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相忘

来源 | ins生活原创

　　编辑｜陈相忘

　　东京都荒川区，生活着“一家人”，他们不仅没有血缘关系，连日常开销都是靠“奶奶”亡夫的养老金，和“父子”二人在外偷窃解决。

　　这是2018年摘下金棕榈大奖的电影《小偷家族》里的情节，取材自日本一则真实发生的社会时事。新闻中提到“这家人”偷的东西里有钓竿，而钓鱼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正是这点，让导演是枝裕和看到，在千疮百孔的生活背后，也能捕捉到温情的一幕，而他曾多次将镜头对准日本的贫困群体。

　　作为亚洲最早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近年来却饱受贫困问题困扰。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低保率都在显著上升。

　　可即便已有诸多数据摆在眼前，却仍有一部分群体没有被“看见”。

　　如今，在日本，每6个孩子中就有1个处于“贫困状态”。

　　这些还在上学的孩子，被称之为“高中穷忙族”。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挣钱。

　　最终，这群“小大人”的故事，被真实地呈现在纪录片《高中生穷忙族 启程之春》中。

　　由此，也揭开了“看不见的贫困”背后，这些“高中穷忙族”的现实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对日本2500名公立高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中，有半数以上打工的学生回答为「生活费」而打工。

　　高三女孩优子，便是其中一人。

　　因仅靠单亲母亲一人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优子曾一天工作10小时以上。

　　傍晚5点放学后，优子来到小酒馆打工。

　　在这里，优子每月能拿到80000日元（约4000人民币）的工资，大部分都用来贴补家用。

　　为养活三个孩子，单亲母亲打着好几份工，每月能拿到18万日元（约9000人民币），但在付完房租、照明燃气费和学费之后，优子一家的生活并不富裕。

　　为省钱，优子在学校的午餐，选择用70日元（约3.5元人民币）一袋的干面包片解决。

　　“便当的食材太贵了，后来发现这个很便宜，就吃它了。”

　　虽然优子的成绩一向很出色，但她放弃了继续考取大学。

　　年幼的弟弟妹妹，也是优子放弃考大学的原因之一。

　　“有什么想要的东西，都能给他们买。”

　　夜里11点，终于打完工回家的优子，扒拉两口剩饭，瘫倒在床上，对着镜头说，自己不是一个小孩子了，理应照顾家里，但她真的没有不乐意为家人付出的想法。

　　除了努力打拼的优子，片里还有一对相依为命的兄弟——川上翼和川上优。

　　自从父亲去世，相差四岁的兄弟只靠自己度过了高中生活。

　　在一家乌冬面馆，哥哥从早晨9点工作到下午4点，每月能有8万日元（约4000人民币）的收入。

　　但像照明燃气费、饮食费、交通费之类的支出，有时也会超过10万日元（约5000人民币），为此，兄弟俩把生活费节约到了极致。

　　一双开口的旧鞋，哥哥穿了四年都没有换。

　　打开冰箱，除了一些调料品，几乎什么都不剩了。

　　兄弟俩还遭遇过电和煤气同时停掉的状况，最后只得去朋友家蹭饭才填饱肚子。

　　下午5点，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哥哥翼要去晚读高中上学。

　　这时，放学的弟弟优，则代替哥哥继续去打工，直到晚上10点。

　　十年前父母离婚后，兄弟俩跟着父亲生活，但在哥哥上高中那年，父亲的突然离世，险些让哥哥从高中毕业的梦想就此破灭。

　　好在和弟弟商量后，兄弟俩最终做了决定：一起面对并为之努力。

　　毕业那天，哥哥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致辞，特别感谢弟弟让自己实现了从高中毕业的梦想，但面对镜头，弟弟却说，真正要说感谢的，是自己才对。

　　无论如何都想要保护家人，并为此工作，这就是日本“高中穷忙族”们的真实写照。

　　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些孩子被迫过早地成为了大人呢？

　　《我不是药神》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经典台词：

　　但“高中穷忙族”并没有选择消极地面对生活，而是为了守护家人更加努力地工作着。

　　显然，在贫困的表象下，还有更深层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早在20年前，日本的新贫困问题就已隐约可见，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对策。

　　实际上，在近一两百年的时间里，贫困问题也在困扰着中国。

　　但与日本不同，经过42年不懈努力，中国使7.5亿人摆脱了贫困，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减贫目标。

　　为了更加了解中国是怎么做到的，日本导演藤田纯夫应邀多次深入中国云南、贵州、甘肃等地，耗时三年，拍下了纪录片《中国减贫：史无前例的人类奇迹》。

　　与日本扎根在钢筋水泥中的“贫困”不同，我国的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偏远山区或基层农村。

　　随着摄制组逐渐深入，我们也看到了那些生存在中国最贫穷角落里人们的真实生活。

　　甘肃环县，72岁的贫困户刘相宗夫妇与小孙子生活在窑洞里。

　　前不久，这户人家的顶梁柱（刘相宗儿子）因交通事故离世，却没拿到一分钱赔偿，而家里给儿子看病花掉的十几万，到现在都没能还清。

　　但即使这家人遭受了如此不公，仍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冀。

　　而他们的邻居相银霞，因三个孩子上学的花销很大，只得靠跟朋友借钱，日子才得以过下去。

　　还有住在土木房里的农户余友邓，家里的钱除去草籽、肥料和农药，剩下不到五六百。为此，两个女儿不得不外出打工来补贴家计。

　　而在与越南、老挝接壤的云南怒江，毛南妞全家一年收入只有3000元。

　　当地大量劳动力的流失，让中国贫困问题中的复杂与困难，开始显现。

　　白族阿婆光者细一家，因阿婆身体不好要治病，小孙子将来也有许多用钱的地方，光者细的儿子碧发光只身来到六百多公里外的昆明打工。

　　在看到摄制组为母亲拍下的视频时，很久没能回家的碧发光红了眼眶。

　　因为贫穷，他们不得不忍受着亲人分离的苦痛。

　　因为贫困，也带来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现代社会的矛盾与难题。

　　在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中，最终是愚公的精神感动了上天，挪走大山，而现实中，中国人又是如何移走“贫困”这座大山的呢？

　　在摄制组走访的云贵等地，车子不但要穿过泥泞不堪的山路，临近时也只得徒步爬山，才能到达贫困户居住的村落。

　　为此，政府不光修路，还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易地搬迁”脱贫政策，以及一系列适宜山区人民的脱贫举措。

　　所谓“易地搬迁”，就是把山上贫困的村民接下来，统一安置在政府规划好的“城镇”里。

　　随后再由政府统一为村民发放免费住房，并在安置房附近设立工业园区、招标企业入驻，一般在培训过后，村民就能上岗就业了。

　　在等着领新房钥匙的人群里，有一位老人。

　　已经71岁高龄的老人陈清明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身患残疾，还有一个则在外务工。

　　因为孙子还小不能做活，老人提到了自己的困惑：

　　“我岁数这么大了还能工作吗？”

​　　对此，工作人员则安抚老人说，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特殊劳动力的岗位给他们就业。

　　此刻，终于将悬着的心放下的陈老，在镜头前不停地道谢。

　　“易地搬迁”政策，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贫困户的生计问题，也为许多外出务工的家庭提供了多一种选择。

　　前文提到的农户余友邓，也从土木房搬到了新家，打算学习一门技术的他，如愿开了一家电器店，一年维修的收入也达到了一万元。

　　生活稳定之后，余友邓高兴地把19岁的二女儿花恰叫了回来，在安置点的一家超市工作。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盘算着不久后，大女儿应该也能回来。

　　聊到给现在的生活打多少分，花恰的回答是88分。

　　她坚信，以后的生活还会更好的。

　　在过去被称为贫困地区的贵州金沙县，搬来新家两个月的许平明，从工厂下班后，也享受着一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

　　看到摄制组来家里采访，许平明的小女儿洋溢着满脸笑容告诉大家，这里的教学真的很好。

　　有人下山致富，也有人改变思路，在本地不适宜种植作物的土地上发展畜牧养殖，实现脱贫。

　　在甘肃，政府将不适合种庄稼的黏土地用来放羊，并贷款给贫困家庭，帮其入股养羊。

　　希望孩子可以不再受苦的相银霞夫妇和失去儿子的刘相宗一家，就是受惠者之一，而由国家资助的这项脱贫政策，正在让更多和他们一样的人，走出生活的泥沼。

　　面对命运，我们的确无法选择生在城市还是农村，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不该被辜负。

　　片中，还有一群普通人的身影，令人动容。

　　为劝说山上老人搬到新城镇生活，福贡县鹿马登乡赤洒底村驻村第一书记赵宇，已经不下数次徒步进山，来到老人家里拜访。

　　对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人们来说，故土难离，始终是基层干部脱贫工作中一个难以逾越的痛点。

　　但为了真正帮扶到脱贫第一线的老百姓，像赵宇这样的公务员都无比坚信，眼前这条深山里的狭窄小路，终有一天会翻过大山，成为平坦大道，让光芒照射在更多人身上。

　　目前，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因为收入差距的存在，还需要我们多代人继续共同地努力，直到把“贫困”这座大山彻底挪走。

　　采访结束，对于中国为什么能实现“脱贫攻坚”？

　　日本导演藤田纯夫提到他在中国农村看到了一些日本人失去的东西：

　　在日本，他们的确变得富裕了，但却忘记了自己是谁？

　　对此，北大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教授的回答是：

　　对中国来说，尤其是处于贫困中的人们，中国人更看重的，是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而这，不只是关乎于金钱，或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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