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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从西周开始，古代中国一直面对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差不多三千年未曾改变。面对游牧民族快速的机动作战能力，所有的农耕民族都陷入了被动防御。古代中国如此，包括欧洲在内的古代世界也全部是这样。

在古代的物质技术条件下，游牧民族的快速机动作战能力无疑具有战略的决定性的优势，并且这种战略优势是游牧民族自身生活方式造就的。农耕民族想要抗衡游牧民族的这种战略优势，策略无非有二：其一、向游牧民族学习，像游牧民族一样生活作战。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但这种设想意味着文明的失败和历史的反动，而且不是合乎人性的选择，更无法在文明的范畴内获取成功。历史上辽金时代曾经以一国两制的方式，针对版图内的农耕和游牧民族分设机构进行统治，以维持抗衡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但最后都失败了。所以，古代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农耕民族为了维持定居生活和文明状态不被游牧民族侵袭破坏，就只能采取筑城防御的战略来抗衡游牧民族的快速机动作战能力。这是东西方的历史一再验证的唯一可行的战略。

古代中国，直接面对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游牧民族威胁。而且，整个北方地带有太多的适合游牧民族入侵的战略通道。这些战略通道任何一点的突破，都意味着华夏地域内的农耕人口整体暴露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之下。所以，任何区域的局部的防御成功毫无意义。可以说，游牧民族的入侵是压迫华夏先民凝固统一成民族整体的外部推动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驱使我们以全民族的大一统的姿态统一调度域内的人力物力，在北方边境区域进行筑城防御。这个筑城防御的结果就是不断修筑至今犹存的万里长城。在西方，因为和欧亚大陆腹心地带距离相对遥远，而且，不是游牧民族战略攻击的首选目标，所以，虽然也面对游牧民族的威胁，但是威胁程度要低很多。再加上欧洲本身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所以只有较小范围的城堡形式的筑城防御，或者个别的较短的长城。（无关主题，此处略过。）

兵贵神速。游牧民族的快速战略机动能力在古代世界是近乎完美的一击必杀的攻击能力，是对农耕文明的致命威胁。而使自己转化成游牧民族以抗衡这种威胁的方案既然无法被华夏先民接受，那么，唯一的应对之道就当然是修筑万里长城。

修筑长城，当然不可能完全阻止游牧民族的入侵。但可以通过长城的防御设计，迫使游牧民族屯兵于坚城之下，降低游牧民族的攻击速度，为中央政府的军事动员和后续防御行动提供缓冲时间。而且，长城之上狼烟燃起，可以快速传递入侵消息，这相当于古代的信息高速公路，对于中央政府的军事部署争取时间也是极为必要和非常有利的。

在农耕时代历史时空里，游牧民族一直是华夏域内中央王朝致命的战略威胁。华夏王朝被迫修筑长城进行防御。并且沿着长城一线建设军事重镇，部署重兵，层层设防。可以说，这几乎是所有中央王朝的必然历史选择。

长城沿线的大量军事重镇的存在，以及庞大的军队规模，决定了这支军队一方面当然是封建皇朝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主要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支军队的庞大规模和强大作战能力，又必然存在着对封建皇朝自身构成反噬威胁的重大隐患。为了避免军权对君权构成威胁，所以，结果只能是君权和军权合二为一：君主兼任军队的最高统帅，或者由军队的最高统帅出任君主。如此，为了保持皇帝对长城一线军队的控制，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所谓的“天子戍边”制度。军队沿长城一线部署，皇帝则在长城一线的战略纵深内选择合适位置建设皇都，控制军队。同时，以皇都为中心，建设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完成对整个国家的全面统治。

长城沿线大量的军事重镇，以及皇都城内大量的文武官员的存在，这意味着对大宗物资供应的巨大依赖。五代以前，北方的气候还较温暖。物产远较今日更为丰富。所以中央政府还可以依赖北方的经济产出，就近保障。而隋唐起，北方气候渐次趋向寒冷干燥，影响到北方的农业生产与物资供应。所以从隋唐始，就有了输入南方的粮财物资以保障北方边防的考虑。五代以降，大量的汉族人口南迁，带动南方经济兴起，国家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物资供应对于维系北方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和皇都内王公大臣们的优越生活都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古代的物质技术条件下，陆地间长距离的人员和物资运输成本巨大，组织复杂，加上官僚集团的系统性耗损，代价实在太高。可以说是国民经济的噩梦。但是军队和朝廷的生存，又是必然的刚性需求。因此，水运的便利与成本低廉在当时决策者的眼中自然是备受垂青。可以说，在南方的经济中心和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之间修建运河完全是必然的战略抉择。当然，以农耕时代的经济技术条件而论，如此巨大的工程绝对是封建皇朝经济技术组织能力的动员极限和巨大考验。放诸于整个人类古代史，这都绝对堪称奇迹。正因为如此，隋朝虽然人口员额巨大，经济繁荣，但是运河工程的建设，仍然激起了巨大的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动乱，以至于隋炀帝杨广自己也身死国灭，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

隋炀帝杨广死了，他的种种恶名确实与否姑且不论。但是他成功实施的大运河工程，毫无疑问是有功于中华帝国的千年大计。时至今日，一千四百多年来所有的华夏朝代都是大运河毫无疑问的受益者。后世的帝皇将相，乃至今天的芸芸众生，难道不应该用感恩的心态回馈杨广吗？！

重要的是，大运河的开通，造成南方大量财粮的低成本北输，节约了封建时代的国家赋税成本，降低了民力的消耗，减少了社会矛盾，促进了政治稳定。同时，对于北方皇都的人口和长城一线的将士，也是节约了生活成本和防御成本，对于我们在游牧民族的压迫面前历史性改善防御态势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可以这么说，大运河是古代中国的高速公路，更是古代世界人力工程造就的最伟大的交通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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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中央政府对南方地域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对于南方地域内历史上存在的叛乱活动构成了更为有效的打击，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更重要的，大运河的开通，在中华帝国的东部核心区域和人口重镇之间，构筑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此后1400年间，除了五代的短暂分裂之外，整个中华民族基本都处于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之中。可以说，大运河的开通，沿着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历史轨迹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完整，提供了最基本的技术支撑环境。而且，随着大运河的开通，运河沿线，人文发育，精英迭出，市镇繁荣，这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今天，万里长城由西至东横贯中国北部，大运河由南而北纵列中国东部，长城与运河则交汇于古城北京，在广袤的地域上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傲骄资本！

壮哉长城！

伟哉运河！

万岁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