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观网《风闻社区》发了一篇比较上海和墨尔本文章（上海墨尔本，哪个城市更有前途？）。其实，那篇文章是一个铺垫，想用来引出自己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为什么墨尔本拥有那么好的条件却发展缓慢，本文接着上文，试图从澳洲的社会制度上对此问题作出一些解读。 

1. 历史的终结？ 

按照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说法，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私人拥有资本投资生产，在资本创造利润的同时，创造就业，支付工资和提供税收，从而提高大众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

 然而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工人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既维持工人生存和保证工人繁衍后代的费用。在工资之外，工人还创造了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劳动者的广泛贫穷导致消费不足和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但在19世纪后期发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伯恩施坦提出可以在宪政民主的框架内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不必暴力革命。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开创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先声，二战后伴随经济复苏，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风起云涌。1956年，美国的白领劳动者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以体力工作为主的蓝领工人。“白领”被普遍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说法在西方渐渐的走向边缘化。 

在这种背景下，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先后发布《法兰克福宣言》,《哥德斯堡纲领》等文件宣布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宣布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 

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逐渐演变成西方政治的中坚力量：在德国是社会民主党，在法国是社会党，在英国，澳洲和新西兰是工党。美国民主党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不是同根生，但在理念政策上互相影响，高度一致。他们和代表右翼的共和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反复竞选，轮流执政，共同主导着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 

是什么原因导致19世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走向了20世纪的调和？关键因素是二战后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开发使得资本在获取足够多利润的前提下，可以对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一定程度的利润分成。同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通过多党选举制度为西方各国劳动者在工资，税收，社保方面争得了很大的利益，推动了这种调和。 

二战后以美国为先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以原子能、半导体、合成材料、航天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产业。大量新工业品的出现，使得国际贸易总量迅速上升。从5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国家的出口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从7.7％增加到26.8％。西方国家的人均GDP从1950年代的1.48万美元（2011年可比价）上升到2016年的5.13万美元。 

OECD国家（经合组织）劳动者的收入占GDP比例在1979年达到最高峰，占63%。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国家福利完善普及，西方社会呈现出生活富裕，社会繁荣，政治稳定的现象。 

苏联在1991年的垮台，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加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战胜当时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标志性胜利，似乎验证了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作出的论断：民主议会政体是“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  是“历史的终结”。 

2.  全球化，空心化，两极分化 

历史没有终结，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在全球化时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资本逐利的本性推动资本和技术全球流动，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获取财富能力上的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拥有资本和技术的一小部分人群可以通过全球化获得高额利润，而传统产业里的一般劳动者则面临失业和工资长期停滞增长的局面。1980至2016年，欧美前1%的富有群体收入增长约200%；新兴国家劳动者收入增长约100%，与此同时，欧美90%群体平均收入只增长50%。

面对挑战，西方各种党派轮流登场。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相信市场无形之手，主张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弱工会力量，支持对私有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减税以提高经济活力。

与保守主义相对应的是进步主义（progressive），既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支持移民者和支持同性恋者的集合。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政府投资和增加社会福利以刺激经济，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投资新能源开发。这一派常常向富人征更多的税以平衡政府的福利开支和投资计划。

然而，不论西方各党派和领导人多么长袖善舞，都难以改变西方因为资本和技术不断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产生的空心化趋势。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向工业化转变，西方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不断受到挑战。2005年时，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20%，2014年达到30%，预计2030年达到60%。

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的流动和西方的空心化导致社会各阶层各种族的利益冲突趋向激化，这导致政府福利开支刚性上升，直接或者间接地提高了商业成本，这又进一步推动资本和技术流向低成本国家，导致本国就业和税收下降，国际贸易逆差扩大，政府财政赤字上升，政府和家庭债务上升，国家整体金融状况不稳定。

进入21世纪，美国萎缩的实体经济再也支撑不了金融在低利率情况下向房地产的过度扩张，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沉重地冲击了西方经济和社会，10年来西方并未真正走出2008年危机。当前，西方劳动者收入占GDP比例为55%左右，比上世纪70年代末下降了8%。2018年11月法国，意大利，希腊的失业率分别为9.1%，10.6% 和18.6%。

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二战后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为西方国家弥合劳资矛盾，发展民主政治打开了一扇窗口，那么，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资本全球化的流动，这个窗口正在关小，西方国家重又面临资本对社会的分化和侵蚀，其政治制度再“完美”也挡不住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萎缩，种族冲突加剧的事实。

西方社会两极分化的现状重新呼唤马克思主义。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发表了引起广泛关注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皮克迪根据300多年的数据，归纳出投资回报率年平均在4–5%，GDP年增长平均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因此对资本的拥有是决定人们财富状况的首要因素。虽然当今人们普遍比过去富有，但因为对资本拥有的多寡，使得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仍然拉大。皮克迪着重指出西方社会资本的分配很大程度上由家庭和血统决定，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

90年代由塞缪尔顿.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可忽视。与常见的理论不同，他认为全球化不会带来各文明的融合，相反，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正承受伊斯兰文明和东亚儒家文明的联合进攻。亨廷顿在1990年代就说：“如果中国政治稳定保持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保持20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是肯定的”。这种理论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可能失去全球主导地位的担忧；潜移默化中这种理论已成为当今西方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回潮的重要意识形态基础之一。

3.  对西方社会管理和财富分配模式的质疑

经济发展缓慢和两极分化激化了西方国家另外一个本质性的现象：人民对西方社会管理和财富分配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开始质疑。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抗议者的口号是 “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不能再忍受1%（华尔街资本巨头和精英）的贪婪与腐败”。

美国民众对建制派的失望，不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进步主义，导致了特朗普上台。特朗通过减税，使得上千亿美元的资金回流美国，提高了国内产出和就业。但这是减税政策刺激的一时成果还是长期趋势还有待观察。特朗普的很多政策相悖常规政治经济理念，美国贸易逆差仍然在扩大，美国总体债务仍然上升。特朗普上台标志美国民主政治的变异和分裂。

英国脱欧的混乱再次反映出西方民主政治和社会实际的脱节。两年前，因为对难民和恐怖分子在欧洲的自由流动不满，英国发起了是否留在欧盟的公投。52%的人民支持脱欧，而当时62％的英国国会议员和78％的卡梅伦内阁成员反对英国脱欧。这暴露出在脱欧这个重大问题上，英国政治精英和他们声称所代表的人民之间的鸿沟，以及西式民主在社会管理上的低效和易于导致混乱的事实。

两年来，主要因为北爱尔兰和欧盟边界问题及一系列贸易，法律问题，在脱欧问题上英国处于一种要脱脱不开，要留也难留的境地。面对危局，特里莎 . 梅政府苦苦挣扎，随时会垮台。如果英国不能和欧盟达成有序的脱欧，英国和欧盟就会从目前的“无缝连接”变成人为藩篱的诸多阻隔，双方将面临长远而深刻的伤害，悲观的估计认为英国将发生严重经济衰退。

法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法国中下层人民不愿为马克龙政府的改革背书，从反对燃料税开始，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持续性的街头抗议，逼迫马克龙收回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法国前景难料。

在法国生活了20多年的资深评论人郑若麟认为这次黄马甲运动是“法国积累多年的对整个左和右翼执政体制、法国经济格局和西方民主的根基—“代议制民主” 强烈不满的一次总爆发。......运动表现出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特别是激烈反对金融资本对法国经济的控制。一句著名的口号已经响遍法国：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citoyenne，意指人民发起的全民公决”。

德国前外长费雪近来在去年12月分《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辛劳工作的中产阶级越来越觉得战后形成的社会共识和契约精神不再有效。努力工作不再能确保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稳定提高，大众充满不满。西方精英如果不能对这种不满作出有效的解释和应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机制和其他关键性的社会管理机构将无法运作。

4. 澳洲成为“聪明国家”的障碍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培育中产阶级和形成稳定的社会。这些条件包括技术，市场，金融，军事，法律和话语权优势。当这些优势条件被削弱或不复存在时，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分化社会的功能就会抬头乃至激化。

澳洲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澳洲历来十分活跃（澳洲人称之为progressive movement), 澳洲也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那么，澳洲政治经济制度的组合对澳洲经济发展的作用到底如何？

澳洲经济历来依靠原材料出口。当国际需求高时，澳洲外贸收入会增加，工资水平也会增加。但这种增加不一定使澳洲国际收支平衡，相反可能刺激澳洲扩大机器设备和消费品的进口，导致澳洲总体贸易逆差扩大。为平衡贸易逆差，澳洲必然借入外债。外债高企必然提高利率，进而提高企业借贷成本。当国际需求低时，澳洲出口下降，澳元会随着贬值，此时既有可能因为缩减机器设备的进口而导致经济下滑，也有可能造成输入性通胀。

因此，就改善澳洲经济结构而言，澳洲各界和政府历来的共识是要摆脱过度依靠原材料出口的局面，建设澳洲的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把澳洲建成“聪明国家”。

为达此目的，澳洲必须维持一个低税，低利率，劳动工资制度合理的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但在这个问题上，澳洲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表现差强人意。

受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影响，澳洲自由党政府在2018年发起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改革，并把它作为2019大选的预演。自由党个人税改的要点是简化税率，在年薪4万到20万区间只实行32%一种税率，同时对低收入者实行一些临时补贴，企业税改革的要点是把企业税从30%减到25%。

反对党工党反对给大企业减税，工党提出很多澳洲大公司是跨国公司在澳洲的独资企业，对这些大公司减税只利于外国资本而非本国人民。结果，自由党政府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得以通过而企业税改革方案铩羽而归。

税改仍然是2019年大选的关键，工党为争取大选胜利推出“杀富济贫”的税务改革政策，要点是退休人员向企业投资所得的分红要征税，废除有利于富人投资房产的“负杠杆”贷款计划（新房除外) 和增加卖房的资本增值税。

自由党攻击工党的计划是要掐断澳洲人投资国内资产的道路，把澳洲资金引向国外资产。自由党指控工党的经济政策将导致扩大税收，扩大政府赤字，扩大政府债务。但大多数澳洲人并不买自由党的帐，舆论认为工党将赢得2019大选。

显然澳洲税改与两党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澳洲政坛和媒体上有一个新名词叫“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意味着社会按照财富标准，社会层次，族裔来源，意识形态，对环保和同性恋的态度划分成不同的板块并互相博弈。

为了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政党互相拆台。据《澳大利亚人报》报导，澳洲议会80%的辩论纠缠于现有财富的分配，只有20%的辩论用来讨论将来的改革和发展。一旦大选来临，不管是政府还是在野党都会开出名目繁多的减税和社会福利方案，涉及教育，医疗，工资等等方面以吸引选票。在这些议题上，政客们很会利用民粹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可能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跟着民粹走。

党争，民粹不仅影响税收政策，也影响工资政策，环保政策，能源政策等等。澳洲这个能源大国的电费在发达国家中最贵，究其原因，就是党争涉及到了国家的能源政策，使得企业界在投资煤电和新能源上没有稳定，明确的预期。2017年时澳洲媒体就在警告说夏季用电高峰时可能发生大规模停电。政府和反对党表面上都很重视，但两年了情况并没有好转。2019夏天当墨尔本气温达到摄氏42.3度时发生了涉及20万户的大停电，数日后，悉尼东区又发生了4万5千户停电。

商业成本高，加上本地市场小，使得澳洲的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缓慢。澳洲大学和澳洲基础研究的世界排名不低，但由于商业成本高，澳洲本土科技转化率不高。

澳洲的确是个她自诩的，别人也承认的“幸运国家”（Lucky country）得益于中国经济对澳洲铁矿，焦炭，天然气的强劲需求；以及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旅游者和中国资金对澳洲房产的投资，澳洲保持了28年的经济增长。与混乱的欧洲相比，澳洲在就业，两极分化等方面要好得多。但讽刺的是，即便经历了28年的经济扩张，澳洲人对国家管理体制的信心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相反却逐渐减弱。

根据2017年一项社会调查，只有34%的受访者认为议员能够称职地面对复杂棘手的政务。73%的受访者抱怨政客们只关心他们的短期利益而不是国家和选民的长期利益。只有60%的选民认为澳洲政治制度好于其他的制度选择，而这个比例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只占52%。澳洲知名评论家Paul Kelly 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澳大利亚和许多西方国家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民主政体中自我破坏的因素是否已到达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地步”。很多澳洲评论家认为：社会的分化，政治的扯皮，政府的短期行为或许就是澳洲，包括墨尔本，手握一手好牌而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当前西方，包括澳洲，在社会管理和社会道德水准上的确比中国高一头，但这是建立在西方和澳洲拥有的更多的物质基础上的，既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追赶，支撑西方“礼仪荣辱”的基础在缩水，任何人长期观察西方媒体，都可以体会到西方社会对此的担忧，无奈以及对“美好的旧时光”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