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主权按 ·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让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成为了当时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符号之一。一百年后的今天，本文中的“母亲”作为普通的中年农村妇女却连像娜拉那样推开家门的权利都无法获得。

 “母亲”是一位能干又要强的女性，她的前半生都在竭尽全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这样的努力却显得如此无力。它改变不了原生家庭对她的抛弃，也改变不了丈夫对她的冷漠与婆家人对她的排挤，甚至连她最疼爱的孩子们也从未真正理解过她。 “母亲”痴呆了，她开始忘记以及放弃与周围人的沟通，却始终记得她苦难的一生。鲁迅先生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若是经济制度不变革，娜拉的出走不是堕落便是回来。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经济制度经历了近百年的多次变革与曲折后，中国的农村妇女不但丧失了“出走”的权利，而且只能用失语、病痛、甚至自杀来回应她们所遭遇的不公。

在“五四运动”百年的这个三八妇女节，食物主权特别推出了这位农村母亲的故事。她的故事或许有些沉重，但我们希望借此能够引发读者们的思考：究竟谁应该为“母亲”的苦难负责，怎样的经济与社会变革才能让“母亲”真正告别苦难？

作者：Molubie

来源：人民食物主权

我的母亲痴呆了

我的母亲轻微痴呆了，今年51岁，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母亲痴呆的症状是无法计算简单的加减法，无法理解沟通对方的说话内容。但是她唯一记得的是自己苦难的一生。去年她的儿子终于成婚，她和父亲终于能够松口气了。生活对她所有的残忍，在她变得痴呆之后，终于无计可施。 

我的母亲在三十年前从重庆（当时隶属四川省）远嫁到河北，而在那个交通以人力车为主的年代，婚嫁的范围不过方圆数十里而已。她因为对原生家庭的恨，选择了逃离到最远的地方。她要重新选择自己的命运。 

然而在她出嫁后大约三十年的时光里，母亲并没有获得她想要的幸福。 

她的丈夫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从没能体谅她的不易与苦楚。母亲除了承担所有的家务和对儿女的照料以外，还要和父亲一起经营生意。即使她自认为作为一个妻子，已经尽了全力。然而她的丈夫依然会在她与她婆家人之间，选择后者。 

她的婆婆，欺负她是个外地人，从来没有帮她照看过儿女，更是从来没有把她当成自家人。她在北方那个小小的村庄生活了三十年，依然没有朋友，唯有几个同样从四川嫁来的同乡，算是朋友，可她又不喜欢与人闲话、拉家常。 

如今的她，女儿出嫁儿子成婚，家中也并没有多少外债，然而在可以开始享受晚年的时候，她却找不到自我了。

每当想起失学的经历，母亲总是忍不住流眼泪，她在梦里也哭

对于母亲的经历，我从来不敢多问。外人对她的欺侮也成了我内心隐秘的耻辱，对外我不敢提自己的母亲是四川人，对内我不敢问母亲的身世遭遇。然而母亲对于自己的选择是头脑清楚的。 

在她大约七八岁的年纪（1975年左右），父母就双双离开了他们姐妹五人，她的大姐年龄比她要大近20岁，她的弟弟比她小10岁多，她总共有三个姐姐。在劳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年代，她父母认为，多生是正确的，多生男孩是明智的。 

父母的离去让家庭失去依靠，好在家里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姨已经取得公职，当了人民教师，尚可资助弟弟妹妹们。 

那时候母亲正是读书上学的年龄，但是家里很穷，没有钱上学。母亲说她的作业本反反复复地用，边边角角都写满了字，老师看她学习好，还帮她垫付过学费。但是她在学习之外，还需要照看弟弟（我的舅舅），那时她也不过七八岁而已。听母亲说，她经常把舅舅放到背篓里面，一边摇晃着他，一边听课。而且由于上学晚了，在班里年龄较大，自觉不好意思。因此即使学习成绩再好，我的母亲最终上到二年级就辍学了。 

从我上学到现在，母亲总是回忆她自己童年时期因为家境不好不能上学，她的回忆带着对她大姐的埋怨，她总说大姐偏心，只让她三姐上学读书，偏偏三姐学习还不好，高考复读了好几次都没考上大学，可是就是不给她上学。母亲回忆起来总是忍不住流眼泪，她在梦里也哭。有时候端详母亲睡梦中的脸庞，发现她的眼角总是挂着泪。 

我想不能上学的痛并不能成为她一生无法放下的恨，还可能夹杂着她逃离不幸的原生家庭之后，所遭遇到的地域歧视、婆家的冷漠、官商的欺压等等，她把所有的不幸归结为没能读书。所以母亲一直教育我们要读书，砸锅卖铁当乞丐捡破烂儿，也要供我们上学。即使我的祖母认为女孩子读书没用，母亲也一直坚持。后来，我和姐姐都读到了大学，而因为上网吧玩游戏而辍学的弟弟，则成为她心里不能解开的结，她还为此气出病来。

她拼尽全力离开家乡，婚姻并不是她的乌托邦

我至今不解母亲为何选择远嫁？难道仅仅是因为家庭给她的伤害？而父母之所以能够跨越如此大的地理空间相遇，也夹杂着时代的机缘。 

父亲在1989年与母亲结婚，这还得益于父亲做的一些小生意。父亲说包产到户之后，我们那兴起了经商风潮，但是家里之前并没有积蓄。因为集体化时代是严格限制私人从事农业以外的副业的，他还说祖父那时候因为私自去火车站当搬运工而被队里惩罚，没能得到当年分配的粮食。 

国家政策松动以后，父亲在1986年左右也开始去做生意，但是因为没有资金加上胆子小，一开始并没能挣太多钱。1988年全国性物价飞涨给了父亲机遇，他以低价进购的火柴，从两分一盒涨到两毛一盒，也算捞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才有了娶妻的钱。 

据父亲回忆，当时在我们县，几乎每个村都有嫁过来的四川人。我的一些朋友，有内蒙的有山西的，他们的母亲也有从四川嫁过去的。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了解到原来他们的父亲也多是由于贫穷而在本地讨不到媳妇儿，于是要么结伙儿要么经人介绍，去四川找媳妇儿。我的父亲也概莫能外。 

在父母能够相遇的际会里，还有一个因缘大概是他们俩都失学了。母亲因为父母双亡早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上山砍柴、割猪草、做家务、照顾弟弟，随之失去的是童年和人生向上的机会。而父亲则因为祖母逼迫他把上学的机会让给弟弟和妹妹，而差点疯掉。父亲学习好是全村公认的，可是长兄如父啊，他也必须早早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父亲高一辍学后，精神失常过一段时间，他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穿着单薄的内衣跑到了三十里地之外的老姨家。后来父亲去收破烂、沿街叫卖，这对于读过书的他来说，难以启齿。家庭贫困加上失学，以及由于精神问题错过婚配最佳年龄的父亲，娶妻难度可想而知。 

而那远在四川山区的母亲则因为失学，继而对家庭、亲人失望，发誓要离开环境逼仄、阻隔机遇的深山。父亲的介绍人娶的媳妇，正是我母亲的同乡，他们就这样相遇了。 

可是母亲追求幸福的道路并不如她所愿。她在这个婆家从来没有得到照顾与尊重。据我的观察与了解，母亲这一代人当媳妇时一般都得不到婆婆的照顾。母亲身在其中，她也能感受到不同时代的变化，她觉得是自己命苦，一辈子赶不上好时候。 

在我因为畏惧难缠的婆媳关系而宣扬不婚主义的时候，她总是劝我说，你们这一代一般家里都只有一个儿子，婆婆都对儿媳妇好的不得了，加上婆婆又年轻，能帮你们照看小孩。而她们那一代大概每家都有好几个儿子，当婆婆的为了公平选择都不管，或者只管一个最有可能给他们养老送终的。 

当然更可能的原因是母亲生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作为二女儿的我，在出生后甚至差点被祖母送给别人收养。 

我的记忆中也没有被祖母照看的印象，母亲说确实如此。她总是提起生下我姐不久，因为麦收时节抢着收麦，所以几乎不曾坐月子，才落得如今一身病。 

今年过年期间，母亲又提起她不曾说过的一件往事。她说那时候临产（1990年7月），晚上睡觉翻身，突然觉得肚子疼痛，而且越来越难以忍耐，她终于在半夜撕心裂肺地哭喊了起来。然而睡在一边的我的父亲却丝毫不闻，呼呼大睡。最后还是当年未成家的叔叔来窗边把父亲叫起来，一起用手推车把母亲送到了医院。 

可是受尽一路颠簸之苦的母亲却被傲慢的医院拒绝了，因为他们匆忙中忘记带钱，即使父亲苦苦哀求先接生，他马上回去取钱，医院都不肯松口。他们不得不另寻一家医院，母亲也在数次辗转周折之中，昏了过去。 

在她的叙述中，她一再表达对父亲的不满，对婆婆的怨恨，她无法宽恕他们。我想这个从鬼门关回来的女人，内心一定竖起了一道坚硬的冰墙，再也无法融化。 

我那大男子主义的父亲，他认为一个男人只要在外面把事业经营好就行了，他可以一个人推着板车走几里路去交公粮，他可以在冬夜开着敞篷三轮车去进货，却不曾给过母亲半点温暖。 

记忆中他们从不曾平静地对过话，总是用喊叫的方式。小时候，父亲忙碌一天回来，如果饭菜没有准备好，他就会对母亲大发脾气；如果准备好了，全家就得等着父亲动筷才能开始吃饭，吃的时候也要把不多的肉和鸡蛋让给父亲吃。吃完之后，父亲就往沙发上一坐开始看电视，从来没有干过家务活儿。母亲觉得不公平，她觉得她和父亲一样，也在外面劳作了一天，为什么回家之后还要事事都伺候父亲？ 

他们的事业也并不顺利，由于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他们没有能力获得好的资源。得到学习机会的叔叔和姑姑翻了身，成为了吃商品粮的人，但从此再也没有正眼儿瞧过当小商小贩的父亲，更不要提遇到困难之后相互帮助了。经营生意的父母亲会经常遇到检查机关制造的麻烦，那时候我们店里卖的东西不是被拿走就是被查封。 

自此，母亲咬紧了牙，心里发起了恨，从此不与他们来往，连每年只有一次的家庭聚餐她都只短短出现一小会儿。可是她真的是无足轻重啊，她来与不来，聚餐都照常开始，她来了，也上不了桌，只能在旁边站着，结束后还要帮忙收拾。

苦求而不得的幸福：母亲的恨与痛

母亲对婆家的仇恨直接传给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从小不被允许与祖父母接近，不许和叔叔姑姑家的孩子亲近，必须和姨家的亲戚经常打电话寒暄，即使我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她的仇恨交织着很多的原因，除了婆婆对她的儿女置之不顾以外，还有那不知何因的地域歧视。母亲总说我们地方上的人瞧不起外地人，那些人总是嘲笑她有口音，假装听不懂她说话，总是好奇地一再探问她们那的奇闻异俗。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婆婆一家的冷漠与争利，一次次伤害她这个本想远嫁寻得幸福的女人。她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下定决心离开家乡那片伤心之地后，迎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无助与绝望。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一到饭桌上母亲就会开始她的“苦难教育”，矛头直指婆家，此时的父亲总是两头为难，常常愤然离席。记得他们争吵最凶的那几年，我常常劝母亲离婚，然而她总是说这些孩子们她放不下，那时候她的儿子还未成家女儿还未出嫁，如果离婚，将会对孩子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可是母亲也是世界上最有韧性的人，她偶尔会表现出对自己半生勤劳的欣慰。白手起家的她与父亲在多年苦干之后，成为村里第一批盖上二层楼房的人，为儿子娶上了本地人家的女子，两个女儿都上了大学，一个还读了研究生，家里也买了好几辆车。 

当然她的叙述总是要贬低一下当地人，她说，你们这儿的人总是瞧不起外地人，可是你们看看哪个外地人不是勤劳能干，比你们本地人都富。我知道，她需要通过这样的对比来获得心理上的补偿。 

但是，在所有值得欣慰的事情当中，娶到本地媳妇这件事，却是最让她引以为傲的。弟弟曾找过一个同样是四川的女友，但是被母亲推掉，她嫌女方娘家远，不利于在我们当地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后来好几年的时间弟弟都找不到对象，母亲也不曾松口。

去年弟弟终于和当地的一个女孩子结婚了，她一再回忆弟弟结婚那天的大场面，她暗暗觉得争了一口气。在母亲的观念里，父亲娶不到本地媳妇儿的主要原因不是穷，而是她婆婆一家的名声不好，自私懒惰，不与亲戚、村内人攀交情，所以没人给我父亲介绍对象。 

在以亲缘、地缘关系为主的乡村社会，不与周围乡亲打交道就会被认为不懂人情世故，不能建立社会关系，几乎无法生存，也会被排斥在村落的边缘位置。而娶了外地媳妇更会被村里人看不起，这被认为是父母无能的表现。所以她认为家里能够娶到本地媳妇儿，说明她和父亲在当地挣得了名声，融入了这个挣不脱离不开的关系网。 

为此，母亲总是竭尽全力地和村里的人打交道，她不敢错过村里的任何一场婚丧嫁娶仪式，她还积极地出份子钱，即使背后常常对无处不在的随礼叫苦不迭。她也对弟弟和本村的一些同龄人结拜兄弟的事情非常支持，即使对他们的品行非常厌恶。 

即使如此，母亲大部分时间也是愁眉不展的。母亲愁容满面可能跟她身体状况开始变差有关。她的痴呆早有表现，大约有十年的时间了，母亲总是容易头痛，但是她从不去看病，就是喝点感冒冲剂。即使有了合作医疗保险，她也不去，她说报销的都是规定的药品，不仅贵还没用。 

前两年，她找来了一些民间偏方，还让父亲帮他按摩头部，可我那父亲哪有这本事和耐心啊！后来越发严重了，在我们拉着她去了市里的医院之后，她一直不肯做检查，不是说医院人多排不上号就是说城里的医生不行，做了一堆检查也查不出病因。可是一检查，却被检查出了轻微痴呆，母亲哑然无语。 

今年她告诉我们，她开始跳广场舞了，她想通过锻炼改善身体素质。可是没过几次，她就不去了，因为那些聚在一起跳舞的妇女经常搞小团体主义，排挤跳舞不好的人，背后说闲话……现在她除了经营生意，就是歪在床上玩手机，经常在微信上给我们转发一些道听途说的文章。 

母亲这一生有太多的苦难，作为儿女的我，以前却对她要求太多：我要求她懂我，可是我忘了她只有二年级的学历；我嫌弃她外地人的身份让我蒙羞，可是我忘了母亲也是受害者；我指责她不是一个好的母亲，可是我忘了，她很早就父母双亡；我抱怨和她无话可说，却忘了她在常年的孤独中已经变得失语……

可是一生忍受着地域歧视、男权压迫，承担着太多家庭重担的母亲，在有生之年，还能获得多少幸福呢，而谁又能真正给她幸福呢？

【读后感】一个理想青年读“ 我的农村母亲”的感受

作者：柳下跖

来源：人民食物主权

《我的农村母亲，一个我从未真正了解过的苦难女人》这篇文章所讲述的母亲从小到大的种种辛酸的经历，是当下中国千百万农村劳动妇女命运的缩影；同时，在作者母亲身上所体现的勤劳、善良、朴实、坚韧等等品质，也是中国千百万农村劳动妇女顶起半边天的生动写照。

但是，这些优秀的品质并不能让她们告别辛酸的经历，因为她们的命运及走向与中国农村体制的变迁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农业合作化把劳动妇女组织起来，大大推进了毛时代的性别平等进程

毛泽东时代，正是靠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把农民组织起来，并对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援，国家才能在建国以来的短短三十年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此外，农业集体化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强调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农村妇女走出小家庭进入集体生产既是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的客观要求，也为广大农村妇女组织、壮大起来、发挥半边天的作用提供了保障。农村妇女成为了推动农村性别平等的重要参与者。

 建国以来最先推进农业合作化，同时又是最先尝试推进农村性别平等的地方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1951年，22岁的申纪兰当选为“西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她决心改变当时两个女人分配到手的工分还顶不上一个男人的情况。于是她鼓励更多姐妹们走出院子下地干活，做出了优异的成绩让男人刮目相看，从而成功说服初级社党委确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分配办法。于是妇女走出家门参与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大大增加。随后，“男女同工同酬”迅速在全国普及，并于1954年被写进了新中国的首部《宪法》。 

农村妇女走出小家庭参与集体劳动的另一个杰出的榜样，是大寨铁姑娘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郭凤莲、贾存锁等20多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大寨姑娘们和男人们一同从事着修梯田、治理荒山荒坡等等艰苦卓绝的劳动。她们干得不比男人差，被陈永贵赞叹道“真是群铁妮妮（姑娘）”。 

集体劳动打破了个体小家庭的局限，大大开阔了妇女的活动空间和眼界，也给农村性别平等事业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了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保障。妇女不再是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被强有力地组织起来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互助托儿乃至大办食堂等等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措施得以实现，这使得单个妇女不再被以往繁重的家务所拖累，从而能够抽出足够的时间去组织理论学习、军事训练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从中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等各方面素质，进而更深入地推进我国农村的性别平等进程。 

除了西沟村和大寨村的榜样外，那个年代还有更多的村庄开始探索着更为深刻的性别平等进程。尤其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的妇女同志们通过组织理论学习深刻剖析了“重男轻女”“彩礼”等现象的阶级根源，从而树立了“破除剥削阶级生育观”、“生男生女都一样，都是革命接班人”等等新观念。某些地方甚至还开始尝试实行招婿婚礼、不要嫁妆和彩礼、实行节育手术和避孕等措施。

集体被解散，农民被原子化，造成了当代我国性别压迫愈演愈烈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被强制解散，全国推行分田到户。单个家庭相比集体化时代要负责多得多的事务，能够用于关心村集体的时间和精力就少了很多，农民重新变成一盘散沙的状态，农村里的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旧习惯趁机沉渣泛起。 

随着资本化改革的日益深入，“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废除，城乡差距的拉大，教育等等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倾斜，农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尤其是物价普遍大幅上涨而粮食价格不怎么涨，以致农民种地几乎不挣钱甚至还要亏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与作者母亲一样的农村妇女为了家庭的生计，丧失了读书的权利。

随着农业资本化的进一步推进，资本力求农民重新沦为一盘散沙，而旧习惯势力和资本也达成了某种默契。在分田到户时，改革者对农村女性的土地等等权益做出了比男性严苛很多的限制，失地农家女问题日益突出。 

农民由于一盘散沙而无力改变这些状况，出于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等考虑，农民不得不更偏向于培养男孩；再加上一盘散沙的农民在思想状态上大大接近井底之蛙的状态因而极其容易受旧思想观念的奴化，于是农村里的重男轻女思想便开始回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作者母亲为缩影的无数农村劳动妇女在改开以来受着越来越厉害的男权压迫和地域歧视。

需要思考的问题

读罢这篇文章，我们不仅体会到作者母亲个人的种种辛酸经历，更可以从中联想到以作者母亲为缩影的当代千百万农村劳动妇女的命运。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思考：回想建国以来的前30年和后40年的历史进程，要想从根源上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且推进农村的性别平等平权，是不是可以从农业集体化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尤其是把妇女重新组织起来这个思路中寻找答案呢？ 

当代的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中的妇女，通过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手工业合作社组织起来后，周山村的性别平等进程推进得非常顺利，并且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具有“性别平等”意义的村规民约。附链接：周山村的故事 

山西省永济市的蒲韩乡村的妇女，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农民生活合作进行村庄社会的重建、通过农民生产合作进行自我教育逐步走向有机农业、通过城乡对接推动消费者合作进行消费者教育，并在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返乡，让农村社会焕发活力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妇女在改造自我、改造社区的实践中所具有的强大的能动性和创造力。附蒲韩故事链接：

【连载一】蒲韩故事：今天如何让中国农民组织起来

【连载二】蒲韩故事：今天如何让中国农民组织起来

【连载三】蒲韩故事：今天如何让中国农民组织起来

易卜生的娜拉已经出走百余年，精英女性们正试图用经济的独立实现自己的“娜拉出走”，而对于农村妇女而言，她们却连娜拉推开的门把手都难以触碰。正如鲁迅所说，仅仅以经济权来解放娜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社会经济制度的整体变革。但真正能够推动社会经济变革的人正是这些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周山村与蒲韩，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重新合作化与组织化，这些农村妇女正在推动真正的性别平等事业，迈向更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