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32：没有打成的第六次战役

老旦聊历史微信公众号/知识星球“老旦聊历史”2 人赞同了该回答一、现代战争的第一步（上）

1951年4月下旬，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刚刚结束，就在志愿军紧张地部署第二阶段进攻时，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却匆忙地离开了朝鲜前线，一路直奔回国。

在如此紧张的时刻调走志愿军的第二副司令员，为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后勤。

在真正开战之前，国内谁都没有想到，后勤，这个在解放战争中通常担任着配角的因素，成为制约志愿军战斗力最大的枷锁。

1951年1月，四野后勤部部长周纯全在《志愿军供应情况及需解决的问题》中总结了前三次战役中志愿军后勤上面临的困难：

一是朝鲜太穷、人少，言语不通。因此，在作战供应上不能就地取给，不能完全借助于民。二是我无空军，而敌空军又凶，阻碍运输供应，损失过大。三是作战地区经过一番拉锯，敌人也无大批仓库，虽有时消灭了敌人，收复了地方，也得不到东西补充；就是得到东西，敌机也把它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又不能靠在战斗中缴获补充自己，用以继续作战。因此，困难就大了。美国军队腐败到极点，残暴到极点。我们艰苦到极点，英勇到极点。前方的生活是白天坐“禁闭”（防空），夜间“罚苦工”（挖工事）。战士们说：一不想回国，二不想回家，三不想老婆，四也不怕死，就是想一个白馍馍。吃不上熟食，吃不上饭是普遍经常的事了...

除了上述客观环境造成的困难之外，志愿军的后勤问题，也来源于解放军长期在国内作战养成的习惯。

在本土作战时，由于有着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又有着对手源源不断的物流，导致解放军已经习惯了以战养战，对于后勤的重视程度不高也是情有可原。

志愿军前线后勤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张平凯在《三个月来后勤工作几点体会和今后工作的商榷》中对此总结得非常清晰：

...（我们要）认识后勤与战争的关系。过去的战争，后勤并不十分重要。没有医院可以打游击战；没有大车用毛驴也能解决问题；没有铁路用汽车运输算是进步；没有库存弹药，部队本身带的弹药可以打一仗或数仗；没有粮食就地可以取给；没有军械、油料从敌人手里可以拿来。总之，过去的后勤工作的好坏与战争影响并不大。今天情况变了，没有医院上万伤兵就治疗不了；没有铁路运输每天上千吨的消耗，上千里的路程，毛驴大车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不送粮、不送油盐部队就吃不上饭；不送被服、鞋袜部队就没有穿；没有弹药补充，大炮机枪打两天就光了；没有油料，前方的汽车都要丢掉。如果机械化部队出动了，一天的油料和弹药消耗，就必须有大批的补充。否则战争继续几天，人会饿，枪炮打不响，汽车坦克走不了，就会影响战争胜利。这就是死人的问题，也就是国家问题。因此，后勤上作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今后的战争，后勤是担负了决定战争胜负关系的，任何马虎草率不负责任，就是对国家对革命犯罪。

在同一份报告中，张平凯提出了对于志愿军未来后勤建设的思路：

要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去对待今天的后勤工作。战争的近代化和科学的进步，后勤工作特别复杂，做后勤工作的人，必须具备科学的脑子从发展去看问题。

思想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950年7月正式成立的东北边防军，8月才补上了专门的后勤机构东北军区后勤部（简称“东后”），直到抗美援朝的决定在10月正式下达时，东后的人员缺编率高达54%，而且机构本身十分不健全。

进入朝鲜之后，志愿军很快就发现了后勤落后带来的巨大问题，并且为此做出巨大努力，尽管前线捷报频传，志愿军仍然非常重视不断地补充后勤人员的力量。在1950年12月，志愿军正式成立了后勤部，专门负责后勤工作的管理和协调。

然而，正如张平凯将军所说的那样，现代战争的后勤工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度复杂的专门学科，一味的加人加物资无法解决问题，想要做好后勤，必须拥有科学的发展的眼光和能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开战之前，志愿军的后勤配置仍沿用了国内作战的思路，弹药供应以步枪、机枪子弹为主。等真正跟美国人干起来之后，才发现步枪在朝鲜的作用并不大，反而是在国内战争中并不常用的火箭弹、爆破筒、烈性手榴弹、冲锋枪子弹、反坦克地雷效果很好。

然而，在战争初期，没有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去协调和解决这些问题，后勤根本不知道一线战士到底要什么，结果后勤部门本来就紧张的运力，运上来的却是前线并不缺的步枪子弹，真正稀缺的那些弹药始终补不上来，部队的战斗力自然受到影响。

第三次战役过后，国内的轮换部队开始大规模入朝参战，志愿军后勤的问题越发严重了。

4月中旬，志愿军已经拥有16个军48个师，7个炮兵师，4个高炮师，4个坦克团，9个工兵团，3个铁道兵师和2个直属团，总兵力高达95万人。

兵力、尤其是技术兵种的增加，让后勤供应的难度呈现几何倍数上涨，单单依靠东后的能力，已经根本不可能完成供应任务。

第五次战役策划期间，更加严峻的困难出现在志愿军眼前：由于三八线到三七线的敌占区曾经被美军反复搜刮，当地人民对志愿军也不了解，就地筹粮非常困难，形成了300里的无粮区。彭老总在第五次战役战前大会上曾专门说到：“三八线以南300里无粮区的困难如何克服，是一个大问题。”

第五次战役中，后勤问题彻底爆发出来：志愿军每日消耗物资量为550吨，而供应能力只能达到这个数字的一半。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中，志愿军更是在突破敌人防线后，因为断粮而不得不停下二天等待补充。

志愿军彻底被后勤卡住了脖子，后勤能力的加强和改变迫在眉睫。

洪学智这次紧急回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二、现代战争的第一步（下）

经过一阵有惊无险的车程，一路轻车简行的洪学智很快回到了北京，受到周总理的亲自接见。

洪学智向周总理汇报了前线的战况，尤其是专门汇报了供应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对周总理说：

前三次战役，部队都是在挨饿受冻的情况下打败敌人的，如果供应得好，胜利会更大。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没弹药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当周总理询问洪学智有什么办法时，洪学智向总理汇报了彭老总和他商议后的共同想法，应该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统管一切后勤事务：

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同时进行，或交叉进行，战场范围广，情况变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现在欧美国家都实行大后勤战略，50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50里以后就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战争不仅在前方打，而且也在后方打...我们只有打赢了这场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前方战争的胜利。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成立后方战争的领率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后方战争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周总理对此大为赞同，当场布置军委进行研究。

在返回前线的路上，洪学智心情大好，一方面是因为志愿军的后勤问题有望得到根本性解决，另一方面，作为分管志愿军后勤部的副司令，洪学智虽然工作上尽心尽力，始终还是希望有后勤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接走自己肩上的重担，让他能够继续当个纯粹的军事干部。

5月份，军委的命令正式下达到志愿军司令部：同意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

还没等洪学智高兴多久，彭老总就召集大家开会，说是要讨论一个重要问题。

洪学智一坐下，就听彭老总说：“军委发来一个电报，说，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司令要由志愿军一个副司令来兼任，现在我们来定一下，谁来兼任这个后勤司令...”

洪学智一听大事不好：总共就四个副司令，朝鲜人朴一禹就不要提了，邓华是主管作战的第一副司令，肯定没法兼任这个后勤司令；韩先楚这个打仗狂天天都在前方跑，动不动就撸袖子直接参与一线指挥，你让他来管后勤那也不太可能...洪学智本人呢，从一开始就负责管志愿军后勤，这后勤司令，怕是跑不掉了！

这下好了，洪学智在这个会上好一顿闷气——推吧又推不掉，兼吧又不甘心。

直到彭老总的急脾气上来，拍着桌子一顿大吼：“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来干！你来替我当志愿军司令！”洪学智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下来。

至此，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式成立，不情不愿的洪学智成为了我军第一位后勤司令员。洪司令员不知道的是，他走出的这一小步，是我军现代化进程的一大步。

从这一刻起一直到今天，我军始终狂奔在克服“后勤不足恐惧症”的路上，军队的后勤管理直奔世界最领先水平还嫌不够，后勤部门恨不得上天下地，把补给线打造得如钢铁一般结实。如今，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中，战士们也能轻松领到自己需要的一切补给。

当然，那个时候的洪学智不会知道这些，他很快就进入角色，开始着力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如何保障好志愿军的百万大军的供应？

为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洪学智寝食难安，日夜在志愿军各军、师、团的后勤机构间奔波，不断获取志愿军后勤的真实情况，试图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不久，洪学智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分区供应机制。

这个机制的大体思路是：

把整个供应体系分为“战役”和“战术”两个层面；

从鸭绿江到各军后勤部的区域称为“战役后方”，按区域划分成几个分区，由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统一管理；

从各军后勤部到前线之间的区域称为“战术后方”，由各军自己的后勤部管理。

国内的物资，首先由后勤司令部统一经过“战役后方”送上前线，送到“战术后方”之后就交给各军的后勤部接手，由各军往下分发到每个战士手上。

这个机制的主要优点有两个：

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由后勤司令部集中所有可用力量，负担起整个战役后方的筹划、运输、防空等等复杂动作，确保最大量的资源能够运到前方。

二是擅长什么就干什么：能力强、但是不知道一线部队需求的后勤司令部专职负责“运输”动作；能力弱、但是更了解自家需求的各军后勤则专门负责“分发”动作。

（后勤是一个极度复杂繁琐的管理难题，我这里只是简单粗略总结，还有许多细节比如供应能力更稳定等等，就不再一一说明了）

在随后展开的阵地战中，分区供应机制被证明了非常适应朝鲜战场的地理、交通、作战条件，极大幅度地提高了志愿军的后勤供应水平，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其科学和优越性。

洪学智，这位非常不情愿、却非常擅长搞后勤的后勤司令，最终成为了我军后勤管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奠基人。

三、第六次战役

在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志愿军并没有放弃继续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思路。

在美军释放出谈判意向之后，中央告知志愿军，此后的作战方针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据此，彭老总给中央回复电文如下：

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须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均有利。

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八月反击，在反击前还须放他前进数十里，使军事上、政治上于我更有利些。再争取一两个或两三个军事上较大胜利，将影响所谓联合国全部的可能分裂，美军战斗意志的必然降低。

从电报中就能看出，彭老总基本上不太相信美军现在愿意停战，做好了继续打上一两次大规模战役的准备。

主席的思路和彭老总基本类似，就在谈判开始前，主席还专门致电彭老总，要求时刻做好准备，防止美军在谈判时突然袭击：

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果然，谈判开始之后，美军谈判代表团摆出了蛮不讲理的态度，提出了一系列无法接受的荒唐条件，和谈进展非常不顺。

彭老总对此早有预期，7月24日，彭老总致电主席，建议组织战役反击，配合谈判：

我再有几次胜利战役，打至三八线以南，然后再撤回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按比例逐步撤出在朝外国军队，坚持有理有节，经过复杂斗争，争取和平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从全局观点来看，和的好处多，战亦不怕。…我于八月中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如敌不进攻，则至九月举行。最好是待敌进攻，我则依靠阵地出击为有利。

主席完全同意彭老总的观点：

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于是，彭老总一声令下，志愿军开始为抗美援朝第六次战役做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订，8月17日，志愿军发布了第六次战役的初步设想：

志愿军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19兵团（63、64、65军），20兵团（67、68军），以及26、42、47军组成，负责主攻。

具体作战思路是：以19兵团切断铁原-金化以南的道路，42、47军和26、67、68军分别负责歼灭铁原、金化地区的敌军，随后再视情况向前推进。

第二梯队为后方5个军，作为志愿军战略预备队，视情况投入作战。

这个战略部署图我就不画了，因为这个部署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执行下去。

8月24日，彭德怀在给邓华、解方的电报说：

17日预备命令，是要把全军动员起来，积极准备作战，而非具体部署。

这个电报本身字比较少，容易误会，彭老总的意思其实是17日只是给大家定个大概方向，让部队先动起来，集思广益，具体的部署后面再细化。

正如彭老总所预期的那样，命令下达之后，志愿军全体立刻进入备战状态，后勤工作、政治动员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刚刚入朝的20兵团专门组织干部去9兵团学习，并且早早地把27军从前线替换下来，争取在大战前获得一点和美军作战的经验。

后方的部队也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朝鲜开进，23兵团又有2个军进入朝鲜，担负起修建机场和反特务、反空降的任务；新组建的2个火箭炮团、2个榴弹炮团和1个重榴弹炮团在朝鲜边境待命；更重要的是，为第六次战役准备的弹药已经全部运抵前方。

第六次战役，一触即发。

四、没有打成的一场战役

然而，第六次战役最终没有开打。

就在彭老总积极部署第六次战役的同时，国内同样在为这次关键战役做着准备和论证工作。

8月10日，周总理邀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对第六次战役部署进行研究，结论是：

1、根据目前朝鲜雨季情况，九月份铁路、桥梁、公路不一定能完全修好，即使预计的九月份全月粮食能于八月中旬抢过鸭绿江，但不一定都能运过清川江（桥梁全断）。2、如果粮食不足，弹药有损（潮湿一部是可能的，前方尚未查清），便决定大打，而空军又确定不能参加，在敌人又已确定坚守的条件下，恐很难连续作战二十日至一个月。3、同时，在政治上，九月如仍在继续谈判，我便发动大打，亦不甚有利，如再不能大胜，则影响更不好。4、从种种方面看，我以加紧准备，推迟发动大打为有利。九月谈判如破裂，则十月便须准备大打；如敌不进，则九、十两月可在沿线寻找小战，不断给敌以杀伤，至十一月再大打，空军或有配合的可能。

会议的结论是：此时准备不全，推迟发动战役较为有利。周总理把结论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很快同意。

于是，周总理在8月向彭老总发去一封重要的战略部署电报，大意如下:

1、你部署第六次战役的电报我们收到了，但我们当时不确定空军是不是要11月才能参战，正在和斯大林讨论，现在斯大林回复了，空军确实要11月才能参战，这样看来，第六次战役是否现在发起，还需要讨论一下。

2、第六次战役如果能实现歼灭美军1个师以上的目标，那确实该打，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目标不一定能实现。

3、首先是粮食问题，“朝鲜雨季八月底才能结束，清川江、大同江、新成川、富城几座桥梁尚未修通，清川江以北堆积的粮车最快恐需至八月底才能倒装完毕，因之，连续作战一个月的粮食在九月份得不到完全保证。”

4、然后是弹药问题，目前弹药虽然已经运到前线，但是一部分被淋湿了，具体情况要查验后才知道。

5、如此看来，战役开始之后，我们粮弹储备只有一月，而后方运输又未修畅，如果被敌人看穿这点，我军会非常被动。

6、从谈判情况来看，敌人短时间内不会大规模出击，这就导致“我军出去必须攻坚，而作战正面不宽，敌人纵深较强，其彼此策应亦便。我第一线又只能使用八个军突入，敌人除麟蹄以东外有十六个师旅可供呼应，即使我在战役开始时，歼敌一部，但突入后迂回渗透，扩张战果及推进阵地，则须经过反复激战，时间拖长的可能极大，结果对谈判可能起不利作用。”

7、“现在我们握有重兵在手，空军、炮兵逐步加强，敌人在谈判中对此不能不有顾虑。设若战而不胜，反易暴露弱点。”

8、综上，建议9月先别打了，你看如何？

周总理的电报写得已经非常清楚，彭老总当然没有其他意见。

于是，原定9月发起的第六次战役暂停，志愿军战略变更为“积极备战，防敌进攻，准备适当时机反击，如敌暂不进攻，待10月再决定”。

就这样，第六次战役没有展开，志愿军在阵地战中渡过了9-10月。

没想到的是，等彭老总11月翻开记录一看，阵地战的这两个月，效果远比预想中要好得多，志愿军远比自己原先想象中还更加适应阵地战，不仅伤亡可控，而且对敌人的杀伤情况更是远远高于预期：“根据九、十月经验，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敌人消耗很大，敌对我亦甚恐惧”。

10月下旬，彭老总宣布，第六次战役计划取消：

大战役反击在无空军配合情况下暂不进行...十一月甚至今年底（除特别有利情况在外），拟不准备进行全线大反击战役。

至此，志愿军算是彻底结束了自己在朝鲜的运动战历程。

战争的全新形式，正式开始。

老旦点评

1、运动战和阵地战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点从志愿军的调动就能看出来。

在策划第六次战役的时候，主席特地发来一封电报，要求打运动战的时候一定要让13兵团（38、39、40军，那时候在后方休整）上阵，后来第六次战役取消，13兵团就没有急着上前线了。

这是为啥？因为13兵团是志愿军的王牌——其实也是整个解放军的王牌——但是这个王牌是运动战的王牌，打阵地战大家都得从头学起，13兵团的优势就没有那么大了。

2、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这件事情，重要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个名字上只有“后勤”的司令部，直接改变了整个志愿军的作战方式。

在后勤司令部成立之前，志愿军的后勤基本上处于散养状态，东北军区后勤部只能管后方，志愿军各军只能管自己，志愿军的后勤部虽然理论上什么都管，实际上主要就是做沟通协调的工作。不要说没有人去统筹管理，恐怕就连志愿军后勤总体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也没人能够说得清楚。

在后勤司令部成立之后，洪学智（这位大佬非常适合做后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后勤效率拉高了无数倍，这是表面上能看到的影响。而在背后，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隐藏影响是：志愿军终于知道自己的后勤到底是什么状态了。

第六次战役就是这个隐藏影响带来的结果，这是志愿军第一次在战前把后勤因素完整地纳入了战略部署考虑，并且准确地得出了“后勤能力无法支持大规模运动战”这个关键结论（事实上第五次战役后勤能力就跟不上了，但是那个时候志愿军自己并不知道），正确地打消了继续打运动战的想法，及时地让我军开始练习之前并不熟悉的阵地战，这最终成为我军能够长期坚持抗美援朝战争并获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转变。

3、空军、后勤、多兵种配合。。。这些现代战争的一个个关键名词，在抗美援朝时第一次真正变成了我军开始认真研究的课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只会打运动战的人民军队，仅仅几十年之后，变成了这个世界上仅次于美军的顶级现代化军队。

是抗美援朝战场上这群最可爱的人，为我们创造了最光明的未来。

89岁抗美援朝老兵杨德盛老人参观解放军的新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