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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不断变化、战略环境日趋复杂，现代战争的非对称性和作战手段的多样性更加明显。

尽管国际社会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仍然无法有效遏止生物武器的发展势头。一些国家和地区拥有较大规模的生物武器，包括多种生物战剂及其投掷系统，能够满足战略、战役、战术等不同层次生物攻击需要。

一些恐怖组织仍拥有大量的生物武器，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30余个恐怖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者都对生物武器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由此可见，国际生物威胁形势日趋严重，生物恐怖已成为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生物武器旧时称细菌武器，是由生物战剂和施放装置构成的一种作战武器，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或毁坏植物等。

生物战剂是指能够满足军事目的与使用技术要求，对人畜造成大面积杀伤，对农作物实施大面积破坏的致病微生物和由此产生的传染性物质的总称，它是构成生物武器杀伤力的物质基础和决定因素。

生物武器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一阶段，主要研制者是德国，研制的生物战剂仅为几种人畜共患的致病细菌，如炭疽杆菌、鼠疫杆菌等，其生产规模较小，施放方法相对简单，主要由间谍秘密污染食物、水源或饲料。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为第二阶段，其发展特点是生物战剂种类逐渐增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施放方式是由飞机播洒带有生物战剂的媒介物，该时期是历史上生物武器使用最多的时期。

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特征是生物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DNA重组技术广泛应用，不仅有利于生物战剂的大量生产，而且为研制适用于生物战要求的新战剂创造了必要条件，使生物武器进入“基因武器”阶段。

人类首次“生物战”发生于1763年3月，当时正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地区进攻印第安部落的英国人亨利·博克特上校，将从医院拿来的天花病人用过的毯子和手帕作为礼物送给了两位敌对的印第安部落首领，几个月后天花在该部落流行起来，结果英国人不战而胜。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生物武器却是在20世纪随着武器技术和微生物学的发展而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曾使用炭疽与马鼻疽病菌袭击协约国军队和马匹。此举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战后于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了关于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协定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物武器仍然被一些国家用于战场，还有一些国家很早便成立了专门的生物武器研究所，如美国的达格威实验场、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等。

将生物武器大规模用于战场的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即以石井四郎为首推动和实践的黑太阳“731部队”，其最鼎盛时期工作人员达3000余人，他们使用的生物战剂主要有伤寒、副伤寒、霍乱、菌痢、炭疽、马鼻疽、鼠疫、破伤风、气性坏疽等病原微生物，通过投放细菌炸弹、飞机喷雾和人工散布等方式实施，甚至丧尽天良地使用活人进行试验。

鉴于生物武器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于1972年10月在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开放供各国签署，1975年3月26日正式生效。

根据生物战剂对人的危害程度，可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

致死性战剂的病死率在10%以上，甚至能达到50%至90%，主要有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野兔热杆菌、天花病毒、黄热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西方马脑炎病毒、斑疹伤寒立克次体、肉毒杆菌毒素等。

失能性战剂病死率在10%以下，如Q热立克次体、布鲁氏杆菌、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

根据生物战剂的形态和病理，可分为细菌类生物战剂、病毒类生物战剂、立克次体类生物战剂、衣原体类生物战剂、毒素类生物战剂和真菌类生物战剂。

细菌类生物战剂主要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野兔热杆菌、布氏杆菌等；

病毒类生物战剂主要有黄热病毒、天花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

立克次体类生物战剂主要有Q热立克次体、流行性斑疹伤寒立克次体等；

衣原体类生物战剂主要有鸟疫衣原体；

毒素类生物战剂主要有葡萄球菌肠毒素、肉毒杆菌毒素等；

真菌类生物战剂主要有荚膜组织胞浆菌、粗球孢子菌等。

根据生物战剂有无传染性，可分为传染性生物战剂和非传染性生物战剂。

传染性生物战剂如流感病毒、天花病毒、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等；非传染性生物战剂如肉毒杆菌毒素、土拉杆菌等。

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各种主要生物战剂的致死率。

炭疽杆菌感染者初期症状并不典型，和感冒差不多，然而不及时治疗一旦进入暴发阶段就无药可治；

未经治疗的肺炭疽死亡率高达97%，即便是早期得到治疗，死亡率也能达到45%；

鼠疫的受害者在1～5天发病，在不经治疗的情况下，腺鼠疫的死亡率为25%～50%，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的死亡率则几乎为100%；

杀伤力相对弱一些的霍乱，至多在10天内可对感染者产生影响，死亡率在5%～50%之间；

Q热是一种全身性感染细菌，寒战高热，急性发病，伴有头痛肌痛，可经呼吸道、消化道、皮肤、蚊虫叮咬传染，其传染性强，不经治疗死亡率虽然不足1%，但恢复较慢，可使病人长时间丧失活动能力。

生物武器与其他类型的武器相比，自身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致病性强，传染性大。生物战剂多数为烈性传染性致病微生物，少量即可使人、畜患病。传染性极大，在缺乏防护、人员密集、卫生条件差的地区，极易蔓延传播，引起传染病流行。

二是污染面积大，危害时间长。直接喷洒的生物气溶胶可随风飘到较远地区，其杀伤范围可达数百至数千平方千米，在适当条件下一些生物战剂存活时间较长，不易被侦察发现。

例如炭疽芽胞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其芽胞可以在土壤中存活40年之久，即使死亡多年的朽尸也可成为传染源，极难根除。

三是传染途径广，感染方式多。生物战剂可通过多种途径感染人，如经口食入、经呼吸道吸入、昆虫叮咬、皮肤接触、污染伤口、粘膜感染等。

四是战争成本低，毁伤效果大。据相关资料，1969年联合国化学生物战专家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每平方千米导致50%死亡率的成本，传统武器为2000美元，核武器为800美元，化学武器为600美元，而生物武器仅为1美元，所以有人将生物武器形容为“廉价的原子弹”。

五是使用简单，难以防治。可通过牲畜、植物、信件、气溶胶等多种形式释放传播。例如只要把100千克的炭疽芽胞经飞机、导弹、鼠携带等方式释放散播在一个大城市，就会危及300万人的生命；气溶胶无色、无味，多在清晨、黄昏、夜间、多雾时秘密施放；所投带菌的昆虫、动物也易与当地原有种类相混，不易被发现。

尽管有《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生物武器由于其自身特殊的优势和用途仍被某些国家和组织秘密研制，应引起全世界足够的警觉。

对现有生物战剂的改进提高。尽管生物武器威胁巨大，但由于其本身存在重大缺陷，比如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限制等，所以研究人员用物理化学方法改进现有的战剂以提高其威力。

例如，改良战剂的物理特性；在战剂中加入某种制剂以提高其对分散应力和气溶胶化的耐受力；掩蔽战剂的某种特性使之难以被侦检和报警；增强战剂颗粒的感染力等。施放手段上也日趋完善和先进，从而给防范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开发利用新发病原体或毒素。除对现存战剂进行改进外，有些国家还在进一步寻找毒性更大、致死性更强的新型战剂。

正在研究的一些新的病毒和细菌有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拉沙热病毒以及军团菌等。这些病原生物都被作为新的生物战剂来加紧研究，而且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这些病原生物还可被当作气溶胶来进行使用。

利用工程技术研制基因武器。基因武器，就是运用基因工程技术，采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利用重组DNA技术来改变非致病微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插入能对抗普通药物或疫苗的基因，产生具有显著抗药性的致病细菌，或在一些原本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插入致病基因，产生出新的致病生物制剂。

基因武器的特有功能之一，就是从武器的使用到发生作用没有明显症候，即使发现也难以破解遗传密码并实施控制。

专家认为，基因武器的秘密研制可能产生一些人类在已有技术条件下难以对付的致病微生物，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