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个设想 就是推演着玩 假设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胜利了 阻止了普鲁士南下统一小德意志 而是把他限制在了北德意志

然后法国在欧陆成功引起了英国人的警惕 两大殖民帝国的矛盾逐渐激化 最后在这个架空的一战中会发生什么 双方的阵营又会有哪些国家？

这个问题下有意思的是，或许在‘国际政治’这个角度上来说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利是德国崛起和此后英德冲突的决定性时刻；以海军策划的角度来看，很难忽视英德冲突取代日英-法俄同盟冲突的时间点要远远晚于1870年，大约发生在1900-1905年前后。当然这一方面这可以视为1870年的军事胜利需要时间来转化成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实际军事威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即便是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法国的军事地位，尤其是对于英法矛盾而言最关键的海上力量和帝国问题，远远没有被决定性的妥协。1872年开始，在欧陆战争失败和海军在战争中无所作为的次级下，法国海军有一段异常明显的扩张期。这里一方面体现在所谓的‘新学派（Jeune Ecole）’影响上，结果是水面袭击舰，潜艇，以及截止92年超过220艘各种鱼雷舰艇^[1]部署在海峡南岸，比斯开和帝国的各个港口中。

另一方面则是主力舰队的重建，之前的问题中提及过Beeler的描述。只要在计数上稍稍‘灵活’一点，很轻松地可以数出来1875-1880年间法军主力舰下水数量超过了英军的一倍^[2]。而要注意到1889年前，英舰队仍然处于相当的‘战略迷茫期’，在拿战时期传统的‘近岸封锁’向蒸汽时代自动力舰艇战术的转型中^[3]。1894年的法俄同盟的正式化进一步增加了法国在英法矛盾中的筹码。虽然比如尼什或者贝斯特的日英关系研究者会强调日英关系中‘权宜之盟’的成分，但是毫无疑问到了1902年日英同盟正式缔约以后，世界海域上最大，最直接，影响最深远的矛盾，就是日英对法俄同盟这两个海上军事集团的直接冲突。

德国海军进入舞台的过程是非常微妙的。实际上，在‘英德海军矛盾爆发的具体时间’上，现在还存有辩驳。

1889年（英）海军法案以来的大背景是，英法及其日俄同盟之间开始了一段相对明显的直接备战期。1889年开始的海军策划毫不掩饰其直接针对法俄同盟的所谓‘双强’战略，于是有了所谓的‘a majestic fleet（庄严舰队，DKB语，指RN在89年后批量堆叠的前无畏/一等巡洋舰队）’而1890年开始法军抛弃了新学派的主导地位以后则开始了所谓的‘flotte d'echantillons（实验舰队/样本舰队）’的主力舰建造期。考虑到同期俄军的海上扩张和日军回应（以及中国分部对于日军力量增长的进一步回应），到了1900年时，双方在海上的对峙是非常浅层，非常明确的。

海军部‘认可德舰队的威胁’，一般认为就发生在1900-1905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德国正式成为了海上力量平衡中一个无可忽视的组成部分。Seligmann（海军档案学会一战和战前几部合集重要的整理人，现在费舍尔时期海军政策的主要‘正统观点’卫道士）在讨论早期海军部对德威胁的反应时，就重新梳理了几个警告德国海上威胁的关键人物的实际发言。其中一个是第一海军大臣威廉·帕尔玛（William W. Palmer, earl of Selborne/塞尔伯恩伯爵），最早的对德备战鼓吹人士。塞尔伯恩老爷的说法是什么呢？他问1902年与驻柏林大使弗兰克·兰塞尔，‘在英格兰与法俄开战的时候，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的态度会是什么样的呢？德国海上力量会被如何使用呢？英格兰应该对仅保持对法俄海军的均势或者微弱优势，不掌握任何对德国海军的反应力量，感到安全吗？^[4]’而在北海对岸，提尔皮茨为1900年海军法案（以及一定程度上1898年最初的海军法案）正名的解释，就是如果英国海军击败德国海军的风险会让其无法对抗法俄舰队，那么战争的‘风险’就会阻碍双方爆发海上冲突^[5]。这也就是所谓的‘风险舰队’。

当然任何哪怕提尔皮茨的构想是真诚的，在极端海军主义裹挟下的英德双方也不可能就此接受将国家安全基于对方的真诚之上。塞尔伯恩的海军部议会和财政秘书（Parlimentary and financial secretary），休夫·阿诺德福斯特（Hugh Oakeley Arnold-Forster）在当年强调，‘德国必须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在地中海和中国海域的庞大舰队不能保护我们不受德国的进攻···我国海岸始终处于德国舰队的打击范围内，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造船设施的增加，以及在陆军参谋部指挥下德国陆军完美地组织结构，都有必要让我们考虑在东海岸可能的登陆行动··· ···’。他进一步认为‘德国在海上战争中可以赢得很多而不会失去什么···’而德国‘有发动战争的动机’。瓦茨，在继任怀特之后，还提出过一点更加荒唐的想法，他认为‘存不存在这样的可能，德国，意识到突破已经得到增援的法国前线时的风险，与其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更愿意对法国北部海岸发动登陆呢？’显然德军的海上扩张并没有被视为防御性的。而德国的海上扩张很有可能就不是防御性的。爱德华·冯·卡佩乐（Eduard von Capelle，提尔皮茨的小圈子之一，德国海军上将，海军法案的奠基人）就曾经在私下直言风险舰队理论只是用来当成那些反对无限制海军扩军的批评的挡箭牌：‘帝国议会不想听我们说实话，他们只想要一个听起来合适的说辞让那些敏感的人（能悟出海军扩张本意的，译注）能够开导一下那些愚蠢的人（不能理解或者不认可海军扩张的）。^[5]’

传统视角上，我们认为截止1905年，一部分因为英法俄在外交上的接触，一方面因为1905年俄国海军大部在日俄战争中灰飞烟灭，英德海上矛盾已经取代了英法矛盾成为欧洲海上对峙的最本质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涉及费舍尔改革的相关讨论。雷金纳德·贝肯（皇家海军日后的DNO，全装主炮鼓吹者，费舍尔的技术助理和传记作者，费舍尔生平除了他的个人文件外最接近最贴切的来源），伍德沃德（另一个同期人），马德尔（亚瑟·马德尔；无需多说），DKB（海军部模范员工大卫·K·布朗）；以及提尔皮茨本人（非常喜欢‘解读’自己的伟大成就），将1905-1906年‘无畏’落成和‘无敌’开工，以及英舰队在本土的重新集结直接描述为对德的战略反应：马德尔和贝肯在无畏建成之前的讨论中非常坚决地认定无畏的出现直接围绕着：

1，鱼雷射程的增加；2，全装主炮远距离射击的可能；3，蒸汽轮机的进步展开。区别于其他国际设计，（比如Cuniberti的意大利全装主炮舰），无畏设计目的就是要通过主炮设计和航速优势进行远距离交火（无论这种交火在技术上是不是已经被完善了），直接夺取对海外（包括德国）的战列舰质量优势^[6]这一点和费舍尔时期的NID（海军情报部，这一时期是海军的策划机构）里同期的战争预案也支持这种说法：法国此时被认为或许是盟友，或许是中立国^[7]。而费舍尔进一步将所有现代化战列舰集中在了诺尔（Nore），这显然是对德备战的结果。无敌，在这一视角下，是直接围绕着德制高速邮轮而设计建造的。贝肯说：‘无敌的航速毫无疑问被固定在了25节。这让她对德国跨大西洋邮轮有一定的速度优势。到那时我们已经花费了相当的经费，每年资助我们自己的邮轮建造来对抗德国邮轮，尽管这些邮轮设计上并不是用来作战的也完全不适合进行战斗。几个周一来，我们都在讨论无敌火炮的9.2in与12in的选择；但是最后12in火炮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因为无敌这个大小和吨位的舰艇要想得到建造，就必须有能够组成轻型编队协助战列舰作战，骚扰敌军前卫或者后卫的额外功能。’^[8]上面提到的其他快速邮轮，就是诸如毛里塔尼亚这样的23kn+的快速邮轮。这些船只以及无敌的设计建造都是直接针对德国的威胁而出现的。

上个世纪末的一系列‘革新’观点，则反之有另一套解释。

除去鲁多克·麦基（Ruddock Mackay，费舍尔的第二个传记作者）被双方都视为己方观点的支持者外（因为他写书极其‘柔和’，往往主张调和，遇到问题彼此‘各有道理’，他的可以在网上买到，比只能在图书馆或者土豪佬藏书里寻觅的Bacon的作品常见得多）；革新派的主要支持者们似乎已经在其他会大力里面提及过了，主要包括：Jon Tetsuro Sumida（有人问这个汉字要怎么写，其实日籍/裔的美国学者有日语名不一定有确定的汉字写法，很多时候转写成日语直接用假名拼写即可；不确定这里是不是这种情况，但是这里工作语言主要是英语就无所谓如何转写了）；尼古拉斯·兰伯特（Nicholas Lambert，鼓吹‘经济封锁从始至终是海军部策略’的的作者），和费尔班克（Charles Fairbanks）等等。整个这一团乱事的起源是1989年的时候，J. T. Sumida发布了一本叫做的书。这本书基本上把传统叙事翻了个底朝天，首先，Sumida强调费舍尔想要的是无敌而不是无畏，而在他的眼里，无敌就是战列舰。

注意，传统作者完全接受‘在一定时期内，费舍尔认为大型装甲巡洋舰和战列舰的设计和作用存在重叠’，但是他们不认为具体在1902-1904年间，无畏设计时，费舍尔是从头到尾把无畏和无敌当成同一个东西去想的。Sumida的论点是：费舍尔在其他时间段里明显表现出过对于高速二等战列舰和大型一等巡洋舰的认可和重视，在他的地中海舰队文件里面也存在过两者融合的论点，他之所以建造无畏是因为，下面引用原话，‘费舍尔，通过自己的经验，肯定知道自己的观点会引发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向自己的资助人和其他人让步表示他的激进观点不会马上被视为现实可行的意见。’‘现在的时间点还不足够收获彻底放弃战列舰建造的成果’^[9]。换言之，从头到尾费舍尔想要的主力舰都是大型装甲巡洋舰（无敌）。无敌的速度优势比无畏更大，而远距离交火上，只要火炮威力足够大或者火控技术无法有效跟随舰艇机动，那么轻装甲的重炮舰就和重装甲的重炮舰有一战之力。之所以建造无畏是‘为了向传统观点妥协，避免反对意见’。这个观点很快被兰伯特进一步放大， 他进一步细说了费舍尔认可的‘融合舰（fusion ship，aka，费舍尔在1904-6年前后曾经提出的无畏+无敌/无敌设计）’^[10]，然后进一步强调了一个概念叫做‘支队防御（Flotilla Defence）’。

他认为费舍尔计划用潜艇和驱逐舰进行本土防御，用大型装甲巡洋舰（1911-1913年后被重新定义为战巡）在海外对抗袭击舰，或者在必要的时候被撤回本土参与对抗敌主力舰。在这种观点里，英国在二十世纪初的海军收缩的主要动因是费舍尔的行政改革（财政原因），而不是德国威胁。至于为什么海军部的战斗计划里仍然包括主力舰大量集中在本土部署，或者贝肯这些亲历人，马德尔这种战后第一批研究解禁资料的研究者的结论不同，那是因为文件是伪造的。当然Fairbanks的观点更加激进一点，他首先同意马德尔‘把无畏舰革命的关键性事件放在了无畏，而不是无敌的设计上’是错误的^[11]，然后强调此时的火控系统尚且无法支持有效的远距离射击（无论是远距离鱼雷精确射击，还是远距离炮射，这两者是对的），所以无畏的全装主炮不是为了远距离交火的（至于无畏的这一设计是不是有可能是建立在先于技术进步之前的预先考虑上，他没有讨论）。马德尔等人‘不懂得自己在讨论的技术问题’，无畏不是为了远距离发挥炮术优势，无敌才是为了抵近距离发挥训练优势追歼敌舰（这一点很像Correlli Barnett，‘只要顶着损失冲进直射距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革新派认为他们许多材料的缺失是因为日德兰后海军部恶意掩盖/伪造材料，故意缩小战巡的设计用途。

这里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在传统观点里，费舍尔的行政改革，舰队再部署，以及无畏/无敌的技术进步，都是直接针对德国威胁的升级的。而新观点里，主力舰需求的下降则是直接和法俄海军力量的衰落相关，其快速主力舰针对法俄舰队中剩余的远洋巡洋舰，而支队防御的潜艇和驱逐舰则是海峡/本土防御的基础。在前者的观点里，无畏和无敌的发展是海军‘演化（evolution）’，前无畏/半无畏舰进一步放大到无畏舰，大型装巡到战巡，驱逐舰发展出和炮舰协调的指挥能力/感知能力等等；在后者的观点里，费舍尔的技术推进则是‘革命（revolution）’，是要彻底洗牌主力舰的设计，同时彻底重整本土防御的模式。

自1870年来到1945年里海峡和比斯开的轻型舰艇对抗仍然会在新学派的鱼雷艇和支队防御的轻型单位之间展开，而福克兰这样的较量仍然会存在。

双方当然都非常自我正义。革新派认为自己要‘正本清源历史研究’清理海军部的宣传说辞，新的材料让‘不懂得技术细节’的旧观点让路；而传统观点的保卫者则强调革新派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技术细节，用一知半解的错误认识去混淆火控技术的发展，把不同意的材料打为伪造把不存在的材料认定是被销毁无异于‘臆测历史’。

我强烈建议阅读Seligmann的文章来了解这段很有意思的‘历史的历史’。任何学过历史的朋友都会清楚，对于研究大量未电子化的档案而言，哪怕是同一个地区不同一个城市，都会有重大的困难。Seligmann本人贡献了很多本1909-1912年间的档案合集，很值得听听他说什么。

参考

^Philippe Caresse, 'The Fleet Battleship Charles Martel', Warship (2020), pp. 288.

^John Beeler, Birth of the Battleship British Capital Ship Deisgn 1870-1881 (GB: Chatham Publishing: 2001), pp. 157.

^see: M.S. Partridge, 'The Royal Navy and the End of the Close Blockade, 1885-1905: a Revolution in Naval Strategy?', the Mariner's Mirror (1989).

^Matthew Seligmann, 'Switching Horses: the Admiralty's Recognition of the Threat from Germany, 1900-1905',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08), 30:2, pp. 243.

^abPatrick J. Kelly, Tirpitz and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76.

^Seligmann, 'New Weapons for New Targets: Sir John Fisher, the Threat fromgermany, and the Building of HMS 'Dreadnought' and HMS 'Invinsible', 1902-1907',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08), 30:2, pp. 311.

^Paul Haggie, 'The Royal Navy and War Planning in the Fisher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73), 8:3, pp. 118.

^Sir R. Bacon, RN, The Life of Lord Fisher of Kilverstone: Admiral of the Fleet, vol. 1 (New York: Doran & C, 1929), pp. 256.

^Jon Tetsuro Sumida, In Defence of Naval Supremacy: Finance, Technology, and British Naval Policy, 1889-1914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pp. 53.

^see Nicholas Lambert, 'Righting the Scholarship: the Battle-Cruiser in History and in Historiograph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015), 58:1; John Fisher's Naval Revolution (Columbia, Ub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etc.

^Charles H. Fairbanks, 'The Origins of the Dreadnought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y Essa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bview (1991), 13:2, pp. 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