无论它被不当推迟了几十年。鉴于印度最近进一步侵犯克什米尔的正常发展，这种和平过渡目前看来是不可行的。

然而，情况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无望。克什米尔人的权利在法律和道德上得到了充分的确立，印度日益严重的种族隔离统治、剥削和征服结构的错误也得到了确立。就其主张的合法性而言，克什米尔争取正义的斗争占据了制高点，自1945年以来的类似斗争表明，政治结果更有可能反映合法斗争的民族主义和叛乱目标，而不是外国入侵的帝国主义目标。实际上，反帝国主义斗争应该被视为合法性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被压抑的人民在全球团结倡议的支持下进行抵抗，最终比武器或战场优势更具有决定性和有效性。值得反思的一个惊人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的主要反殖民战争都是在军事上由较弱的一方赢得的。在这个初步阶段，克什米尔的解放战略需要集中于提高全球对印度对待克什米尔人民的犯罪特征的认识。为了获得这样的认识，我们甚至可以了解甘地如何动员公众舆论支持印度自己的独立斗争，以及研究越南在动员全球团结其民族主义斗争和牺牲以抵消美国大规模军事干预的压力方面所使用的出色策略。

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阿尔伯特·g·米尔班克国际法名誉教授，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全球法律系主任，UCSB奥法利亚全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原文标题是：On Justice for Kashm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