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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 陈独秀之后瞿秋白突然崛起，背后透露出共产国际什么样的用人导向？

2. 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上最高领导人，是否真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形象代表？

3. 李立三的错误最严重之处是什么，以致他被扣留在苏联长达15年？

4. 共产国际对待毛泽东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博古中央为什么要长期对其打压？

5. 王明作为党内少有的左倾右倾双料选手，其错误根源是什么？

相看两厌（1927年7月—1935年8月）

　　大革命失败，让同志们痛心疾首。中国同志在反思失败原因，共产国际同样在反思。

　　不久，国际的反思有了结果。

　　首先是进行人员调整。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全都被召回，另派新的国际代表。革命失败的责任，则由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来背，他被认定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为什么要说“原”？因为此时陈独秀已经辞职了。

　　陈独秀这些年虽然名义上是中共的当家人，实际上做不得主。他除了跟维金斯基关系不错，跟马林吵、跟鲍罗廷吵、跟罗易吵，他实在是吵累了。而他的长子延年的牺牲，更是让他沮丧。他已经无心也无力再领导这个党走出困境。

　　陈独秀是否犯了右倾错误呢？不能说没有，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面前缺乏主动作为与胜利信心。但是完全由他来背锅，显然是不公平的。（在建党百年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错误的定性已修改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接着是进行战略调整。斯大林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

　　简单来说，他将中国革命分为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三个阶段，革命的对象分别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划分和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是一样的，却引发了我党第一次左倾错误。

﹡第一次左倾错误

　　原因在于，斯大林搞错了当时中国所处的革命阶段。在他看来，国民党背叛革命，就说明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由此快进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矛头就要调转指向资产阶级。

　　斯大林对革命阶段与斗争对象的判断，大大早于中国的现实，从战略层面就犯了“左”的错误。

　　新任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是带着这份错误的战略来到了中国。

　　罗明纳兹的到来，推动了中共之后的三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中共领导人与苏联的关系更加密切。

　　陈独秀辞职之后，中共在7月12日进行过一次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而在罗明纳兹到位后，在他提议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推出的中央正式负责人是瞿秋白。

　　瞿秋白1922年春加入共产党，并非建党元老。但他早在1920年就作为特派记者常驻莫斯科，并曾在1921年两次见到列宁。回国以后，他长期担任鲍罗廷的翻译与助手。苏联方面对他很熟悉。

　　瞿秋白之后的革命经历以及最终英勇就义，使他无愧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但是当时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共第二位最高领导人，个人的苏联背景确实是共产国际考虑的重点。

　　第二个趋势是坚决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之前，中共已经按国际的指示发起武装暴动。召开八七会议时，南昌起义已经举行，会后毛泽东被指派领导秋收起义。除此之外，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制定了全国总暴动的策略。先后布置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又布置了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一系列的“工农总暴动”。

　　这些行动一扫国共合作以来各种妥协退让长期累积的压抑，以对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的仇恨，引爆了工农群众中蕴藏的革命能量。中共在不断地斗争中，最终摸索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发展造就出自己的武装力量，更重要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政治与军事干部，积累起中国革命的坚实家底。

　　但是，这些行动往往准备不充分、发动过快过急，制定的攻占大城市的目标过高，大多数暴动最终都失败了。使大革命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大量我党早期优秀领导者牺牲。因此，瞿秋白领导中央的这段时期，后来被总结为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第三个趋势是四面树敌。

　　按照“三阶段论”，斗争的首要目标对准了资产阶级。中共中央制定了没收资本家的企业、实行工业国有、征发有产阶级财产、工厂归工人管等政策。在农村则实施“豪绅阶级与中间阶级，同被打击”。

　　1928年3月，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责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太右”，烧杀太少，没有“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如果没有对当时中央政策背景的了解，是看不懂井冈山的这段历史的。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

　　由于树敌过多，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红军面临孤立局面，发展艰难。而在城市组织的工运、学运、暴动也难以撼动国民党的统治。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历了清末的腐朽与长期军阀割据后民不聊生，而蒋介石基本做到了“国家统一”，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成为这一时期唯一的合法政府，起码满足了国人对稳定的追求。社会普遍希望能尽快开始国家建设。从1927年开始，国民政府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

　　再加上反动派对进步力量的疯狂屠杀，普通民众对革命噤若寒蝉。革命形势不可避免地转入低潮，这不是光靠不断地发动暴动与起义就能扭转的。

　　此时的中共领导层显然是过于急躁而盲目冲动了。这次路线错误直到罗明纳兹1927年12月因参加苏共十五大回到苏联，才开始被纠正。

　　在莫斯科，罗明纳兹遭到了“中国问题专家”米夫的挑战。

　　罗明纳兹离开中国时，广州起义尚在准备之中。罗明纳兹宣称广州起义必将胜利，但不久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而且被共产国际熟知且非常重视的张太雷牺牲。广州起义的失败，加上1927年下半年一系列起义失败的责任被一起追究，共产国际于1928年2月对罗明纳兹进行了批判并撤职。

　　随后在1928年3、4月的临时常委会上，瞿秋白做了深刻检查，正式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武装暴动，党内左倾盲动的行为逐渐平息。

　　随着罗明纳兹的倒台，共产国际决心对中国革命的战略进行重大调整。

　　1928年6月，鉴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共产国际召集了100多名中共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六大。

　　中共六大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但是，六大同时强化了共产国际对苏联经验的输出。

　　在苏联的经验里，革命成功是依靠在中心城市里进行暴动取得的。夺取中心城市后，其他城市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效仿。夺取了城市，农村就是顺带手的事，如此这般就能取得全国的胜利。

　　而要夺取中心城市，党就必须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才能发起暴动。

　　从这两点核心经验出发，六大将党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城市，并且为了争取工人阶级，大举提拔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六大的36名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22人。

　　中共一直是由学者与青年学生等知识分子群体进行领导，共产国际主导的这番大换血，既是对苏联经验的机械照搬，也体现出对中国党原有领导层的整体不信任。

　　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共产国际决定改为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代表团的团长就是瞿秋白。

　　这样，瞿秋白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顺势解除，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第三任总书记。

　　新的班子组成，一切都按照国际认为的理想状态开始运行。但是后来的事情发生了偏差。

﹡第二次左倾错误

　　偏差出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

　　先说国际方面。

　　斯大林之所以提出“一国社会主义”，是基于世界革命形势总体处于低潮期这一判断。但是当时间来到上世纪20年代末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陆续陷入经济大危机之中，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形势的变化再次唤起苏共与共产国际的希望，他们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

　　“第三时期”理论与前面提到的“三阶段论”并不是一回事。

　　这个理论是把1917年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17至1923年，这是革命的高潮期。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感召下许多国家都爆发了起义。

　　第二个时期从1923至1927年，则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领下经济繁荣，社会矛盾总体平和，没有给革命创造太多机会。

　　第三个时期就是从1928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重新不断冒头，最终出现大危机的总爆发。而这第三时期就是实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巨大机会。

　　基于这套理论，共产国际积极准备转入全面反攻，在世界范围发动罢工与起义。受共产国际最新判断与指示的影响，中国党内原本逐渐平息的躁动又开始抬头，第二次左倾错误开始酝酿。

　　再说国内方面。

　　新的中共中央班子是由共产国际亲自选拔指定的，特别是总书记向忠发根正苗红，所以新班子上任以后踌躇满志，很希望有一番作为。

　　在许多史料的描述里，向忠发似乎只是个形象代言人，本人并没什么能力。其实向是做工人运动起家，年纪大资格老，在工人队伍里威信是很高的。

　　向忠发虽然没有在中央干过，缺乏经验，但是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格局，能够接受年轻人的意见，特别是对周恩来的工作能力很认可。因此，在周恩来的辅佐下，中央的工作开展得有模有样，全国的革命力量有了稳步的发展。

　　而随着工作步入了正轨，以向忠发为首的中央却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干起仗来。

　　因为前期一系列马失前蹄，中共的领导层不再把国际代表当作神明一样膜拜。当国际代表对中共的政策进行具体指导时，他们往往会多思考一下：不会又是在瞎指挥吧。而且越来越多的时候，中共中央开始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从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远东局在富农、改组派、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产生观点分歧。向忠发亲自与远东局多次当面交流，却发生了激烈争论。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远东局总能请来国际指示进行强压。

　　这就激起了向忠发的脾气，你能告老师我也能。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作为代表亲自前往莫斯科进行报告。

　　周恩来于1930年3月出发，5月到达莫斯科。费了大劲得到的结论却是双方各有对错，共产国际好好地和了一把稀泥。向忠发极力主张的这次越洋告状并没有告赢。

　　但是周恩来这一走，却走出了大事。

　　接替周恩来辅佐向忠发的是李立三。李立三是工运出身，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就是由他担任主要领导取得成功的。此人年轻革命激情足，南昌起义就是由他最早提议的。

　　充满激情的李立三接手后不久，5月上旬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爆发中原大战，同时桂系、粤系军阀也趁机对蒋介石集团发动进攻。华夏大地狼烟四起，突然间似乎新的机会出现了。

　　兴奋异常的李立三搞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定下“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

　　在严重脱离实际的目标指引下，各根据地的红军向中心城市发起进攻，造成了大量损失。李立三主导中央的这段时期，后来被总结为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但李立三的错误最严重的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他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坚定认为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核心，苏联应该立即停止社会主义建设，将全部资源和精力用来支持中国革命，并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还声言“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

　　这一系列“尾巴摇狗”的企图让共产国际大受震撼，迅速安排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中共中央的严重错误。

　　瞿、周二人回国后，在9月组织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李立三承认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接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并于当年年底前往莫斯科。之后他被留在苏联反省和工作了15年。我党这位早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错过抗日战争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重新登场。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这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下很快就结束了。而李立三之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就形成声势，除了其激进主张满足了党内对革命胜利的迫切渴望之外，他的言行中表现出的对国际以及苏共的不满，其实是党内增强独立自主意识的共同愿望。而后者，恰恰是共产国际最为忌惮的。

　　虽然李立三的错误只有短短几个月就被扑灭，但是共产国际思来想去还是不放心：既然远东局Hold不住局面，就改派一个得力干将吧。

　　就这样，米夫这个狠人作为新的远东局书记来到了上海。

　　米夫的办法是再次给中共领导层换血。在他看来，陈独秀与瞿秋白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及向忠发与李立三代表的工人，都靠不住。而他手里正好掌握着一支新生力量，绝对可以原原本本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意志。

　　这支力量就是米夫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培养的一大批中国学生。

　　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是“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为了纪念孙中山，由鲍罗廷建议于1925年开办的。这所大学建立之后，原来与其他国家学生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就全部转入了这所大学，后续的中国留学生也都是在这所学校接受培养。米夫在建校时任副校长，后升为校长。

　　米夫的这批学生已经回国，并且在他的不断努力下已经有不少进入了中共的各级领导机关。在纠正“立三路线”的过程中，以王明、博古为首的留苏学生派劲头很足，他们甚至能比总书记向忠发提前获知国际的最新指示。每当王、博等跳出来发表意见，向忠发对他们批评一番之后，看到的国际指示却是与王明等人的观点一致，向忠发又不得不红着老脸承认错误。

　　经过几次较量，老同志终于看清了形势。等到米夫在1931年初组织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时，向忠发彻底丧失了原来的心高气傲，完全附和米夫的意见。

　　最终的结果是向忠发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而瞿秋白、李立三和李维汉被踢出政治局，周恩来也被批评。王明等人大举进入了中央，并实际掌握了中央权力。

　　米夫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认为自己终于打造出了一个由“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共领导班子。而确实如他所料，这套新班子在接下来的四年中都在忠实地按照国际要求工作。

　　但恰恰是王明与他的同学们制造了我党历史上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差点完全毁掉红军和整个中国革命事业！

﹡第三次左倾错误

　　实际上，共产国际本意是要纠正立三中央时期的过左政策，因此在批判“立三路线”的同时，做出了一个重大政策调整：明确指示中共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毛泽东和他所创立的根据地受到了空前重视，赣西南、闽西两苏区被统称为中央苏区。

　　1931年6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确定中心任务是加强和巩固红军、扩大苏区，并依托中央苏区建立苏维埃国家政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随着城市白色恐怖加剧，特别是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做出了向中央苏区转移的决定。但是王明不愿意去环境艰苦的农村，而是润到莫斯科接任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中央的权力被他转给了更为年轻的博古。

　　而就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苏联从诞生之日起就时刻防范帝国主义对其本土的进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东北立即勾起了苏联高层对“14国武装干涉”的回忆。

　　为了避免再次落入两面夹击的境地，一方面苏联与日本多次进行联络，希望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空前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根本不正眼瞧苏联的请求，他们还想再重演日俄战争的辉煌呢。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给中共下达紧急任务：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

　　由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反应迅速，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并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协助与领导东北义勇军及各抗日武装的斗争。这些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遭受广泛唾弃。民众大规模开展罢工、罢课、抵制日货、进京请愿、组织反日团体和广泛宣传抗日主张等反日运动的同时，与南京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出现了捣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和殴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等重要官员的事件。许多重要城市陷于混乱，就连蒋介石也被迫短暂辞职下台。

　　而在国际上，世界资本主义的严重经济危机完全爆发。“世界上主要工业制造业国家的生产各种制造品都缩减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而1932年的世界贸易值只及三年前的三分之一”。

　　这一空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简直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预言一模一样，而且似乎到处推进着革命高潮，使“深刻的革命危机”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也“迅速成熟”。

　　面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国际及其指导的临时中央都表现得非常振奋。

　　而当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会战发生时，共产国际甚至头脑发热地认为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翻版在中国出现了，正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实现革命目标的大好时机。

　　临时中央发表一系列决议，在国统区广泛组织开展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并重新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第三次“左”倾错误最终成形。

　　由此招来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党在城市中力量遭受空前破坏，完全无法开展工作。最终于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结束了我党中央早期一直在城市工作的历史。

　　随着党中央的转移，终于完成了我党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这本该成为纠正这次左倾错误的契机，但之后左倾错误却愈演愈烈，直至丢失整个中央苏区被迫开始长征，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临时中央已经积重难返了。

　　之前，为了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与加强中央权威，临时中央对坚持独立思考、老唱反调的毛泽东进行了多轮批判，并且已经将其排除在军队之外，专职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改变既定方针，等于承认毛泽东的正确，实在是羞刀难入鞘，临时中央很难做。

　　如何对待毛泽东，共产国际其实早有明确的态度。

　　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割据道路以及根据地不断的扩张的亮丽成绩，让共产国际从最初的看不上看不懂到重视肯定，再到盖章认可为中共的工作中心。毛泽东的卓越才干，共产国际打心眼里认可。

　　其实毛泽东的优秀更早就已经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马林、鲍罗廷都青眼有加，把他推上了党的领导层。但是毛泽东的强烈自主意识，在与国际指示不一致时表现出的桀骜性格，又让刚经历过李立三的国际颇为忌惮。

　　因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可以总结为一个词：驯服。但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之才实在是爱得要紧，因此千万叮嘱临时中央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改改性子。

　　对毛泽东的“熬鹰”还没有成功，临时中央的头当然不能低。

　　而同时在他们看来，临时中央指导下的苏区局面相当地好。第四次反“围剿”在没有毛泽东领导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成功，更加坚定了临时中央的信心：只要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起码不比毛泽东干得差。

　　为了进一步学习苏联经验，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请来了共产国际特派员李德作为军事顾问。

　　后续就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失败。战术上的原因是由于李德生搬苏联经验、执意以阵地战与强大敌人进行直接对抗，最终拼不过消耗，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

　　而更深层的战略上的原因，则是因为红军的心态变了。

　　红军的武装割据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了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发展，快速获得补充，军队不仅做军事工作，还要做发动群众的政治工作，这些都是伟大的创举。正是这些创举避免了红军落入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沦为“流寇”，老打胜仗却越打越少的境地。

　　但是红军对待根据地并不是一味死守。当敌人过于强大时，红军就放弃根据地保存实力，到其它地方开辟新的根据地，或者在合适的时机再打回来。这种灵活的战术使红军能够避免在敌人进攻中遭受过大的损失，并且迅速恢复越打越强。

　　但是在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原有的苏区、根据地就成了国家的领土。土在国存，土失国亡，红军的进退胜败，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成为关系整个国家存亡的政治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建立，既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中共需要向人民证明自己的政治能力，建立革命的现实目标。但同时也成为红军不得不负担的成本，被政治的和地域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缚起来，渐渐失去灵活性和流动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保卫政权和国家的使命，必然要激起人们进攻和决战的强烈愿望与激进情绪，以至对形势发展、敌我力量对比等状况，做出“左”的错误估计。

　　最后的结果证明，以当时中共与红军的实力，无法保卫已经获得的革命成果。红军最终被政权的成本压垮全面崩溃，丢失中央苏区，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

　　而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失去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无法再用国际指示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最终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高层领导的更替，毛泽东实际成为最高领导人，迈出了中共独立自主的最关键一步。

　　共产国际花十年之功，才最终选拔出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共领导班子。但是四年之后因为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的严重脱节遭到反噬，最具有自主意识的中共领导人突破束缚走上前台，带领全党同志义无反顾地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在国内同志们经受艰苦的考验，最终完成脱胎换骨的蜕变之时，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开启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长征开始之后，因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共产国际只能依靠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与国内进行有限的联络。

　　王明在此之前已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书记处书记与主席团成员。他不但直接参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而且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核心成员之一。中国人在国际共运中所达到的地位，王明已经登峰造极。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王明就开始思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到1935年这一思想基本成熟。在这一年的8月，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并公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解放国土，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

　　八一宣言的发表在中国国内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鼓舞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社会各阶层对中共的充分肯定，并积极响应合作抗日。同时，它也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指明了方向。

　　王明能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一方面是由于他远离了国内两党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环境，能以较为超脱的心态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如何取得抗战胜利的战略问题，另一方面与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受国际指导思想变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面对当时法西斯主义掀起的反共狂潮，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与各国政府进行合作共同对抗法西斯的进攻。

　　这一政策要在中国落实，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企图，确保苏联的东线安全，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断定，只能依靠国民政府的力量。且不说当时中共中央生死未卜，就算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其虚弱的力量在他们看来也无法承担领导全国抗日的重任。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王明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而且后来正是仰仗这一功绩，王明试图上演“王者归来”。

　　同时又因为他提出这一主张背后对国共两党力量的片面估量，使得他这位曾经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脚下一滑又去犯了右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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