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前益”推荐，来自《美国的文化更适合创新？--对中美的科技竞争的一些思考》评论区，标题为前益添加】

　　宁先生是从中美科技竞争角度研究问题的，但研究的问题是怎样才适合创新，这个问题，是不局限于中美竞争的，甚至，也不局限于文明／国家之间的竞争。但宁先生没有在这样更一般性的视角下把问题研究清楚，这是需要谈一下的。

　　创新，当然需要很多条件。但宁先生没有区分这些条件的主次，这是有问题的。资本投入、市场大小、周边技术的成熟度等，都是外因条件，更重要的是内因条件，即文明内部本身的创新能力及其培育水平如何。对内因这个说法，宁先生并未明文提及，不过还是依旧指出了“文化”这一因素的作用，但并未把它当成根本性地条件看待。

　　我并不认为提文化这个因素很准确，而是认为文化中包含的某些哲学态度和认识，才是准确的内因条件。更准确地说，中西之间创新的内因差异，是对待认识的重视程度不同：中国不够重视认识的作用，而西方过度夸大认识的作用而忽视实践。历史上，我们重实践轻认识的错误让我们彻底缺席了近代科学史，这也是导致我们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而西方过度夸大认识的作用，当然代价也十分惨重，但因为过度夸大也是重视认识的，而且有我们这个相反极端的参照，西方依旧可以付出惨重代价快速发展并反超我们很远，当然，这种趋势也不可持续。

　　把这个根本性的内因搞明白，是研究怎样适合创新的前提。

　　外因条件再强大，哪怕对手今后永远都无力抗争，以至即使内因条件更好也永无发挥余地而永久在竞争中落败，对我们而言，这也不是成功走向星辰大海。我这样说的道理在于，文明间竞争是从古至今检验创新水平的重要尺度，但这绝不是永恒的。现在创新的成败在竞争中体现得非常充分，但人类命运最终总要走向一体化（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而不是互相对抗和盘剥），在那之后，检验我们的将是能不能充分预判和预防越来越频繁和越超乎想象的发展内生危机，能不能应对不可预料的外来灾变，而这两样要应对得当，当然取决于我们的创新能力是否可以充分发展。创新能力不能充分发展而又无法纠正的话，永远领先世界也最终是死路一条。

　　这个（被误认为是文化的）内因条件，之所以被宁先生说成不可量化，是因为他没有用最大时间尺度的历史视角看问题：我们用五千年历史没有达到的发展高度，西方人用了不到两千年就达到了，甚至期间的中世纪前面近千年还被西方自己浪费掉了，这是实实在在的量化对比。局限于具体的中美关系，是宁先生看不到这种量化的原因所在。

　　而对这个内因条件本身，就算不计宁先生误认为是文化，也还有其他问题。

　　自由其实并不能促进创新，它至多是客观上能够放任各种五花八门的想法和实践各行其道，而不是像我们历史上那样限制它们，这样创新有可能碰运气地大海捞针取得成果——这样最原始的低效率取得成果，当然比彻底扼杀创新更好。

　　真正重要的，是要让整个社会合理地重视认识的作用，并主动充分培养人的思维能力，这当然绝不是自由，自由也并不必然导致合理地重视认识——西方连自我吹嘘都吹错了对象。

　　而权威和集体主义，也和创新的内因条件并不直接相关。我们历史上只是利用权威和集体主义犯下了不重视认识的错误，但合理构建的权威和集体主义是可以重视认识的——我们现在就远比祖先更重视认识，只是依旧不够，我们既不能沿袭祖先，也不能在现实基础上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